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表

由上表可知，被罢黜的科道官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除两位举人外， 其余 36 位皆是进士出身。其中嘉靖十七年（1538）、二十年（1541）进士各一人，二十三（1544）进士八人，二十六年（1547）进士十五人，二十九年进士十一位。嘉靖二十六年（1547）与二十九年（1550）的进士共二十六位， 几乎占了百分之七十。他们大多年青，仕途时间还不长，保持着新科进士那种敢作敢言的精神。其中吏科给事中孙濬、兵科给事中夏栻、巡按直隶御史张云路、吏科左给事中马如松、刑科右给事中王鸣臣、福建道御史曹光、南京御史徐栻、兵科右给事中黄元白、南京户科都给事中朱文汉等，在当时都极为活跃，他们公开弹劾赵文华或其他严党人物，故而被罢或贬。其二，他们多来自知县、推官等中小地方官任上。嘉靖年间，不少进士授与知县或其它地方官，故而成为科道官来源。科道官原先多是进士直接选补，嘉靖九年

（1530）经当时吏科给事中夏言奏明，“给事中额五十八人，旧进士选补， 弘治间始及行人、博士，正德间及推官、知县，今旋行旋废，乞复旧制通选。”

（32）于是行人、知县、推官、博士等皆可选补。从《兰台法鉴录》和《南垣论世考》所载的十七人中可知，来自知县的有八人，来自推官的有三人， 两人拔自国子监助教，两人拔自中书，一人来自行人，另一人情况不明。由此可见，科道官来自知县和推官的占了多数。当时形成了进士为知县，知县

升科道的惯例。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吏科都教给事中王鹤上言： 今天下奔竞者莫甚于方面，而骑横者莫甚于进士之有司。⋯⋯顷以

地方多事，奏请多选进士充守令。初至率矫情饰欺诳监司，而监司辄荐扬之。既得荐扬，贪酷并作，无复顾忌。兹遇考察大典，乞敕该部痛惩前弊。（33）

所谓进士知县矫狂，亦牵扯到由知县而拔擢的科道官。但反观此疏，却可见这批科道官在朝中之活跃程度。活跃，由对立面而言，也可视为浮躁，因之而被黑黜的科道官占了大多数。

纵观此次京察，既非京察之年，考察又不合旧制，纯属李本个人操纵， 得到世宗首肯，从而达到李本与严嵩清除异己，箝制科道官的一次清洗行动。而且直接动因在于吏部尚书李默与严嵩为敌，以及他主持的外察削弱了严党势力。

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即丁巳年，方是例行的京察之年。正月末，南京吏科给事中张师载等疏陈考察事宜：

君子小人之辨，其几甚微，君子孤立寡合，未免取忤于俗，小人阿谀软熟，足以弥缝于人。考察大典要当辨心术之微，审是非之真，以为去留。毋分崇卑，毋间远迩，毋拘常数，毋追既往，及欲开陈事迹，昭示贤否。（34）

二月，京察时，四品以上的官照例自陈，世宗或优诏褒答，或降调他用，个别的令致仕闲住。吏部尚书吴鹏会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延主持考察五品以下官吏。得老疾者二十五人，贪二人，罢软二人，不谨一百零二人，浮躁浅露十九人，才力不及二十六人。随后科道拾遗又论罢十余人。但朝中对此次京察的反映似乎很平淡，远没有三十五年（1556）京察时那么多不平与义愤。比较而言，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丙辰京察与丁巳京察目的不同。丙辰京察主要是李本操纵，其意在于清除异己，党同伐异。丁已京察虽亦不免有庇护同党之嫌，但总体而言， 有条文可循，重在对官员称职与否的考察。

其二，丁巳京察一切都按制度办事，即便主持京察的人依然是严党，但有科道拾遗和科道互纠，京察之时也就得维持大体。而丙辰京察则全凭李本一人操纵，官员升降进退全凭李本决断，故而不公。

其三，丙辰京察范围较小，主要是“两京九卿长贰、府寺等衙门堂官及总督巡抚”与科道官（35），全是身居要职之官员，并不涉及一般的中下级官吏，而丁巳京察是针对在朝的所有官员。且其做法亦不同，丁巳京察四品以上官吏自陈，由世宗决定其去留，但丙辰京察不论品位高低一概听李本纠劾。由此可见，丙辰京察是何等的不公正！

《明世宗实录》对丙辰京察如斯评论：

是时，严嵩子世著专恣贪婪，政以贿成。赵文华一出，江南之公私匮竭，刑赏倒植。由是士论恶此三人已甚。嵩虑有他故，欲锄排异己以慑众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所黜虽多茸阘不称，然凡疏远不附严氏及文华所不悦者，一切屏斥无遗，故公论为之不平云。（36）

其所论甚为公允。

丙辰京察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党争的结果，但与明世宗也不无关系。是时，明世宗已是多年不朝，但对朝臣及朝中之事都很敏感，范守己对世宗有一段评价，曰：

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赏谓辅臣拟旨，几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自古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街上裁声名而已。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国朝中亦惟高、文及帝数君耳。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辅臣欲有所与，亦从臾之，或揣摩捭阖之耳，而能代有天工哉！（37） 世宗既揽权纲如此，又长年不上朝，他所接触的只是身边的内阁大学士。

严嵩作为内阁首辅大臣随侍世宗左右，颇为世宗倚重，他几乎从不逆世宗之意而行，极善揣摩世宗心思，“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欲称其微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 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38）故而在历次党争中他总能巧妙地利用世宗的支持，从而赢得胜利。丙辰京察即是一典型例子。

丙辰京察清除了异己，丁巳京察不过是一次例行考察，无损于严党的实力。当时，严党人物占据朝中各要害部门，朝中相对平静，而严嵩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两辰六月，即京察三月后，严嵩一品九年再满，他疏言：“国家考课旧典，群臣历俸九年者例不引奏复职，况臣忝居廷臣之首，再历九载， 无尺寸之功，以年以例俱当引避。”请求引退归山。世宗优诏褒答，称赞他” 忠诚勤慎，辅赞年久，勋绩茂著。”不允其辞，且赐宴于礼部，荫其一子为中书舍人。（39）足见世宗对他的倚重。内阁中另还有李本和徐阶。李本固然是严嵩的心腹，而徐阶则屡想取严嵩之位而代之，但慑于严的权势，亦只得谨慎事之。六部尚书中，吏部尚书吴鹏、工部尚书赵文华系严嵩的心 腹， 而兵部尚书由老将许论接替丁忧离职的杨博，“论时年老，重自顾念，一切将帅黜陟，兵机进止，悉听世蕃指挥。”（40）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延虽”砥节奉公，权臣用事，政以贿成，延未尝有染，然居台端七年，无谏诤名。”

1. 都不过是雷同附和，明哲保身罢了。户部尚书方钝、礼部尚书王用宾以及随后继任者吴山、欧阳必进、高耀皆“惴惴事嵩”。一时“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宷，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42）由此可见，通过丙辰京察后，严嵩的势力达到最为显赫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