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抗清复明活动与陶汝鼐案

何龄修一

湖南抗清复明活动稍后于江浙，但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特点：以军事、以战争为主，并且最早开创出明军与农民军联合作战抗清的局面。随着清军历次进征湖南，湖南的抗清复明活动明显表现出它的跌宕起伏。

明弘光政权覆灭前后，湖广（今湖北、湖南）全省明朝力量空虚，局势混乱。原驻武昌的强镇宁南侯左良玉东下“清君侧”，死在半路，军事上失败，其子梦庚率部降清。而自陕西败退湖广的李自成农民军，新遭因李自成被害痛失领袖巨创，余部“号三十万”①，群龙无首，散在澧州（今湖南澧县）等地。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署湖北巡抚堵胤锡丧败之余，慑于清军强大，深感势孤力单。明隆武元年（1645）九月，督师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把眼光转向农民军，觉得“击之则众寡不敌，收之则可得其用”②，于是主动与李自成军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部接触，逐渐实现联合。隆武号李过、高一功等所部为忠贞营，赐李过名赤心，高一功名必正，郝摇旗名永忠。清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廷因李自成军余部仍集结湖广，便命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等率众进征。顺治三年正月，清军抵达武昌。两湖的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此时，何腾蛟、堵胤锡猛增数十万军队。堵胤锡升任总督恃郎。何腾蛟开府长沙，请于朝廷，以监军道章旷为湖北巡抚，在湘阴筑垒为营，力扼强敌，又以长沙兵备道傅上瑞为偏沅巡抚，扩编明军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马进忠等为九镇，缩编农民军李过、郝瑶旗、袁宗第、王进才部为四镇，合十三镇以拱卫湖南。“资、邵间土豪峒首多举族以应。”③清军在武并没有休整。勒克德浑分遣护军统领博尔辉等马不停蹄南下进军临湘。湖南地方抗清复明活动从此揭开序幕。

何腾蛟、堵胤锡自觉兵力充实，不想被动挨打，采取南北两路应敌。北路在堵胤锡督导下，驻守洞庭湖北面公安、澧州一带的忠贞营主动出击，进攻荆州，攻围 12 天后，几乎破城。但清军在临湖一战得手，随后就直趋岳州

（今岳阳市）。因荆州危急，清军折向西北，攻击洞庭湖北忠贞营的根本重地。他们取石首后，派出尚书觉罗郎球等偏师轻骑潜袭公安草坪，打破李过、高一功部老营。郎球等率部乘夜疾驰，分两翼冲击围攻荆州的李过等军营，李过、高一功等迅速渍败。南路攻防兼备，何腾蛟调游击吴学等率亲军帮助章旷增强湘阴守御，又指挥章旷、郝摇旗等进至岳州，迎击清军，在岳州、潼溪（在今岳阳县东）、湘阴连续三次大败清军，“江楚间民兵皆结寨固守以应。”④北南两路初期的胜利，导致一种明显的新的进取目标：收复荆州后继续东下，收复岳州后继续北上，两面合捣武昌。然而荆州的失利使实现这种目标的意图严重受挫。北路李过等军退回澧州。福建隆武政权也由于弃守仙霞关，被清军长驱直入，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章旷等在岳州已难以前进，加以后援不继，被迫退回湘阴。清勒克德浑班师。

这是湖南抗清复明战争的第一次起伏，双方可说打成了平局。这种结局保障了湖南地方短时间的安宁。

二

明清双方都没有忘情于湖南。

顺治三年八月，清廷改派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偕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率满、蒙、汉大军征湖广。顺治四年二月，清军已进至湖南作战，军锋甚锐。总兵王进才弃守益阳。何腾蛟亲军副将满大壮与王进才部迎战清军于湘阴，王进才部先溃，焚湘阴城南走⑤。章旷、满大壮被迫退往湘潭。接着何腾蛟、章旷又在清军威胁下分别逃往衡州（今衡阳市）、宝庆

（今邵阳市），长沙、湘潭相继陷落。“初，腾蛟建十三镇以卫长沙，至是无一足恃，时人恨之。”⑥四月，衡山失陷，明总兵陈四明降清，满大壮战死。吴学屯兵湘邵间坚持抗清作战，后失败被俘遇害。

与此同时，在广东肇庆即位，随后流亡广西梧州、平乐、桂林、全州等地的永历政权，也争取湖广。顺治四年二月，明廷派遣中书、副将资捧永历手敕，“谕楚五臣，仍著地方官敦促赴召。”⑦楚五臣包括原来任礼部尚书湖广夷陵州（今湖北宜昌）人文安之、原户部尚书湖广宁乡人周堪赓、原江西巡抚湖广益阳人郭都贤等。三月，在从湖南增援桂林的总兵刘承胤扈卫下，永历自桂林移跸武冈，改武冈为奉天府，以原岷王府为行宫。南明政权的关注，对湖南的抗清复明活动是一种新的推动力。但军事形势大气候对南明仍然不利，一时还不能扭转。

何腾蛟单骑到衡州。在衡州的明总兵黄朝宣、卢鼎并没有急当时军务所急，齐心协力准备抗清，而是全力内讧，举兵相攻。腾蛟约束不住。自长沙失陷后，明总兵张先壁、马进忠和王进才等溃败，在各地大肆淫掠。张先壁先使邵阳、新华、新宁等处遭到涂炭，四月，转到衡州劫掠。卢鼎不能抵御，败走。何腾蛟辗转亡命祁阳、辰州（今沅陵）、永州、东安白牙市等处。孔有德乘衡

州空虚，出兵占领，斩黄朝宣及其四子。八月，孔有德率前锋统领线国安，与署湖广总督佟岱取道祁阳攻占宝庆，进薄武冈。刘承胤降清。章旷忧病死于永州。永历偕何腾蛟匆忙逃往桂林。明大学士吴炳护永历世子走城步，但城步被清兵所占，吴炳被俘。永州也被清兵占领。九月，孔有德等三王奉诏班师回京。十一月，清军又占领沅州。明偏远巡抚傅上瑞投降，后与刘承胤都被清人所杀。“时湖南北六十余州县望风靡走，无一守者。”⑧清军占领各州县，设官分治。

顺治五年（1648），全国性抗清形势好转，湖广邻省江西、广东相继发生重大的反正投明事件。正月，清江西提督金声桓等首先举义。四月，清广东提督李成栋步其后尘反正。清朝在两个大省的军事首脑反正，改变了明清两方在前线的力量对比，“天下欣然有中兴之望。”⑨而孔有德等南征大军班师，使湖南清军守御薄弱，不能巩固它的统治。这就促进了湖南抗清复明活动的第一个高潮到来，表现在湖南的军事、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

清军在正面战场上退缩，自湖南暂时回驻武昌。堵胤锡、何腾蛟在北、南两面同时转向反攻。“胤锡传檄诸镇俱出湖南”⑩，乘机收复失地。四月，马进忠复常德，王进才复桃源、澧州、石门，忠贞营也克复湖北州县荆门、宜城。五月，马进忠部与清军激战于牛皮滩、麻河，大获全胜，杀清军七千余人。七月，郝摇旗率兵在湖南南部作战，收复靖州、道州（今道县）、临

武、蓝山等处。何腾蛟利用赣粤反正之势集结散亡，“身先士卒，大战日月桥，遂复全州。进攻东安，克之”（11），又进取宝庆。于是，一些原总兵各率兵出山来会。何腾蛟攻围永州，故明御史刘兴秀“心在故国”，“为内应，事觉，死亡。”攻围三个多月，城中清军“无援饷匮，兵食城中居民殆尽”，“并取兴秀尸烹啖之。”（12）十月，何腾蛟终于占领永州。随后，他乘胜收复衡州、衡山，继续北上，堵胤锡招忠贞营渡江分道趋常德。马进忠与忠贞营不和，“尽焚刍粮、庐舍走湘乡。”（13）十一月，堵胤锡与忠贞营在常德无所得食，于是帅部攻长沙，不克，转至湘潭。忠贞营与明军共“数十股，分头攻陷湖南各府州县”（14）。何腾蛟“单骑免胄，入湘潭视师”（15），与堵胤锡等“相见甚喜。时大镇聚湘潭者数十家，军声大振”

（16）。

反正事件产生连锁反应。顺治五年三月，清辰常沅道戴国士剪发辫、去满冠、戴乌纱，预先联络张先壁军到沅州（今芷江），即行反正。四月，清贵州黎平守将陈友龙（原刘承胤部，后降清）又反正投明，随后他攻入湖南， “由会同、黔阳、沅州入［贵州］思州”（17），又克复城步、新宁、武冈，进攻宝庆，后为郝摇旗所杀。清辰州守将马蛟麟（原左良玉部，后降清）在马进、明原监纪推官郑古爱策动下准备反正，期以十一月，“整军归也。”

（18）在此前后，“功名之士自拔来归，问关辐辏。”（19）这种情况反映出，明清间在湖南的斗争异常激烈。

士民抗清复明活动蓬勃兴起。顺治五年，“当明师势盛，湖湘民士三百余人起兵。应腾蛟、胤锡，所谓戊子江上之师也。”（20）当时“湖南北义旗”遍地（21），烽火连夭。“顽民起应明者自号义兵，用永历年号。”（22） “湖南、湖北百姓尽裹网巾，白布缠头，擒杀县佐，公文阻隔，音信不通。”

（23）“革泽不逞之徒假前朝宗室以号召四方。”（24）少数民族土司、民人也积极参加，“其界在司峒者强半蓄发裹网”，清军陷入困境，明军声“势因而愈张”（25）。当年，明监察御史余鹍起、职方主事李甲春起兵，攻克宝庆。九月，耒阳士民起义，衡阳举人夏汝弼救出被清军俘擒起解的明楚王宗室、原光禄少卿、衡州府同知朱蕴金，“会耒兵起，遂推为主。”（26）十一月，永历政权行人王夫之与举人管嗣裘、夏汝弼、南岳僧性翰等在衡山起义。外省义军也进入湖南活动。冬，“江西土蓬饥民相聚亡命数千人，横行浏［阳］邑。”（27）当然，戎马戒途，战乱不息，也有泥沙俱下的情况。“里中土鬼假兴义名放火劫财，鱼肉乡井，文武官衔皆空头扎子，或并扎付亦无者。”（28）朱蕴金所部后来就毫无纪律，率众大肆剽掠，茶毒乡里。但官民起义配合了明军的反攻，加速了清朝在湖南的失败。

湖南抗清复明活动第一次高潮的战果，没有保持下去。顺治五年九月，清廷召回孔有德等三王南征军，又派出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六年正月，济尔哈朗率军由安陆府渡江抵长沙。当时，何腾蚊离开在衡州的军队到湘潭，而在湘潭的忠贞营正随堵胤锡出发援江西金声桓，马进忠原奉命攻长沙，至此惊避。济尔哈朗侦知湘潭空虚，令顺承邵王勒克德浑、都统阿济格尼堪前驱进袭；十九日，他亲统万骑“自岳麓潜师至潭”（29）， “生擒腾蚊，拔其城。”（30）济尔哈朗诱降多日，腾蛟不屈，被拽至流水桥岸杀害。堵胤锡东行刚抵攸县，江西南昌已破，金声桓等败死。堵胤锡赴援已没有意义，南走广西，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病死。济尔哈朗分兵取辰州、宝庆、衡州等府六十余城。顺治七年（1650）正月，济尔哈朗班师回京。

这是湖南抗清复明战争的第二次起伏。

三

从顺治六年初夏起，经过约两年的交涉，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接受永历的封号，与永历政权实现联合恢剿。顺治九年（1652）月，孙可望把永历帝迎到贵州安隆（改名安龙）。永历政权搬到贵州，邻近湖南，给湖南抗清复明活动增加了活力。而湖南实际上成了贵州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的侧翼，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自济尔哈朗班师后，洞庭湖沿岸岳州、常德等府一些州县由王进才、袁宗第等继续占据，马进忠则仍伺机活动。湖南的局势还是动荡不定的。

清政府已把战略进攻的重点转移到西南，打击和消灭永历政权、大西军余部。顺治八年（1651）八月，平西王吴三桂、都统李国翰奉旨征四川。九年春，三桂分兵取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地，窥伺贵州。定南王孔有德以精骑出河池州向贵州，命“将军、续顺公沈永忠拨重兵驻防沅州，以扼楚粤门户”（31），大军驻扎柳州接应，与吴三桂形成夹击贵州之势。秦王孙可望以抚南王刘文秀为帅，白文选、王复臣为副，自成都攻川北，抵敌吴三桂；安西王李定国为帅，马进忠、冯双鲤为副，自贵州出黎平、靖州，抗击孔有德，即以强劲的兵力进攻清军南北两翼中较脆弱的一环。五月，李定国军大破清靖州守军，连下武冈、沅州、宝庆后，自东南下，兵锋直指广西桂林。七月，李定国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破桂林，孔有德举火自焚。李定国军的胜利，激起湖南抗清复明活动的第二次高潮。

当时，清廷正加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南、贵州。桂林为李定国破后，清廷“敕王毋往贵州，取湖南宝庆后入广西”（32）。李定国在桂林没有停留，就回师北伐，取永州，进拔衡州，停驻休整。孙可望乘李定国胜利，也出兵至沅州，取辰州，斩清总兵徐勇。十一月，李定国分遣马进忠、冯双鲤等北征，“下长沙，略地岳州。”（33）张光翠也出宁乡。张胜国等统兵次湘阴。而尼堪大军抵湘潭，两军决战不可避免。李定国故意示弱，命马进忠等全部南撤，诱敌深入，伏兵蒸水两岸等待。尼堪领兵逼近衡州，进到李定国的伏击圈，伏兵奋起歼灭清军，击毙尼堪。半年之内，李定国在桂林、衡州连续获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34）湖南抗清复明活动第二次高潮至此达于极点。

李定国“军声大振，湖湘士绅纷纷起义师，逐清吏以应”（35）。醴陵诸生廖志灏积极进行复明运动。“志灏尝与衡湘遗民往来谋光复。顺治间何腾蛟、李定国先后据衡州，各地纷起响应。志灏于山中秘造兵器，畜鹅鸭数千头于池以乱其声。”（36）顺治九年十二月，桃源人印象鼎接受南明“安化伯莫宗文牌委团练兵马”，以作为“声援”，于是招集二、三千人，“屯聚安阳山、香山、川过峒等处，乘间思逞”（37），并于次年二月攻破桃源县城，杀清朝知县、典史、巡检等官。湘东南桂东、桂阳、兴宁等县有红头军结聚。湘北慈利山民则组成白缠头军，与朱三为首的逃兵联合，“扰县境”

，攻入安乡，“劫库毁公署。”（39）少数民族也乘机蜂起，常德府有苗民活动，永州府瑶民“出没无常”（40）。清军军纪败坏。九年，他们“两至宝庆，自三月至十一月以邵阳及武冈、新宁、零陵、东安为粮薮，民遭蹂躏，多藏匿山峒，其被掳杀及冻饿死者无算”（41）。尼堪死后，“元

戎新丧，纪律顿弛，众兵以牧马为名纷至各处，居民逃匿。”（42）这就必然加剧清朝与湖南士民的矛盾，使士民起义更加发展。但永历政权本身很脆弱，无力利用时机，进一步反攻，扩大战果。

其后，明清双方在湖南有较短暂的相持。北面有川楚交界山区以李来亨、郝摇旗、刘体纯等为首的夔东十三家军，拊湖南地区之背。南则孙可望及其所部常在湖南的西南部宝庆、武冈、靖州、新宁、城步一带活动。地方也不时发生抗清复明起义。李定国大军退往广西。清朝虽统治湖南较广大地区，实际上处在“腹背受敌”的危险地位（23）。战争的相持状态，已是湖南抗清复明战争的第三次起伏了。

清廷必须稳固地控制湖南，才谈得上解决永历政权的问题。经过缜密的研究，清廷认为“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44）。而遍察廷臣，只有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可当此重任。顺治十年（1653）五月，清廷命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后改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特晋太保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闰六月，清廷颁给敕命。与此同时，清廷又为他增加辅翼。六月，清廷命川湖总督祖泽远专督湖广，而以陕西总督孟乔芳兼督四川，仍设广东广西总督，以洪承畴举荐的原任大学士李率泰出任。十一年（1654）月，洪承畴率军到湖南，以此为基地，在长沙开府。

四

相持阶段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大案——陶汝鼐案。相持阶段政治上的动荡，使湖南地方的清朝官吏很注意镇压和清算，社

会上弥漫着告讦的风气。比如严首升，字平子，湖广华容人，“读书万卷，未博一第。”（45）顺治九年“六月抄，连有非常事，无妄勿药”，“爪蔓在门”，“坎坷应来了。”（46）这是暗示牵连进政治案件，身入罗网。罗人琮，字宗玉，号紫罗，桃源人，崇祯时举人。父其鼎，崇祯十二年（1640）进士，官行人，后“间关就何腾蛟于长沙，请为犄角”。其鼎不久病死，临终时认为“国家破坏难收，九泉犹有余憾”，“属其子人琮固常澧以通滇黔，为长沙声援。”（47）于是人琮练团，其仆从实、张六、守义、李大宏“襄举义旅”，协助、配合王进才，“每战必先驱陷阵。”王进才南走后，“人琮蓄发匿山中。捕事张英芳捧檄收进才兵所遗辎重。细民吴虎儿为芳乡导，投刺人琮，逼索四百金饷军。有顷，虎儿就县告人琮从明。县令逮人琮、鲁男、胡维祺等数十人入狱。”（48）从实等四仆也下狱。人琮“家破犹存舌，身余几剥肤”（49），从实、张六被监毙。陶汝鼐案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陶汝鼐，字仲调、燮友，湖广宁乡人，拔贡生，崇祯六年（1633）举人。弘光时，他由翰林待诏改职方郎，任监军，后又授检讨。弘光亡后，汝鼐回乡，组织武装护村，积极从事复明运动，明大学士何吾驺比之为张良报韩，称“张良终是报韩人”（50）。顺治九年，李定国在克复衡阳、湘潭后，派遣石见五串约汝鼐、周堪赓、郭都贤等见面。十月尽，他们同在南岳衡山寺庙中晋谒李定国，商讨“起义兵逐清吏”。李定国军与湖南士民联络、配合的各项活动，“汝鼐皆颇预闻。”（51）十年二月，长沙府胥役潘正先向清朝方面“首叛”，“逮百余人，汝鼐在列。”（52）或说“湖湘名士被系者

三百余人”（53），堪称大案。

现存顺治十年六月清偏沉巡抚金廷献上报此案的一份揭贴，可以看到案发初期的一些情况，其中列举的案犯共二十余人。金廷献说，当时局势不稳， “人人纷传，士民作祟，情甚于贼。适有长沙府役潘正先，先为伪官胁从跟役，后自行首出所属绅衿百姓与伪官刘知府书札、塘报一束。”“当行所属，勒限密拿。”（54）

陶汝鼐被关押在长沙府狱。金廷献进行敲诈，从刘知府书札中检出汝鼎“与前郡守启，索重贿”。所谓“刘知府”、“前郡守”应是南明时长沙知府。汝鼐的书信显然没有多少把柄可抓，金廷献也只能泛泛地指摘“语句狂妄毁讪，自列翰林，中藏又不可测”。因此，汝鼐拒绝讹诈。金廷献便加倍残酷惩处，“夜集鞠于真武庙”，“遽命杖”，严刑逼供③。汝鼐“临鞠呼佛”（56），只好仍将他囚禁。四月，“当事列诸反状以闻”，汝鼐等罪名“罗织成，命贱不可鬻”，“法当死。”（57）

同时被捕百余人（或三百余人），还有逃脱者，今都已难考。掇拾丛残，得数区区，简介如下：

王二南，号放叟，湖广茶陵州人，明末贡生。明亡后，他“遁迹穷谷，自号顽民”（58）。金廷献说他“自称全发”，“又有通贼禀贴，媚求伪职，见过伪王，联络义士之举。”“被逮，绝粒七日不死。”（59）

朱之宣，字子昭，湖广湘阴人，隆武二年（1614）解元。明亡后，他“隐于樵，自号砍柴行者”（60）。金廷献说他有私通南明的书札，“条陈之策，望贼之殷，怨恨［清朝］之情，盈盈纸上，不轨之心，包藏非小。”金廷献强调朱之宣、陶汝鼐，“此二逆者留之终非我有，养之实为祸胎，又不可不重处以靖根株者也。”

石开云（依名与字相关之义，应即前述之石见五，见五为字），湖广湘潭人，岁贡，隆武时荐举。父万程，曾任常州、杭州知府，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温处兵备道。开云为万程庶子，“顺治初以故臣子为怨家所告，诬其与宁乡陶汝鼐有异谋，逮省考掠。”（61）金廷献说他“见受贼票贼示，更有方巾、网子凿凿可据之”，认为王二南、石开云“二人者合应重处，以正厥辜者矣”。

赵而忭，字友沂，湖广长沙人，隆武二年举人。父开心，崇祯七年（1634 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降清后官监察御史，因就明太子案疏称“太子若存，明朝之幸”论死（62），说明其尚有心于故明，后免死，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而忭有文名，与钱谦益等交游。陶汝鼐案发，朱之宣、赵而忭“两君皆于事有连”，“赵而忭《虎鼠斋集自序》亦云：甲午放归淮泗。正谓顺治十年狱解后事也。”（63）

胡衷愉，字和子，祖居江西新涂，占籍湖广宁乡，明选贡士，具文武才。明末，他遭祸乱很酷烈，入清后“湖南乱益甚”，“又数年复乱，大狱滋起，家复破。”（64）可知他也是陶汝鼐案的案犯。

葛长芳、邹世胄、司马台，金廷献说他们“乃湘阴县生员也”，“代贼塘报侦探”。

罗宿、黄永年、徐世浒，金廷献说“又湘阴县百姓也。窥我大兵虚实，探我大兵进止，是倾心从贼，已为贼心膂之托矣。置之重法，毋容再议。”何应凤，金廷献说他是“差役”，“实心事贼，往为通线，煽惑人心，

纠联叛党。”

徐天意、吴兴家，据金廷献说是“伪报内有名二犯”，看来是经过缉查还没有落实的案犯。

蒋之棻、胡跃龙、郭金城、郭金台、陈所闻、龙起霞、陈昂、邓凯等，金廷献指他们为“潜避逆党”，“皆受贼职，俱有伪迹可据。”其中蒋之棻，字天植，湘阴人，隆武时举人。“幼善属文，有罗江才子之目”。他显因陶汝鼐案发而避祸去两广，“间关两粤从事戎幕，终不一遂其志。”（65）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陈，名湜，字子原，“年十三，遭家难，匿中表郭氏得脱，遂冒郭氏。”他在崇祯时两中副榜，隆武二年中举。隆武朝廷授职方郎中、监司佥事，都以母老辞。陶汝鼐案发，“金台遭遇坎懔，国家之际有难以显言者。”（66）“忌者侧目，中以危法。”他“负母匿南岳万峰间”（67），后辗转逃往宝庆等处。其余诸人待考。

以上是可以确定的陶汝鼐案犯。此外，还有周堪凑，字仲声，宁乡人，无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时官至尚书，未任乞归。弘光、永历时都以尚书召，堪庚不出。郭都贤，字天门，号顽石、些庵，益阳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时官至江西巡抚，永历时以兵部尚书召，都贤已祝发出家。他们是与陶汝鼐一道在南岳衡山会晤李定国的人，但没有在陶汝鼐案中被捕。原因何在？从金廷献揭贴可以看出，潘正先首告时因不了解而不能揭发、金廷献审讯时又没有究出衡山会晤的事实。所以郭都贤等没有卷入，还能在外活动营救。

当时，金廷献严查此案，加紧迫害，并不符合清廷的政治意图。清廷在军事上连遭重创后，认识到既要起用老谋深算的元老故臣，还必须缩小攻击范围，孤立和集中打击永历朝廷与李定国、孙可望等军事将领，因此需要争取和稳定湖南士民、官员。有几件事值得注意：一、与敕命洪承畴经略五省同时，清廷出于笼络湖南乡绅的目的，以原官起用一年半前“坐夺职永不叙用”的左都御史赵开心，开心一到京就弹劾湖广三巡抚即巡抚湖广迟日益、偏沅金廷献、郧襄赵兆麟“剿抚无能”，疏论“江南诸行省每因捕治叛逆，株连无辜，⋯⋯久铜狱中，虚实未辨，就一方一事可推之他省”。赵开心两炮这样有针对性，可谓前所未有。“上命确察以闻”（68），显然还要追究。二、南明一贯策反绿营将领。早的如策反马蛟麟。九年，孙可望、白文选又在辰州临阵以书招降清朝总兵徐勇。这种斗争很激烈、很残酪。十年，清徽州总兵胡茂祯奉调为经略后标总兵官。十一年初，他驻扎常德。明援剿左将军卢明臣认为胡茂祯“有归顺之意”，便命游击薛崇士派其侄曹宗伯携秦王令旨，潜入常德，“伊侄曹宗伯前捧旨密交与胡茂祯标官刘应祥，系曹宗伯侄婿，有应祥交旨后，随送薛崇士白马骚马一匹，转托曹宗伯来回话，备述胡茂祯云：他不会写字，不便回本，若叫人写，恐泄漏机关，又蹈当日申家黄大厅的故事，只待大师到常德，我不打仗就顺，只叫薛副总莫误了我的性命，等语。”杨鹤、杨嗣昌旧部也跟策反者联系，“常德城内杨家名下有两个姓张姓王的官，托唐乡官说，大师一到，我就将布吊下城来归顺，只不要杀我就好了。如今城内愿来者多，且下面乡绅士庶皆有思汉之念。”（69）乡绅、将领还泄露了城内清兵军情。后来有关的文件被清方缴获，但胡藏祯等、杨氏乡绅等并没有遭惩处。三、金廷献查办陶汝鼐案时，又续有抄缴。十年四月，清廷接到他的奏报，“查获故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札井伪刘知府所遗文卷一箱，内载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刘知府书札即潘正先交出的陶汝鼐案重要证据。谕旨处理办法实际上已提示了结此案的政策，“得旨：朱

由札著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若翻阅穷究，必至扰害地方。所首文书内有干连者，即行释放。”（70）居然只杀一人！若对比究办李之椿案情况，告发者领头捕人，集中杀害，就特别出人意料外。联系这几件事看，可知这绝非偶然。中间贯串一条线：稳定湖南，加强湖南士绅官民对清朝的向心力。

金廷献不能理解清廷的战略，到十年六月还在喋喋不休他说“相应一一请正典刑，以清内患者耳”。陶汝鼐案的局面，便不能不由新任五省经略来收拾。

洪承畴到长沙后，着手聘请一些湖湘士绅进幕府，在政治上首先抓了陶汝鼐案。十一年五月初，洪承畴为了宣传，破例公开审理此案，“坐幕府前集士民观所讯，首者仍系，脱诸人于禁，重垂慰遣，俾就寓候题。”（71）这实在令人吃惊：告发者继续监禁起来，被告被捕者全部释放，暂在长沙候旨，“信然丝续命”，得庆“再生”（72）。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部覆下，经略［洪承畴］斩诬首者子市，命［陶汝鼐等］以昭雪还绅籍。”（73）潘正先其实不是诬首者，却背着诬首者的罪名掉了脑袋，陶汝鼐等还当他们的士绅去。这是政治形势决定的。可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在清初诸谋反大案中极为罕见。

这是洪承畴到湖南后做的一件大好事。这不是洪承畴个人突然变得特别仁慈，也不是郭都贤、龚鼎孳或其他任何人营救的结果。洪承畴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贯彻清廷的意图，执行既定的政策而已。所以不单表现为洪承畴施仁政，甚至州县官如湘阴知县韩有倬也“多所保全，士民交通字迹，见即焚之，得免株连”（74）。其结果不单是陶汝鼐等遇赦，严首升也“仗当路荫庇”，碰上“好心人”岳州府推官刘石芝（75），“［守］义、［李］大宏从［罗］人琮得释”（76），皆大欢喜。

清廷这一政策产生了它希望的结果。陶汝鼐、郭都贤、郭金台等都不再站在坚决反抗者的队伍中（77），罗人琮等考清朝进士当官去了。长沙一诸生陈宏范，“明亡，与陶仲调、朱子昭辈相结纳，毁家养士，志图匡复”，至此也“幡然变计，佐文襄戎幕”（78），成为承畴幕客。民族矛盾不能完全消灭，甚至雍正年间还发生曾静、张熙案，但总的来说湖南武装抗清的浪潮日益低落。随着南明势力退往云南，孙可望降清，清朝对湖南的统治也趋于巩固。到吴桂最终消灭永历政权的时候，湖南才是他一个不致掣时的比较稳定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