浅船

明代漕运主要实行河运，用于河运的是一种四百料浅船，它的式样已见前表。这种浅船“阔欲承载之多，浅欲盘剥之易。原定漕式，过越洪闸，涉历江河，最为轻便”（21），其船式适应运河水浅的情况，万历初河道总督万恭说：“祖宗时造浅船近万，非不知满载省舟之便，以闸河流浅，故不敢过四百石也。其制底平仓浅，底平则入水不深，仓浅则负载不满，又限浅船用水不得过六拿，伸大指与食指相距为一拿，六拿不过三尺许，明受水浅也。”

（22）《天工开物》卷九载有这种浅船的图样，并说它可载米 2000 石，按它的大小，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3）但这种四百料浅船最大装载量远超过400 石，实际运输中，正额漕粮加上各种附载，可超过七八百石，它的最大

装载量很可能达 1000 石，天启时工部尚书王佐曾说：“漕规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而“装载私货不啻数倍”，要“今后造船定以千石为限”（24）， 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虽然四百料浅船有规定的式样大小，但各地浅船仍有大小之别。湖广、江西的浅船因为要涉历长江，比别处为大。万历元年（1573）督漕参政潘允端曾以湖广、江西漕船“深大坚固，二船可抵三船”，建议以此改造别省漕船，可以节省造船经费（25）。万历后期虎贲右卫浅船曾“奉例改造大船由长江径抵江西水次领兑”（26）。万历中遮洋船改为浅船还特地指明要照山东浅船式样，可见山东浅船与别地也是不一样的。

四百料浅船每船用军十名，但浙江都司运船“每船或军十名，或十一名， 或十二名”（27），内选一名“身家有力者”为旗军，又“推一老成者纲领之，谓之纲司；次纲司者又有拦头、扶柁二人，相协持之；旗甲则管领之。凡出纳必周，悉于纲司籍记之，余则共利，少则共偿，其赢缩利害亦同也”

（28）。这种分工也存在于遮洋船。

早期河船并未统一为四百料浅船。永乐无年（1403）河运北京的船有三种：“自淮安用船可载三百石以上者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颍岐口跌坡下， 复以浅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坡上，别以大船载入黄河”（29），这次河运所用系是民船，尚非官府统一打造。永乐十年（1412）工部尚书宋礼打造浅船 500 只系二百料船，每船用 20 人（30）。《通漕类编》卷二载：“永乐至景泰，船料大小无定，其数比今多三之二。天顺以后始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船式大小何时规定史无明载。正统、景泰时船数达二万余只

（详后），远多于天顺额数，因运粮总数大致固定，天顺前船式必定较小。天顺五年（1461）漕运总兵徐恭要求改建运河诸闸，因为“近造粮舟高大， 闸殆不能容”（31），可见天顺时船式已较以前为大。天顺时大量减少船数， 并加以额定，一定规定了一种较大的船式。因此，四百料浅船式应该是天顺时确立的。

这种四百料浅船船式后来遭到运军破坏。《天工开物》卷九载：“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漕船志》卷三指出：“近来各船身长■阔，多添梁头，运军利于私载，运官敢于公占”，运军加大船式只是为了增加私货带运。万历四十七年（1619）直隶巡按毛一鹭说：每船所载漕米加以允许附带的土宜最多不过五六百石，“乃今各总船无不可容千石者”，而其中“江、广粮船体式愈大，令人骇目”，原因“皆由旗军帮造， 每船变产揭债，有贴至数金者，有贴至百余金者，遂放样长大，恣所欲为”， 以多装私货，沿途贩卖，谋取厚利，“盖彼捐本既重，价利必奢”（32）。江西、湖广船式的破坏较之他省更甚。天启六年（1626）户部尚书郭允厚亦说：“浙、直、江、广船之广狭同而载米之多寡异，此皆为私货地也”，要将江、广船“比照浙、直规式改造”（33）。这是因为各地船只都是统一成造，而江西、湖广漕船是由旗军自行设厂成造。运军私增船式，加重了“揽载之弊”、“胶滞之虞”，（34）运军“每于兑粮完后即满载私货以行，船重如山，势不得不滩浅起剥；移船如移山，势不得不前脱后壅”（35），严重影响了漕运。明政府多次下令如式打造，但令行不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史籍中说永乐时工部尚书宋礼最早使用浅船，但正如日本学者薮内清所说：“现在，内河航行的民船，大多数是平底的船，恐怕是自古以来就曾使用的。因此，在陈某（漕运总兵陈瑄——引者）以前，宋礼就使用了平底船，决不能说这就是宋礼发明的。”（36）即使在明代，洪武年间也已经由官府打造这种浅船用于河流，“太祖既得燕都，专设大河等卫打造二百料匾浅船，每一船载米二百石，经由黄河入济宁闸河，至临清下卫河以达北京”

（37）。

这种四百料浅船的来历，明代人又通常有这样的说法：“永乐中改海运， 遂改四百料（海船）为浅船，浅船因海船得名”（38）。这种说法仅出于载重相同的推测，从上文可见，显然是错误的。浅船之名乃是因其船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