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论丛

关于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殉难通山县九宫山的一点补充说明

李文治

关于李自成殉难于通山县九宫山问题，我在 1940 年着手《晚明民变》写

作时即开始注意，在 1944 年定槁时并申明自己的看法。大概在 1987 年，由于当时文物方面的需要，我又撰写《明代农民领袖李自成归宿问题考实》， 对过去的看法作了进一步说明。以后通山县博物馆编辑《闯王陵志》，把初稿送我审查，通过该稿，关于李自成殉难通山县九宫山问题补充了更多的文物，如《程氏宗谱》所记更为具体。可以说自成殉难地点已确凿无疑。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仍有争议，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加以说明的必要。现在湖北省和通山县政府为纪念李自成殉难 150 周年，进行学术讨论会，我就这个机会再作一点补充说明。

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古文献记载分歧。我在 1940 年开始从事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一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一是自成到湖南石门县入寺为僧论，如《虞初新志》、《甲申朝事小记》、《米脂县志》等书皆遵从此说。一是自成在战争中遇害或自缢死，主要是被杀说，如《明史》、《罪惟录》及何腾蛟奏报等皆谓自成战败死亡。关于有关自成战败死亡记载甚多，不一一列举。关于自成死亡地点也有二说，《明史记事本末》、《平寇志》、《明季北略》、《明季遗闻》谓自成死于罗公山，按罗公山属湖北通城县境，但当时负责作战的领导人何腾蛟、阿济格皆谓自成死于九宫山，九宫山属湖北通山县境。

1940 年我从事明末农民战争一开始即遇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多方搜集资料，经这几年探索，问题逐渐明朗，最后采取了自成殉难于通山县九宫山之说。1944 年完成《晚明民变》一书，把我的探索的结果写入书内。

一、李自成脱离队伍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

当时经过多方考虑，认为李自成离开部队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李自成出生于明朝末年，于崇祯二年（1629）参加农民起义，在漫长岁月里历经挫折，在当时几个主要农民军领导人中是唯一的一个不曾屈服于各种压力始终坚持战斗的一员。

如崇祯六年，这时李自成在农民军中才是一个小的首领，一度被围困于陕南车箱峡，局势甚危，人心惶惶，自成建议以伪降法脱险，李自成出峡后马上又投入战斗。

崇祯九年，李自成因屡战屡败，长期处于被动局面，有时潜伏陕鄂交界丛山中。崇祯十一年，其时农民军中的其他两个重要首领张献忠、罗汝才以寡不敌众，相继投降明军。独李自成继续在陕南坚持战斗，身边甚至仅余刘宗敏、田见秀等几位将领，妻子也被冲散。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曾屈服。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被围困在巴西鱼腹山中，所率部众多降明朝，明督师杨嗣昌乘机招降。李自成对杨嗣昌的投降令“出漫语”。李自成不但不屈服，并且对招降令进行了讥讽。这时部下将领刘宗敏因形势危迫，发生动摇， 李自成设法把他安抚住，继续进行战斗。在这方面，李自成同当时其他农民

军领袖相比大不相同。这样一个斗争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中途变节隐蔽是决不可能的。

李自成坚持战斗的精神，还可从他的思想意识方面进行考察。李自成经过十几年斗争，和封建文人接触机会渐多，逐渐形成一系列进步思想，如接受李岩“均田免赋”“贵贱均田”之说，在崇祯 13—14 年间占领河南时期没收贵族庄田分给农民，在洛阳时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大概在同一时期提出“割富济贫”之类口号等。当然，“均田”之说并未付诸实践，在当时条件下， 也不可能实行；但在赋税负担方面，相对明朝各种加派而言大为减轻，土地兼并之风暂时停止，从而农民军得到广大农民拥护。

李自成为维护农民利益，对部队约束比较严格，如令部队不得私藏金银， 行军过程中不得强住民房，除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即使进北京之后仍发布命令：“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对明朝官僚贪污腐化暴行一再进行制裁，如发布檄文，指责明朝官吏“贪税敛”“掳掠民财”“吸髓剥肤”等等。李自成对自己要求则很严格，布衣蔬食，生活朴素，不贪财色，以身作则（至于农民军进北京后，一些将官趋于腐化，是另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舍己为人的农民军领袖，中途为保全自己性命脱离部队，也是不可设想的。

李自成在所领导的部队中，深得将官和士卒的爱戴，如他的部队听到自成在九宫山遇害的消息时，“满营痛哭”。自成死后，部队分成几大股，盘踞在洞庭湖南北。清朝派人招抚，郝摇旗、田见秀及李锦、高一功等一再拒绝，最后投明抗清。人数众多，或谓“高、李部号二十万，刘体纯、袁宗第、张光翠、牛万才、塌天豹部各数万，不下数十万。”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又衷心拥护李自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李自成尚在，有足够的力量割据一方以图再起，抛弃部队入寺为僧也是不可能的，况且这时李自成原配高夫人尚在，其子李来亨尚在。

总之，无论从李自成不屈不挠、坚持战斗的传统，舍己为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军事力量还相当强大等方面考虑，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 脱离开自己的队伍并抛弃自己的妻子是决不可能的。

至于农民军中有的人到石门县入寺为僧事我不完全否认，他乃是李自成原来统率下的将吏，而绝非李自成本人。显然，李自成到石门县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

二、从李自成进军路线考查，他生前从未到过石门县

以上是从李自成一生为人处事和当时客观条件等方面进行考查，所谓李自成入寺为僧乃属虚构。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在他生前从未到过石门县。我从 1940 年从事明代农民战争研究工作，在 1940—1943 年从事农民战

争史长编的编辑，李自成、张献忠各为一编，其他起义群雄另为一编。长编按年月日编排，对各路农民军攻占地点、战绩、提出纲领口号等都分别列入。关于攻占路线，在我写《晚明民变》时并绘制成图表，一目了然。这时在四川筑庄，长期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图书馆藏甚多，所制图表基本可靠。

按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 3 月 19 日攻占北京城。四月二十六日放弃北京。当时李自成所统义军系分兵南下。当时分成几路，一路由陕西经四川东部南下；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统率，由陕西辗转至襄阳武昌。我根据当时所编辑的

《李自成纪事编年》绘制了图表，据表可以看出，李自成自武昌南下，所经湖北省各地，有咸宁、蒲圻、保安、金牛、崇阳、通山等县镇，最后到通山县九宫山。李自成在九宫山与地方乡勇相遭遇，战斗牺牲。

李自成死后，部将刘体仁、王进才等经过通城县向西南进军，到湖南巴陵、平江、湘阴、浏阳、宁州等地。

三、关于李自成死亡事，何腾蛟、阿济格的奏报是最有凭藉的文献资料 明朝湖广总督何腾蛟、清朝督师英亲王阿济格是当时双方指挥军队同李

自成进行战争的主持人，他们关于李自成死亡的奏报属于第一手资料，应该

把他们的奏报作为主要依据，其它文献记载只能提供参考。何、阿二人关于李自成死亡的记载虽不尽相同，但殉难于九宫山之说是一致的。

李自成死后不久，他的部下即援明抗清，何腾蛟奏报所说皆得自成将兵， 最为可靠。据何所奏《逆闯伏诛疏》：

为闯死确有证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事：⋯⋯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管赵庭壁、姚继舜， 咸宁知具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兵所逼，自秦豫奔楚⋯⋯ 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将军张双喜，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民 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湖阴，抚袁宗弟、蔺养臣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驻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何腾蛟是南明负责堵截李自成的重要领导，他预测李自成在北方失利，

势必率兵南下湖北，他以最高长官的身份下令各级地方官作好迎敌准备；二是呈报李自成在九宫山遇害详情；三是李自成部下报告李自成死事，而且众口一辞。这是当事人第一手资料，最为可据。

清方阿济格的奏报稍有不同，谓李自成为村民所困自缢死。但所说死于九宫山同。阿济格也是当时人，所说也较可据。

与两人所奏相比，若《虞初新志》、《甲申朝事小纪》以及《米脂县志》皆系传闻之辞，不可为据。《平寇志》、《明季北略》两书记事多错误，只能供参考，不可尽信。

关于李自成殉难地址，就过去所接触的文献资料而言，何腾蛟和阿济格的奏报最为可据，而以直接当事人何腾蛟的奏报最为真实而具体，湖北当时是他们的驻防地。

这几年在通山县新发现的《程氏宗谱》所记正相符合，这是更有力的物证。

总之，无论从李自成生前进军路线考察，或当时负责官吏奏报考察，更参酌当地《程氏宗谱》所记，李自成殉难于通山县九宫山已毫无疑义。更从李自成顽强坚定的斗争精神及当时所处的客观条件考察，入寺为僧说绝非事实。因此我还坚持 1944 年我写《晚明民变》时所作论断，李自成在南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下旬殉难，死亡地点是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

编者按：这是前辈史学家、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奠基人李文治先生于 1995 年 5 月在《光明日报》

纪念李自成殉难 35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