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戈闯志》实系伪作

张国光

笔者攻治文史，首重“修辞立其诚”，对于弄虚作假现象，一向勇于纠弹；例如近年我在《水浒》与《红楼梦》研究领域相继发表的一些辨伪（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打假”）的文章就不免得罪过一些人。今年九月，我由沈阳南返途中在京与明史专家、杂文家王春瑜研究员畅谈李自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彼此颇为契合。春瑜同志对于 1977 年湖北通山朱××其人所谓的由他珍藏了多年的《甲申弋

闯志》抄件之不真实的问题己有所体察。据他说：王戎笙研究员也疑此件为伪作。为此我把 1985 年打印在湖南举行的李自成讨论会上交流过的辨析《戈闯志》之伪的未刊稿，一字不改地再打印出来请他们分析，并供读者“赏鉴”！

一、缘起

1977 年 7 月《湖北文艺》（即今之《长江文艺》）编辑部组织了几位高等学校教师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到湖北通山县高湖公社座谈和撰写评论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的文章。笔者亦列名其间。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的墓地就在我们的住所附近。主持其事的是《长江文艺》编辑部副主任刘岱同志。我因事迟去了几天。去后听说当地民办小学的朱×× 同志交出了他根据记忆录出的所谓原由明末人写的关于李自成死难经过的文章。当时由通山县文化馆和《湖北文艺》编辑部合编的《通山县关于李自成之死的资料和传说故事》油印本，刻印了朱××交出的该文的全文，慈抄录于下：

乙酉岁弋闯志

顺治二年乙酉春，西平王吴三桂奉摄政王命，引先锋阿济格、多铎统尚可喜、孔有德部，分兵击西安。李闯率部自武关出关中。旋战，闯不利，东入襄阳。清军衔纵追击，闯猝退武昌。未几，武昌城陷，迫闯南奔，倍道咸宁，与部分兵。闯自率一股，径取黄沙，渡富水，走横石， 谋占九宫。遁李家铺饮马炊烟际，清军突至遭遇，闯旗麋，从者多败亡。单骑脱突进黄土洞，得樵夫助。饥疲转涉，误走葫芦造，求程氏九百兄弟午食。百不允，闯怒夺。由是百越岭追闯是时，吾寨勇百余人放铳鸣锣以助。闯腹背受胁，急趋林内而避之。百恃强与闯徒搏，百力怯，闯弋之。须臾，闯立欲夺路，猝遭吾寨勇之强弩火铳击毙。当有庄人怜者草葬之，呜呼！闯命该绝也！时顺治二年乙酉五月癸未。未，闯余股几欲犯吾庄，幸清庭屯军护守，方得安宁，渐如山岳之稳矣。

逾岁，九百君与胞弟俱浩赏荫封受爵，此乃理有固然者也。

余度成败利钝系天命，恤九百君在命。虑后世之变，故撰文以纪之。

谕嗣裔，诵圣贤书，安分无为得天地自然焉。愿传吾手迹者秘也！ 顺治二年乙酉腊

（光注：文中标点均据油印件抄录，“清庭”之“庭”应作“廷”） 以上就是当时大家所看到的《弋闯志》的全貌。朱××还写了一个《说明》， 被编排在此《志》之前，兹亦抄录如下：

关于我看到的朱万年的手稿的说明

朱万年是明末时期的庠生，高湖当地的地主豪绅。他的大儿子住山里朱，即李自成牺牲的地方，现为高湖公社高湖大队长二生产队。李自成死的时候正是朱万年的晚年。由于当时所处环境动荡不安，他对李自成之死作了记载。稿纸是腊黄的，很坚韧。手稿用文言文叙述，文章不长，主要从李自成兵败武昌、南下咸宁前记叙起，一直讲到李自成死止。据稿中所言，其意图有二：一、维护正统；二、怕李余部复回报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功”不要，赏不领，讨个安宁。此稿是 1960 年时，我从家传的古书堆中翻到的。以后，我一直把它放到身边，经常翻阅，并综合当地群众历代口传，私自进行了解、调查，对证手稿中一些内容。可惜手稿未能保留至今，因为 1966 年破“四旧”时烧毁了。下面是我回忆的原文，仅供参考。

高湖公社高湖大队山里生产队 民办教师朱型邈（现年三十二岁）

1977 年 7 月 20 日

（光注：此油印件我保存至今，就是为了要弄清它的真伪） 二、为什么《乙酉弋闯志》又变成了《甲申弋闯志》？

当时，由于先到高湖公社的一些同志，大都不是学历史的，因而颇有信此《志》真出明末人之手者。但我看了以后就认为这是伪作，我的同事王陆才、李悔吾同志大体支持我的看法，我就找来朱××当面质询，但朱矢口说这是真的。我要他交出原件，他说原件“扫四旧”时烧了。由于他很喜爱此件，“文革”前常带在身上不断拿出来读，因而背得一字不错、不漏。他还发誓不惜以任何代价“担保”此《志》不伪云云。但我明确指出：此《志》很不可信，其理由大致如下：

其一，多铎、阿济格系清朝的亲王，怎么反而由降清的吴三桂指挥？且吴三桂并未到湖广，何必在《志》中提他？

其二，此文作于乙酉岁腊，而当时通山已归清朝统治，朱万年何敢对清军不称“大兵”而目之为“清军”？

其三，李自成当时明明是顺江东下，其前锋已到九江，因为被清军阻击失败才折而回军，由江西西北部入兴国（今湖北阳新县）境转道通山被杀害的。而此《志》却说李自成是直接由武昌南奔，这方向就不对。

其四，明明是程九百杀害了李自成，怎么说反而是李自成杀了程九百？ 且程九百之任德安府经历见于府志和通山县志，作《弋闯志》者何以反而不知？其实所谓程九百为李自成所杀，乃当地民间的错误传说。

其五，说：幸得清朝屯军护卫，朱姓才免于殃及云云，尤为无识，身居

九重的清统治者，会特下诏谕派军保护一个乡僻小县的村落吗？再说程九百得到的奖赏只是一个经历职衔，何得谓之“封荫爵显”？

其六，既然此《志》并未犯清朝忌讳，何需于文末切嘱子孙“保密”？ 其七，也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在手头无参考书的

情况下，故意说我查了书，顺治乙酉年五月并无癸未日（实则癸未即初二日）， 只有四月才有癸未日，或者说甲申年五月才有癸未日。而此《志》却作五月癸未，足证其不可信。

其八，我还质问朱××：你说原件你发现后常带在身上，不断拿出来读， 因此一直能背诵，但三百几十年前的纸张经得起你这样折迭、磨损吗？

我除了举出这些“反证”以外，又多方开导要朱××交出原件，并说党政机关会给他以应有的鼓励的，希他不要“保守”。但朱仍然矢口保证自己交出的材料一字不错（我和朱几次谈话的基本内容李悔吾同志是知道的）。但是在我们离开通山后不一月，编辑同志告诉我说，朱××交出了《弋闯志》的原件，并把“原件”的照片给了我。我一看和原来油印本大为不同，而且

（有些地方）简直是照我的质询改了的，故判断此件更不可信。因此我在由我执笔与李悔吾同志合撰的《李自成在湖北抗清牺牲经过及其墓葬问题》一文中，未提《弋闯志》一字。此文发表于 1977 年年底出版的《武汉师院》校

刊 1—2 期，次年元月八日武汉师院专为此文请湖北各院校、博物馆及文化界专家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均有报道。当时尚未调来武师的童恩翼同志就质问我们为何在文中不提《弋闯志》？我答：因为已判明它是伪作；我们既明知其伪，又何必把它引来淆乱视听呢？同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评论集》（共发行十万册），《墓葬问题》也经我们修订补充收入此集，仍然未提《弋闯志》一字。为了便于读者“欣赏”和辨析这一篇“奇文”，特将所谓《甲申志》原件的全文抄录如下，请读者以之与《乙酉志》对勘，即思过半矣。

甲申岁弋闯志

顺治元年甲申仲春，清大将阿济格、多锋奉摄政王命，引平西王吴三桂，统尚可喜、孔有德部，分兵击西安。李闯率众自武关出关中。旋战不利，东入襄阳。清师衔纵追击，仓促退武昌。未几，南奔流，占九江，图金陵未遂。折洞庭，倍道宁洲，径取横路，与部分兵，自率一股， 谋占九宫。湘勇合剿，遁李家铺饮马，清军突至遭遇，从者败亡。单骑脱突，进黄土洞，得樵夫助，饥疲转涉，误走葫芦造，乞者食。时源口寨首勇程九百闻，遂领寨勇剿逐至牛迹岭下。吾寨百余众亦放弩铳，闯趋林内而避。诸勇奋力，犹未能近。须臾夺路，犹遭弩铳击毙。九百◻ 其酋，尽得剑、骑、缨盔、龙袍、佩玉，献于督宪军门佟。翌日，有庄人怜者草葬之。时顺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呜呼！闯之殄灭盖时命蹙焉。未，余股几欲犯吾庄，幸本县奏议戌守，方得安宁。秋，督宪军门诰赏札封九百君德安府经历，此乃理有固然者也。

余度成败利钝系天命。观今世渐如山岳之稳，虑后世之变，恤诸被剿殒命者，故撰文以纪之。谕嗣裔，诵圣贤书，敦厚周惧，安分无为， 得天地自然焉。昔汉丞以慎成事，吾谨愿传《志》者秘也。

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拙录

民国元年仲秋，八世孙麟安移录

（光注：文中标点，系我加的，原文是繁体字） 三、辨《甲申岁弋闯志》之伪

像这样一篇《甲申岁弋闯志》即使粗粗一看也会知道它漏洞百出。不料通山的某些同志却信以为真，并把它陈列到 1979 年建的李自成生平陈列馆

中，而在展览时他们又有意避开如下关键问题：就是朱××于 1977 年 7 月交出的《弋闯志》本作《乙酉岁弋闯志》，而这次交出的所谓“原件”则作《甲申岁弋闯志》，而且彼此内容大相径庭这两点而不加说明。

像这样明显的赝品被作为重要史料陈列，自然要引起非议。恰好 1981 年突然流行了李自成退隐至湖南石门夹山为僧寿至七十而终之说，这种本来就是伪作的《弋闯志》，自然就成了持“夹山说”者讥评的对象。《求索》1981 年 3 期发表的陈俊武等三同志写的《九宫山闯王陵观后质疑》一文即其代表。但我以为：

他们指出的所谓展览馆“陈列甚少”这个意见很是，而且所陈列的文献资料也确如所评，不免真伪杂陈。例如陈俊武等所引的《弋闯志》， 我在七七年就已觉得它来历不明，曾经当面向那位自称在朱氏家谱中发现此资料的同志询问，他初言原件已烧，仅凭记忆录下原文，当时我曾指出他所谓的原文不合理。我们走后，他才向当地主管部门交出题为《弋闯志》之件。我看其内容与原文所交代的颇有差别，有些话与我提过的诘问意见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件后署民国元年过录，它的价值自然更要大打折扣了。不料这一《弋闯志》也被作为重要史料陈列。⋯⋯ 这就是以伪为真，并以伪乱真了。（《求索》1982 年 1 期所载拙文《湖北通山李自成墓应非伪托辩》）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止步。但出乎意外的是：正当我在《求索》揭露《甲申岁弋闯志》之伪的同时，《武汉师院学报》1982 年 1 期发表了童恩翼同志的《李自成败亡及余部降清到联明新探》一文，同时制版发表了《甲申岁弋闯志》还由童同志标点并夹注，且对它作了高度评赞。接着《光明日报》又报道了它被“发现”的消息。由于学术界不解此件出笼的经过，加上童恩翼同志又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样就使人不由得不相信井引用它。更巧的是天壤间也许只有我了解此事的部分真相，如果我不出来说清楚，这一学术公案将永无澄清之日，因此我不得不作如下的说明和辨析：

童文为了耸人听闻，特安一个《天壤遗文志“弋闯”》的小标题，又夸大其词地写道：“这是天壤唯一的一份当事人记李自成死情的材料，它对于研究此段历史——特别是李自成之死这个问题——的价值，不待本文赘言了”。其实应该说：这根本不是当事人对李自成牺牲经过的纪录。它不仅无史料价值，而且出于迷信它，还会造成李自成之死和明末历史研究中的混乱。当然，学报如此郑重其事地发表这一伪《志》，以致弄得史学界争论不休， 这是不妥的，但是这却不能怪编辑，其主要原因是童文略去两个重要的环节未曾交代，即该文只字未提朱××在 1977 年 7 月交出的《弋闯志》与他后来交出的所谓原件颇为不同；又不提朱××在交出《乙酉志》时，曾指天誓日， 作了绝对无误的保证；而后来交出的《甲申志》则与《乙酉志》大不一样， 仅由此即可见朱××之话不大可信也。

童文也不讲当时我曾找朱谈过几次话，并当面指出朱交出的“默录件” 有许多错误，因而可能导致朱后来交出的所谓“原件”比《乙酉志》从总体来说，要合乎历史一些的原因，据我的分析：因为朱××略读过私塾，能读写简短的文言文。由于从 60 年代起，见到当地对李自成就很重视，井要为之修墓；他才谎称自己看到过什么李自成之死的第一手材料的。但当干部动员他交出“原件”时，他因无原件可交，只好诡称是在“文革”中连同家谱一起烧了，仅背得原文，这明是搪塞人耳目之词。不料当时遇到我当面指出了该文破绽百出。他虽口强而心虚，故在我走后不到一月，他又称自己找到了“原件”，意图用它来掩盖前件之漏洞，其实不过是利用旧帐本的纸张写了一段不通的文言文而已。如果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提高鉴别能力，对它不轻信， 不妄传，这个《弋闯志》本来就不值得一谈，却不料童同志如此看重它，并为它打了“包票”并特予高度评价，这是《弋闯志》之幸乎？不幸乎？

读者也许要问：我何以知道童同志肯定是了解朱××前后交出的两《志》的内容大不相同的呢？君不见童文明说 1977 年夏评论《李自成》活动时，他也“躬逢其盛”么？他总不会没有见过刊登在油印《资料》上又发到所有撰稿者手中的《乙酉弋闯志》吧？既然见到了为什么不同时把它发表出来（至少是应向编辑同志说明），以便读者比较前后两《志》的不同而判断其真伪呢？

不仅此也，童文还称此《志》是朱××珍藏的“一件祖传的目击李自成之死的宝贵文献。但他坚不肯以原件示人，伪称在‘破四旧’中已烧毁，在我们离开半年以后，经县委有关领导作工作，终于献出原件”云云。试问在1977 年 7 月之前县委领导、公社、文化馆的同志不是已对他做了许多工作么？ 为什么那时他不交出“原件”？难道他当时交出来，还会有什么大祸不成？ 又童文说朱××交出《甲申志》在半年以后，意即在 1978 年 3 月以后，这也不对。——回忆起来：我和李悔吾同志由于要调查李自成文物并参阅有关方志，就在八月底回武汉了，而在九月间就接到《湖北文艺》同志给我的《甲申岁弋闯志》照片。次年元月八日开座谈会时，湖北省博物馆的同志就曾从我们这里把它索取去复制。这都说明童文把朱××交《甲申志》的时间拉后许多，是不合事实的。

再说，作为一个吏学研究者，童同志不会不了解一件顺治初的史料和这一史料二百十年以后的抄录本比较，其价值是有天渊之别的。而且他已承认朱××交出的是“民国元年移录”的《弋闯志》，可仍然不假思索地称之为 “宝贵文献”。设想真的出现了顺治初年的手稿，那他又会怎样地抬高他呢？也许是由于《求索》发表的拙文引起了童同志的兴趣吧？他于 1982 年春

就重去通山作过一次调查，并于 1983 年 3 期的《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李自成通山之死实地考察记》一文，其中的一大段话其实是针对我否定《弋闯志》的意见作的驳答，他写道：

民国元年移录《弋闯志》的朱麟安，系一位念过私塾的中农，一生足未出乡里。朱型邈为麟安之孙，亦即《弋闯志》撰者朱万年的十世孙。乡居的朱万年虽然对于全国斗争形势不甚了解，但是李自成是从武昌往“南奔流”，先顺江而下，在九江附近受挫后转入通山，欲取道江西宁州“折洞庭”（即入湖南）这个总的动向和经过，还是知道得相当清楚的。

民元移录件《弋闯志》和《程氏宗谱》均把“顺治二年乙酉”讹为

“顺治元年甲申”。这大概是因为“顺治元年甲申岁”为“鼎革之年” 在历史上太著名、太重要，事隔百年后，《弋闯志》的移录者与宗谱的续修者这些山村的老冬烘们，由于历史知识缺乏，遂行妄改。然而涂鸦痕迹还是明显的。如李自成遇害之日为“五月癸未”，系于乙酉年，为五月二日；改于甲申年，便成了五月五十六日，不仅完全不合乎干支纪日，古今中外亦无此历法。这又是朱麟安辈知识所未能及的。对童文如上这段话，我的驳议如下：

其一，他说查到了朱万年家谱，证明此人是邑庠生，而朱麟安是其八世孙，

1951 年始去世云云。却不想想，朱万年、朱麟安真有其人是一回事，而他们写没有写、抄录没有抄录《弋闯志》则是另一回事呀！

其二，它说：朱万年在乙酉时方二十二岁，志中“喻嗣裔”一语不类青年人口吻，因此拙录之录，当“训代记录”云云。这不知是哪一家的“训学”？ “拙录”明出于朱××的杜撰，但其意等同于“拙笔”实甚明显。怎能解为“记录”？童文推算朱万年甲申、乙酉之际才年过弱冠，因此不可能老气横秋地“喻嗣裔”云云，这不正是发现了朱××作伪的又一证据吗？

其三，《弋闯志》之尾说“以愤成事，谨愿传志者秘也”云云，简直是词不达意。作为邑庠生的朱万年当不至如此不通。而且此《志》又没有说出到底为什么要子孙对此事保密的缘由。对此，童文又曲为之词，说什么源口寨勇程九百本是“一条横行乡曲的凶恶地头蛇，此时已因杀害李自成有‘功’ 官封德安府经历，气焰更是炙手可热，他是一心要独占全‘功’的⋯⋯朱姓地主武装⋯⋯不敢染指”。“乡下人怕是非的心理应是《弋闯志》作者要‘以慎成事，谨愿传志者秘也’的原因”。其实朱××曾经对我讲，当时朱万年要子孙保密是怕李自成余党的报复。不料童同志又别出心裁，把问题扯到程九百头上。试问说程九百是“一条横行乡曲的凶恶的地头蛇”有何根据？即使他是“地头蛇”而又“凶恶得很”的话，那山里朱寨的朱姓地主武装又何需惧怕他到那样的田地？何况若据《甲申志》中“吾寨百余众亦放弩铳”一语来分析，朱氏既有百余名寨勇，又有“先进”的武器，而掌握这一支武装的族长不正是更为凶恶的大地头蛇么？怎么反而会拜倒在“寨勇”程九百名下呢？据我看：高湖一带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哪里有什么拥有百余名掌握弩铳等武器的乡勇的大地主呢？

其四，童同志在前文说《甲申岁弋闯志》题中“甲申”是误改，现在又申述云：“有清一代漫长的岁月里，《弋闯志》在当地朱姓族人中秘密传抄， 历时既久，遂不免有以下几处讹夺：如将宁州写作“宁洲”。乡勇写作“湘勇”，将顺治二年乙酉，改“顺治元年甲申”云云，童同志虽然指出《弋闯志》中的阿济格和多锋非清初的译名，但仍以为这乃是《弋闯志》的传抄者据后一规范化的译名而窜改的。其实这明显是朱××因为缺乏历史常识在作伪时露出了马脚。由于 1977 年 8 月我对朱××分析《弋闯志》不可信时，并没有指出这一点。如果那时我指出了阿济格与多铎的译名原应如何写，估计他在《甲申志》中是会改过来的。至于“湘勇”、“宁洲”乃是后来出现的误写。并未见于《乙酉志》。因此我在分析《乙酉志》之伪时并未涉及这两个问题。

要问朱××为什么要把《乙酉志》改为《甲申志》呢？据我看：这是由于我对他讲过乙酉年五月无癸未，除非甲申年五月才有癸未。又因为朱原来

伪作《乙酉志》时，并未读《通山县志》，以致说什么程九百是被李自成杀的。到 1977 年 8 月他才看到《通山县志》，而该志恰好把李自成的死难之年误为甲申年，于是朱××遂以为找到了可靠证据，因而弄巧成拙地又把《乙酉志》改为《甲申志》了。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就会通过《弋闯志》的诸多谬误，判断它是伪作。而童文却诿之于“辗转抄写致误”云云，这是毫无说服力的。再说：童文既然承认了这篇《弋闯志》是辗转抄的文字，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抄错了，那它又怎么配得上称之为“天壤遗文”、“宝贵文献”并予制版发表呢？

更应辨明的是？童同志为了钳制批评者之口，却讲了这样一番“大道理”，他说：“古人著述一经改窜，每滋后世之疑，然而涉猎了一点校雠学和古籍版本学的人不会对这种现象大惊小怪。”这无异于指责怀疑此件的人连起码的校雠学、版本学也不懂。但是我们倒要反问一句：像这样十分拙劣的赝品——《甲申岁弋闯志》却被他尊之为“宝贵文献”，这到底是哪一家的校雠学、版本学呢？

四、怪事！“宝贵文献”的“发现”者，并不重视自己的“发现”

读者如果认为我对待《弋闯志》的态度未免过于严峻了些的话，那就请看看原发现者朱××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发现”的这一“宝贵文献”的吧： 1981 年 4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史学版在《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

成结局的不同看法》的总标题之下，发表了两篇文章，而其第一篇即是朱×

×写的《李自成通山之死的真相》一文。论说这该是作者大肆宣传《弋闯志》的一个好机会吧；可怪的是通观此文，作者总共只引用了《弋闯志》中的两句话，而且是很不重要的两句话；一、“适李家铺饮马”；二、“翌日有庄人怜者草葬之”，如此而已。作者为什么这样轻视《甲申岁弋闯志》呢？主要原因当是由于这两年开展李自成之死难问题的讨论，已经使许多史实的细节在群众中一目了然。这样，《甲申志》的破绽也就暴露了出来。如果还要把它吹作“宝贵文献”而一一引用，那反而会使人抓住把柄。为此，朱文就尽量引证其他的材料，而把《弋闯志》放在无足重轻的地位。但他其实并没有看到多少文献，朱文中所引用的史料大都是从拙撰《墓葬问题》和童恩翼同志的《考察记》，以及驳“夹山说”的拙文中转引来的。例如朱文写道： “有降卒言李自成败走时才二十人，杂于军中，随即突围了（见阿济格《奏疏》）”；这明是从拙文《驳所谓李自成“退隐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说》中转引来的。拙文写道：“阿济格根据投降的和被擒的大顺兵俱言自成窜走时， 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又不能自脱，遂自缢死”上奏⋯⋯（《武汉师范学院报》1982 年 1 期）这当是朱文之所本。但朱××却不注明引见《清世祖实录》某年，而迳注云：“见阿济格《奏疏》”似乎真有这样一本书， 这不是弄巧反拙吗？

且不谈朱××历史知识之疏，只谈他这篇大作。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弋闯志》是自己拙劣的杜撰。他写道：

（李自成）撤退到湖北时为了侦察九宫山的地形，试图商洛再起， 便上了九宫山⋯⋯“势孤人稀，兵源难筹，即罢念，下了山。正当他适李家铺饮马时，殊不知清军阿济格部从山阴处捷足先登，⋯⋯清将瑚沙

猛以大师薄山下，直捣中坚入贼垒，贼俯首就歼，独索自成不得（见《记灭闯、献二贼事》）⋯⋯有降卒言：自成走时才二十人，杂于军中便服突围了。李自成的确突围进了‘皇躲洞’，⋯⋯三家姓李的人在清兵撤围后，才引李启成西行，⋯⋯会合了参将张双喜、亲兵刘伴当等五六个人来到了小源堡，⋯⋯李设法冲过源口寨往牛岭方向，上大仰山，过余家巷，到宁州然后入平江、浏阳。在途中与土匪程九百交手被李自成打败。程又喊来了程可善、可南、可厚三兄弟助战（《程氏宗谱》）。这伙人一直把李自成⋯⋯追上了牛迹岭小月山，前面张家寨里的张里正、程华楚、程湘楚、余学试《思》等人堵死了寨门，并放弩、铳相助。⋯⋯ 李自成等人被包围了，⋯⋯李自成被困小月山下，左冲右冲不得脱，⋯⋯ 张双喜仅得驰马先逸，刘伴被冲散了。（见《烈皇小识》）李自成身临绝境。⋯⋯李自成夺路突围中流矢，程九百乘机扭住李自成⋯⋯金华生猛扑了上去，从李自成的身后猛击其后脑勺，李自成头破血流，⋯⋯众狂徒一拥而上按自成于地，这位⋯⋯豪雄至此⋯⋯长眠在牛脊岭小月山下，翌日有庄人怜者草葬之（见《弋闯志》）。⋯⋯”

我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朱文中这些话，是想说明朱文虽然是七拼八凑地成篇，但是由于作者毕竟正视了事实，引用了驳“夹山说”的拙文中充分强调为“非常重要的史料”的张玉书的《纪灭闯、献二贼事》和明末人写的《烈皇小识》，以及当地陆续出现的家谱，因而朱××此文毕竟片断地反映了一点史实真相。但此文说李自成打算如商洛之再起，乃系据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而产生的附会。其实据我的考证，李自成在崇祯十一年四月被击溃后，并未在也不可能在商洛练兵，以图再起也（此别有论列）。不过本文所要指出的则是由这篇《真相》联想到它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 1977 年秋交出了那份《甲申岁弋闯志》的朱××呀。这篇《甲申岁弋闯志》，自从被史学研究工作者童恩翼同志称之为“天壤遗文”、“宝贵文献”，予以制版发表以后，已引起史学界广泛的注目。但奇怪的是它的“发现”者却很不重视这一“宝贵文献”，竟至在自己写的谈李自成死难真相的文章中很少提到它呢？为了弄清事实，且让我们把童恩翼同志于 1982 年 1 期的《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公布的朱交出的所谓《甲申岁弋闯志》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自成）仓促退武昌，未几南奔，流占九江，图金陵未进，折洞庭、倍道宁洲，径取横路，与部分兵，各自率一股，谋占九宫，湘勇合剿， 遁李家铺饮马，清军突至遭遇，从者败亡，单骑脱突⋯⋯误走葫芦造⋯⋯ 时源口寨勇程九百闻，遂领寨勇剿至牛脊岭下，吾寨百余众亦放弩铳，⋯⋯须臾夺路，猝遭弩铳击毙⋯⋯九百◻其首，翌日有庄人怜者草葬之⋯⋯

不言而喻，这个《弋闯志》和前引的朱文一对比，有极大的矛盾：

其一，朱文说：李自成是被清朝劲兵攻击，失败后才下山的，而且由“直捣中坚，入贼垒”等句，可证李自成曾在九宫山筑垒布阵，进行抗战。他是失败后才带二十人突围，又会合了参将张双喜和亲兵五六人到小源堡的。而

《志》则说李自成只是“谋占九宫”但并未上九宫山，也未遇清的劲兵，只是被乡勇（按《志》误为“湘勇”）打败，才遁往李家铺的。

其二，朱文说自成被包围时带有二十人，又有参将及亲兵五六人追随； 而《志》则说李自成是“单骑脱突”。

其三，朱文说程九百是土匪，而《志》则说程是源口寨首勇（按“土匪”

之称，显然不符合事实）。

其四，《志》文说李自成是在朱万年的寨子前牺牲的。童恩翼同志从而作了如下的描写：

此时⋯⋯山里朱寨“百余众亦放弩铳相助。李自成在占绝对优质的敌人的围攻之下惨烈牺牲，翌日有庄人怜者草葬之”（《弋闯志》）于山里朱寨墙外，时在一六四五年五月二日（《李自成通山之死实地考察记》，《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 3 期）。

其五，朱文说，李自成是与程九百搏斗时，程外甥用铁铲猛击其后脑勺而死；但《志》则说是因为朱寨百余寨勇放弩铳，自成猝遭铳击毙，于是程九百“◻其首”的。

其六，朱文未说李自成死难的年、月、日，而《志》文则云：时为顺治甲申五月癸未。童恩翼同志以为“甲申”系乙酉之误，而乙酉五月壬午朔故以癸未为五月初二，因而断言自成死难于 1645 年 5 月 2 日。实则所谓《弋闯志》根本不可信也。

通过如上的对比，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其一，朱文有某些内容，尚属可信；而《志》则全系伪托。

其二，既然《弋闯志》已被原来的“发现者、珍藏者”自我否定，足见我在《湖北通山李自成墓非伪托辨》一文（《求索》1982 年 1 期）中指出的此《志》系伪作的判断，已得到充分证实。

至于朱文中所引“适李家铺饮马”及“翌日乡人怜者草葬之”二语，乃当地民间传说，是我们 1977 年 7 月去通山调查时就听到了的。朱××原来未看过历史文献，所以只能据当地传说，写入《弋闯志》中。但当地人是说李自成并未上九宫山，他只是在九宫山麓之李家铺饮马，而朱文却把此一语移来说明了自成在九宫山失败之后下山来饮马。如此张冠李戴，更可见他思路是如何的混乱。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朱文所谓李自成“设法冲过源口寨往牛岭方向上大仰山，过余家巷到宁州，然后入平江、浏江”云云。这段话并未见于任何文献，也非当地传说，又未见于《弋闯志》。它是从何处引来的呢？试一覆按就知道这是从童恩翼文章中抄来的。童恩翼同志的《考察记》写道：

显然李自成是在富池口大溃败后，为了迷惑清军⋯⋯自率一股人马数不多的轻骑⋯⋯趋九宫山下⋯⋯打算翻⋯⋯山抄近道先期进入赣西宁州地区的。

这段话明是为《甲申岁弋闯志》中“折洞庭，倍道宁洲（按“洲”应作州） 径取横路，与部分兵，自率一股谋占九宫”云云作的注疏。但童同志如此苦心孤诣地为《甲申岁弋闯志》弥缝补漏，是徒劳的。因为朱××在 1977 年 7

月 20 日交出的《乙酉岁弋闯志》明明写作：

武昌城陷，迫闯南奔，信道咸宁，与部分兵。闯自率一股，径取黄沙、渡富水、走横石、谋占九宫⋯⋯

这段话基本与当地的传说一致，这也说明《弋闯志》是根据当地传说伪造的。但是《甲申志》的写法为什么又不与此相同呢？这是因为我于 1977 年 7

月在通山当面驳了朱××，指出《清实录》明记大顺军是向九江方向进发， 李自成是由东下折而西上南行，才死于九宫山的。显然朱××知道他交出《乙酉志》已被看出漏洞，于是就在《甲申志》中改为“南奔，流占九江，图金陵未逞，折洞庭，倍道宁州，径取横路，与部分兵，自率一股谋占九宫”了。

不难看出此《志》作者头脑十分冬烘，连九江在东，洞庭在西，都距离通山很远这一点也不清楚。至于“倍道宁州”一语，明是说李自成曾经赶到宁州， 然后才由宁州到横石。其意谓李自成先占了宁州，然后才入通山境，其谬误更为明显。正是这样一个连东南西北方位也搞不清楚的《甲申岁弋闯志》， 竟被我们的史学研究者称之为“宝贵文献”，并且要根据它来确定李自成的殉难月日，岂不太可怪了吗？

1985 年 3 月于湖北大学中文系

附记

已有湖南同志从抄写方式上看出《甲申岁犬闯志》系伪作。理由是：从该影印件可见此文开头低了两格，这显然是“五四”以后的新式抄写法，民国元年的人写文章，决不会如此抄写也。又我认为如系顺治初的人的原作， 其标题必为《殖闯贼志》，决不会写作“弋闯”。朱××不会写“殪”字， 故而错用“弋”字代替。他心目中的李闯已不再是“流寇”、“元凶”，因此遂不敢以“贼”目之耳。

张国光 1996 年 10 月 28 日

节录湖南《求索》杂志 1985 年 6 期所刊张端洁先生文

持通山说的同志找到了一篇：“天壤遗文”，即所谓《甲申弋闯志》。它不仅制版附刊于童恩翼《李自成败亡及余部降清到联明新探》（《武汉师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而且《光明日报》报道了它被“发现”的消息， 姚雪垠在《文汇》月刊上发表文章也以此作为新证。值得指出的是，湖北大学张国光虽然笃信通山之说，但他对这种以伪乱真的情况十分不满，特别在石门会上作了说明和辨析。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道：1977 年第一次去通山时，他看到当地民办小学教员朱某根据记忆录出的所谓由明末人撰写的关于李自成死难经过的文章（油印件），题为《乙酉弋闯志》，其中谬误百出， 如说“吴三桂奉摄政王命，引先锋阿济格、多铎统尚可喜、孔有德部，分兵进击西安”等，当即提出八点质询，朱某都无言以答。但质询时，张在未查典籍的情况下，贸然说顺治二年乙酉，可能是顺治元年甲申之误。不料以后朱某交出的所谓珍贵资料《甲申岁弋闯志》，内容通通按张的质询作了改定， 其中虽然也改正了一些史实和逻辑上的谬误，却将原来正确的年代“乙酉” 错误地改成了“甲申”。这就是《甲申岁戈闯志》的炮制出笼经过，其实， 在此以前，包括张国光，已有好几位同志曾经指出其为伪作，不过因为通山说者仍然据为宝贵文献和新证，张国光在会上的这番辨证就不是不必要的了。

张国光，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李自成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顾问。著有

《（水浒）与金圣叹研究》、《古典文学论争集》、《文史哲学新探》、《金圣叹学创论》等书，及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