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与蓝玉党案

陈高华

明初巨富沈万三秀是个传奇人物。小说《金瓶梅》第 33 回，潘金莲对陈敬济说：“你还捣鬼？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第 72 回，潘金莲与孟玉楼说：“‘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怎么不晓得？雪里埋死尸，自然消将出来”。《金瓶梅》是明代后期产生于山东的作品，书中一再提及沈万三的这段话，显然是当时流行的

民间谚语，可见沈万三在当时大江南北已是无人不晓的人物了。

作家余秋雨的名篇《江南小镇》①，对周庄的风物人情以及沈万三的事迹作了生动的描写，引人遐思。沈万三当年的住宅（“沈厅”）至今仍存，借人凭吊。但是，有关沈万三的记载，大多出于稗官野史，类多传闻之词。陈学霖先生说：“沈万三亦是明初名人，但是生平事迹不详，流传的都是神异的野史稗闻。万三原名沈富，又称三秀，是太祖朝传奇的苏浙富户，一说是苏州吴县人，一说是浙江吴兴人”。②可见这一传奇人物的生平，仍是未解之迹。可幸的是，近年出版的《逆臣录》③，为我们了解真实的沈万三，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逆臣录》5 卷，是朱元璋敕命翰林官员辑录的蓝玉党供状，研究蓝玉党案的珍贵原始资料。该书第 5 卷收“豪民顾以成等”的供状，现转引顾以成供状如下：

一名顾以成，即学文，系苏州府吴江县北周庄正粮长。状招：因见凉国公总兵多有权势，不合要得投托门下。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内，央浼本官门馆先生王行引领，前到凉国公宅内，拜见蓝大舍之后，时常馈送礼物及异样犀带，前去往来本府交结，多得意爱，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有凉国公征进回还，是学文前去探望。本官正同王先生在耳房内说话，言问：“这个是谁？”有先生禀说：“是小人乡人沈万三秀女婿。” 本官见喜，赐与酒饭吃饮，分付常来这里说话。本月失记的日，又行前到凉国公宅内，有本官对说：“顾粮长，我如今有件大勾当对你商量。” 是学文言问。“大人有甚分付？小人不敢不从。”本官又说：“我亲家靖宁侯为胡党事发，怕他招内有我名字，累了我。如今埋伏下人马要下手，你那里有甚么人？教来我家有用。”是学文不合依听，回对一般纳粮副粮长金景并纳户朱胜安等说知前因，俱各喜允，前到本官宅内随从谋逆。不期败露到官，取问罪犯。

按，从《逆臣录》记载可知，吴江粮长顾以成是蓝玉案的犯人之一，而这个顾以成正是沈万三秀的女婿。王行向蓝玉介绍时，特别强调他是沈万三秀的女婿，由此亦可见沈在当时的影响。《逆臣录》所载各犯罪状，大都是牵强附会之词，实不足信。顾以成之所以被牵连入蓝党案，实际上是一起风流事件引起的，民事纠纷发展成为政治事件。具体情况，在明代中期地方志

《弘治吴江志》卷 12《杂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吴江有陈某者，同里镇人，洪武中为序班。一子，呆呆无取，妻梁氏，国色也，且知书善吟。时沈万三家赘婿顾学文，同邑周庄人，知而慕之。因充粮长，舟行往来，常泊其家河下，时或声妓豪饮，或乘凉浩歌，或假道登厕，梁每窥视焉，顾乃厚赂恶少数人，诱其夫昼夜饮博，计嘱卖婆持异样首饰往货于梁，梁虽酷爱而以无力偿价辞，卖婆曰：“不必言价，顾官人只要娘子一首诗便了。”梁问故，则示以顾意，谓少年俊美，德性温良，娘子若肯相容，更有美于此者。梁笑而无言，竟以手柬答之。顾即酬以诗章，遂成私约。

时序班有兄号陈缩头者知之，乃谕意稚子，日造其室嬉焉。顾适以诗至，以松月图书署尾，梁览毕，撦成纸燃置灯檠下，随被稚子窃去。缩头补辏成幅。封寄序班。序班沉思，以为辱及门户，且不足以致其死，因循久之。乃洪武二十六年春，适梁国公蓝坐事在拿，序班从旁面奏： “臣本县二十九都正粮长顾学文出备钱粮，通蓝谋逆。咋听置谕，不出

城，见在勾栏某娼家宿歇。”诏捕之，果于娼家获焉。连及其父常，弟学礼、学敬，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父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顾小指其仇殷子玉等七十二家，其七十二家之中各互相扳指莫阿定、莫宴、张é、侍郎莫礼、员外郎张瑾、主事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干家。由此党祸大起，蔓延天下，俱受极刑，至三十一年方息，梁亦被父逼令缢死焉。

《弘治吴江志》，莫旦纂。刊行于弘治元年（1488）。莫旦是成化乙酉

（1465）举人。此书自序中称，早在天顺丁丑（1457）成书 10 卷，中举后再

加编辑，日积月累，成 22 卷。蓝党案发生于洪武 26 年（1393），与此书初稿成书相距不过五十余年，与此书正式刊行相距亦不到百年。从时间上看，

《弘治吴江志》无疑是明确记述沈万三事迹的较早文献之一。莫氏亦是吴江大姓，洪武年间，“[莫]礼任户部侍郎，方有宠，又与沈万三诸大族通婚姻。” “丙子年，坐蓝党，其祖（莫礼父——引者）与侍郎俱死于法，余谪戍幽闭，一家无能免者”④。莫家与沈家同为吴江大姓，又结为婚姻，同遭蓝党之祸，关系非同一般。莫旦称莫礼为“先恃郎”，又称莫轮为“先伯祖”（见下），莫轮是莫礼之侄，故莫旦应为莫礼四世孙。莫轮的兄弟莫辕在沈家“谪戍边” 之后，还曾设法“收养”沈文度（沈万三之孙或曾孙）之女于家，并为之婚配。从时间上说，莫旦能够接触到亲身经历过蓝党案的人物；从身份上说，莫旦完全有可能了解沈家的情况。因此，他在《弘治吴江志》中的记述，对于研究沈家与蓝党案的关系，是极有价值的。况且，将他的记述与《逆臣录》的记载，完全是可以相互印证补充的。

《弘治吴江志》传世甚少。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初刻本，收入学生书局印行的《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内。上引顾以成案，在《嘉靖吴江县志》卷 28

《丛谈志》中亦有记载，内容基本相同，但较简略，显然是根据《弘治志》而加以删节的。

上引《弘治吴江志》记载说，陷害顾以成的陈某任序班。明初，序班是殿延仪礼司的职事人员，掌殿廷行礼侍班、齐班、纠仪及传赞之事，从九品。序班地位不高，但在殿廷行走，有可能接触到皇帝。蓝党案发生后，仪礼司中亦有人受牵连⑤。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陈某出来揭发顾以成，既可以泄私愤，又可以此表白自己，与蓝党划清界限，正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上引《弘治吴江志》记载说，此案涉及顾、沈两家多人。其中顾常、顾安保均有供词，收在《逆臣录》卷 5。顾常是吴江县二十九都粮长，顾学文的父亲。他们供词中涉及的有沈旺、沈德全、沈海、沈昌年、沈德嘉，都应是沈万三的子孙。沈万三家就在二十九都（见下）。顾安保“系顾常次男”，顾以成之弟，与顾常供词中的“次男顾学礼”，应是一人。其供词说：

至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有表兄沈德全与家人倪原吉，沈子良回家言说：“你兄顾以成在京，因见我家门馆王先生在蓝玉府内教书，我与你兄央他引见，就送乌犀带一条与本官接受，赐与酒食。吃罢，言道：“你四分沈家是上等大户，我如今要行些寿，正要和你商议。你可准备些粮米、银子、段正前来，我要赏人。”又说：“见有钞一万五千贯，你可就船顺便前去苏杭收买段子。”各人依允，收讫在已。

顾安保与沈德全是表兄弟，而顾以成又是沈万三的女婿，可见顾、沈两家，同住一处地方，世代姻亲，关系十分亲密。“四分沈家”的“四分”，疑指当地沈氏有四房而言。顾、沈两家关系既然如此，顾氏出了事，沈氏首

在株连之列，这是很自然的事。

《逆臣录》卷 5 又有倪原吉供词，自称“系沈父矩家人”，所供均为沈父矩与蓝玉父子勾结的罪行。沈父矩应是沈万三的孙辈或曾孙辈。顾以成供词中，只涉及顾沈两家关系；而在顾常、顾安保、倪原吉的供词中，浓家子孙已成为蓝玉谋反的积极参与者了。值得注意的是，几起供词中都没有提到沈万三有什么活动，很可能，此时他年事已高，支撑门户的事，改由子孙辈承担了。但是，既沈氏家庭已卷入蓝党案，沈万三逃脱不了抄家灭门的下场。

《弘治吴江志》卷 7《居第》又载：“沈万三秀宅，在二十九都周在之上。万三长洲人，富甲江南，名闻天下，田宅跨于各邑，故吴江有是宅也。洪武末年，坐蓝党籍没家产，父子兄弟俱坐极刑而死。今六世孙洪字雄仲，仍居旧址，工书法，士林重之。”这段文字下注。“万三曾孙女归先伯祖轮，而先侍郎之女又归其六世孙宴。洪武二十三年，先侍郎赐告归省，乃过访焉。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筋，否则筋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斑纹乃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其赘婿顾学文设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两家僮仆皆衣青罗里翣，其他珍异肴果不言可知。乌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钡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此条显然出于纂者莫旦手笔，所述亦较可信。总之，沈氏豪富，为世人所侧目。朱元璋制造蓝党案，其用意主要是铲除飞扬跋扈的元功宿将，同时也乘机打击江南豪族的势力。江南特别是浙西一带的豪门富户，与张士诚关系密切，朱元璋一直心怀疑虑，曾将他们大批迁谪凤阳，此时又利用蓝党案，株连蔓延，加以清洗。《逆臣录》卷 5 涉及的吴江粮长，“豪户”、“豪民”即有四十余人之多，《弘治吴江志》则云“不下千家”，这一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苏州一带许多“豪户”从此和沈家一起没落了。沈万三的六世孙在弘治初年能够“仍居旧址”，应是遇赦放回的，但他已厕身“士林”，改换门庭，不再经商了。

上面所述，说明了沈万三确是明初吴江的豪富，其家族因受蓝玉党案牵连而毁灭。至于沈万三的其他事迹，如致富的原因，平日的活动，仍是不清楚的，希望能有新的可靠的资料发现。顺便可以提及的是，论述沈万三者，常以《明史》卷 113《后妃传》为据：“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区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太祖马皇后—

—引者）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1382 年），而蓝玉案发生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相隔十余年。因此，上述《明史》记载，显然是不可靠的。有的论者以为沈万三经营海外贸易致富，恐怕也是值得怀疑的。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兵乱频仍，大规模海外贸易很难进行。入明以后，朱元璋很快便实行禁海政策，不许百姓出海贸易，走私是海外贸易的唯一途径。沈万三所居周庄，位于长江口内，离海甚远要想出海走私，很容易被发现捕捉。因此，沈万三经营海外贸易之说，揆之当时情况，是讲不通的。还可以提到的是，《逆臣录》指责沈、顾等参与蓝党叛乱，显然是冤案，但这并不是说沈、顾等江南大姓与蓝玉毫无关系。这些大姓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庇护，奔走于权臣门下，完全是可能的。也许，正因为平时与蓝玉一类权臣有所往来，才引起朱元璋的猜忌，并将他们一网

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