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长之苦

塘长本来是“所统之细户，一图不下百人，一区不下千人，小民朝夕营生，不离场亩”的中等差役。但承担此役者也苦累不堪，甚至倾家荡产。塘长之苦大致有以下几种：

胥吏需索。充当塘长的重要条件，就是殷实的有产之家。所谓殷实只不过是有些家资不愁饥苦，他们既非家资万贯的缙绅大地主，甚至也没有大官僚做后台。他们有时也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多是衙门胥吏敲索的

对象。《阅世编》作者叶梦珠指出：“塘长之初，原以备公家之兴作，事关阖郡，万不得已之工，则量拨塘长，或修筑、或疏浚。苟地居僻壤，工非切要，则有数年而不扰一夫者，非若他役之不能空过也。其后吏胥视为鱼肉，势豪视为私人，河因傍墓则令之疏浚，塘因近宅则令之修筑，巧借名色以请官，官亦明知其为私而情以拨之，经承因而作奸役十派百，挟求贿免。其或无筑无修，则倡为旷役之说，每名纳银二、三十两，官吏豪蠹，假公分润。至于有事到工之害，则地棍、土豪为之原呈，临之以府佐，督之以委员，各有衙役，莫不需索，傍河保歇，表里为奸。官蠹原呈之役既饱，虽无工而作完，开疏挑筑之力徒劳。纵有工而不准，故往往有工未竟，而塘长之室已罄者。况塘长之身，即是分催之身，身在工次，或误正供，则身家性命殉之者比比也。”（73）后来承塘长者不过廿亩小尸之家，家资不丰，根本承担不了“水利衙官需其常例，衙门书皂索其酒赀，所费已不能堪”（74）。需索赔贴，百弊丛生，以致“承是役者破产毁家，害犹不已”。塘长之苦累累，就连华亭知县章允儒也承认：“塘长轮年承充，往往独称苦累，何耶？盖以上役之后，工房吏胥，有按季需索之例，水利衙门有顶区之例，大区五两一图，小区二两一图，以概县计之下下几百金矣”。又说：“塘长之苦，悉由衙蠹之所致也”（76）。

拨调远区。塘长之役本来是工役不出区，但有一种市棍刁滑之徒号曰泥头，与胥吏朋谋合为一体，将各区各图水利纷然散派，令不得守其本乡，以开泥头包揽之门。“如高乡之塘长、里长则自舍其久涸之沟渠而编派以隔区窎远之圩塘，低乡之塘长、里长则自舍其久倒之圩岸而编派以隔区窎远之河”，于是，“塘长派之里长，里长敛之人户，人户多卖子鬻身以供包役，包役餽银于塘长，塘长干没再输于泥头，而泥头入己，夫银入泥头之时则已为河工行工比事之日矣”（77）。明人万任说，由于胥吏捣鬼，“以一都之塘长开十都之河，以十都之塘长开二都之河”（78）。其塘长之苦最苦者拨调远区，“其开河动经数十里，工费动及数十金”（79）。塘长们当然不愿做这赔本买卖，经过三转两转，如此巨资就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塘长派之该年，该年敛之人户。”而且是“今岁不已而复明岁，此河不已而复彼河，有名无实，劳费不赀”（80）。这种累民弊政直至明代末年不已。
杖毙塘长，崇祯末上海人徐思诚说：“叩阍请浚，下其事于抚、按两台，责成郡倅，檄行该县，佥派塘长，鸠徒赴役，其如工费浩繁，里役不堪其苦，中人之家，莫不破产丛事，甚有逃亡相继，连累波及，思诚亦因而毁家，逾半载始获告成。”（81）崇祯二年华亭知县郑友元也说：“塘长贫不能给督率番民以应力作。则催僭之委官，督押之衙役，肆行索勒，费且无算。总计上下出役皂快以至委官泥头诸人，多途掊客，皆报其厌饫者，而八十名塘长安能给之，不得不分给各甲，各甲细户鬻田房，鬻子女以应之，犹以为未足也”，而劳费横出，朘削民生，所以，人们都称当“塘长为小充军”。

（82）崇祯十四年松江府更发生了特大奇闻。史载：“一塘长开挑不力，疁令谢即秦家桥上北岸予杖三十，顷之亡。其妻抚尸坐道旁，日夜惨哭，行路凄恻，令亦悯之。”（83）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