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宜和违禁私货

明朝还允许运军附带一定数量的自用什物或土产，称为土宜。这种附载始于洪武时期，仁宗曾下敕：“洪武中有令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 今后准此，令官府无得阻当［挡]。”（120）土宜限额，成化十年（1474） 定为每船 10 石（121），大约在正德时增为 20 石，嘉靖元年（1522）户部已

称旧例每粮船一只许带土宜 20 石（122），嘉靖时为 40 石（123），万历七

年（1579）定为 60 石（124）。土宜在各关免予抽税。但明前期官吏常借盘验为名掠夺运军土宜，正德时漕运总督臧凤说：“近年所司罔肯体恤，运船但带柴菜竹木等物经过瓜、仪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拦阻搜盘，求索虐苦，虽流涕哀气，终不悯恻。至于空船回还，又假以盘盐为由，每处拘留三五日或十数日，勒取执结，不容放行，虽咸菜鱼腥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将官军行李衣鞋公然挟制盗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非一日。”（125）明后期因运军日益骄横不羁，已无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有“榷关者不谙故典，勒其纳科，以致运艘稽迟”，引起“军旗喧哄”（126）。

明朝规定：“凡漕运船只除运军自带土宜货物外，若附带客商、势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货物者，将本船运军并附载人员参问发落，货物入官，其把总等官有犯降一级，回卫带俸差操”。万历十

八年（1590）总理河道潘季驯题准，运军土宜中禁载“竹木沉重等物”（128）。这些物品以及超过限额的土宜，均属违禁私货，对此明政府历来严加盘查。万历十二年（1584）规定：“运军土宜，监兑、粮储等官水次先行搜检，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员沿途稽查，经过仪真听趱运御史盘诘，淮安、天津听理刑主事、兵备道盘诘，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前途经盘官员徇情卖法，一并参治。”（129）检查不可谓不严密，但禁而不止，私货带运日甚一日。万历十八年在济宁查获南昌卫、饶州所漕船带竹木达 136.5 万余斤，所带木筏挤塞

河道，除折合每船可带 60 石外，超载 28.5 万余斤，而“未盘之先，沿途开厂发卖已多，该道所报仅及其半，船内磁、铁等器又不知其几何矣”（130）， 回空漕船也常有“有等奸旗于卸粮之后延挨揽载以致舟重凝滞”。（131）违禁私货除运军借以补充生计外，多系运官所为，潘季驯指出：“究其来由， 运军一贫如洗，乌得有此巨货？尽系运官通目把总贩卖营利，势压旗军，分派装载”（132），把总往往“沿途派搭私货，责令各船包认发卖，名曰货钱”

（133）。弘治时总督粮储户部尚书王继也提出：“江南、北运船各把总不恤军士，往往为势家附私货，盘滩剥浅，所费不资”（134），这又加重了运军的负担。运官附载私货造成很坏影响，“把总运官亦或因公济私，带货觅利， 总分于卫，卫分于所，所又分带于旗军，遂致旗军乘机夹带”（135），使私载更为严重。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漕船带盐的问题。唐宋时都允许漕船带一定数量的盐，但明朝虽有多人题请，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允许带盐。弘治十三年（1500） 曾奏准：“德州至扬州关隘勿诸回船军带盐五十斤以下者”（136），十六年即以带盐“遂致私贩公行，盐法阻坏”，而‘罢前例，运军食盐止许旋买旋用”（137）。漕船夹带私盐也是禁而不止。成化时“回还船只广载私盐，阻坏盐法”（138）。明末“北来各船动多夹带私盐，而回空粮船为甚，船舻百千，扬帆冲关，倘搜缉消息，持挺放火，群拥拒捕，莫可呵阻”（139）。在查盐上各处盐政官与漕运官常发生矛盾，盐政官总要严查私盐维护盐课，漕运官又担心查盐会阻滞漕运。万历时巡仓御史赵文炳申饬漕政九事之一要“禁搜盐以安回军”，竟得报可（140），崇祯时直隶巡按何可及亦说：“津关借搜盐以留难诚宜禁止”（141）。盐课是明政府重要财政来源，对运船带盐仍是一贯严格检查禁止的。

漕船附带土宜及违禁私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商品流通，明朝的税收因而减少。但明朝的漕运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运船所带私货载重难行，又沿途发卖，致使航行缓慢违限，运官附载还使运军更为困弊；为了带运私货， 谋取厚利，甚至“今多以原总耗米尽卖轻赍，置买私货于沿途发卖，以致稽迟，及至来京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142），漕粮也遭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