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璘观点、夹山文物看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兼论李自成结

韦祖辉

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吗？这是近十年来史坛内外热门话题。现在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通山说、夹山说两家。通山说，主要根据清顺治时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奏疏和南明隆武时湖广总督何腾蛟奏疏，以及费密《荒书》、康熙四年（1665）《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等较早的原始资料，论证李自成顺治二年（1645）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夹山说，主要根据乾隆十五年（1750）澧州知州何璘《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以及近年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出土文物资料，论证李自成是奉天玉和尚，康熙十三年（1674）死于夹山寺。两说论争激烈，无调和可言。历史毕竟是过去的事实，不允许肆意歪曲，何况李自成结局是严肃的历史科学问题，是明清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相信两家最终要在尊重史实基础上统一认识。

需要指出，两家发表的某些论文都有硬伤。不过，通山说论文硬伤较少，不影响其立论。夹山说论文硬伤较多，较大，主要是由于其立论根据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夹山说歪曲了何璘观点，歪曲了夹山寺碑文原意，其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从何璘观点看夹山说之谬

早在 50 年代，我国史坛申悦庐教授和戏剧界名家阿英曾提出奉天玉和尚可能是李自成，他们是根据何璘《书李自成传后》对李自成九宫山遇害说法提出疑问，本属正常现象。80 年代以后，夹山说升温，其所发表的论文，都是以肯定性语气说李自成就是奉天玉和尚，而何璘《书李自成传后》是夹山说所谓的文献根据，看来弄清何璘观点是非常必要的。

只要认真阅读《书李自成传后》，就会得知：何璘鉴于野史、《明史》李自成通城罗公山死、黔阳罗公山死、通城九宫山死“所载不一”①，本着求实精神，参阅《湖广通志》断定九宫山在通山县，罗公山在黔阳县，指出

《明史》、野史地名山名之误。何璘这种经过考证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当时何璘筹划编纂《澧州志林》，而过去州志记载不完备，故“周谘遗事”、“旁询故老”，搜集到“李自成实窜澧州”、“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

坟尚在”传闻②，使他产生了兴趣，特地去夹山寺考察。由于他有上述传闻印象，所以在夹山寺见到野拂所撰《奉天玉和尚碑》碑文有“和尚不知何氏子”句顿时产生疑问：“夫‘奉天’岂和尚所称？”并推测：“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③，并将大概是李自成的想法“遍问寺僧，对不甚详”④，这是当时寺僧不认可何璘这种推测的铁证。但是何璘据传闻和对“奉天玉”的“玉”字、碑文“何氏子”推测，再加上奉天玉和尚遗像“则高颧深■，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⑤，其实这不是何璘结论性意见。何璘从未见过李自成肖像，《明史》描绘纯属恶毒丑化，这仅仅说明何璘据传闻、推测已经在脑海里形成了可能是李自成的印象，遗像与《明史》描绘似乎吻合，故说“其为自成无疑” 是出于推理需要，并非由此排出疑问，所以紧接着就进入深一层试探：“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之所宝，殆讫死不去僭号”⑥。李自成当初号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奉天玉和尚”大概以“奉天王” 自寓，大概“王”字加点以讳之，大概是到晚年还不去僭号，这是用非肯定性语句推理假设。何璘是采用逻辑推理手段试探，但他没有把握断定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他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探讨：李自成“由襄阳分路南奔，时何腾蛟在长沙，尚为明守，料其痛君父之仇，必不容己，故令妻侄乞降，而已由公安别窜，盖欲走辰、沅，入黔入川，与张献忠兵合，而常德又为腾蛟别将所扼，进退不能，乃舍骑入山，削发亡命，亦势所不得不然”⑦。其实李自成九宫山遇害不久，李过等人就率大顺军驻入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何璘对历史无知，而使推测走人歧途。显然，何璘这里用“料”、“盖”非肯定性语气来推理，得出“削发亡命，亦势所不得不然”乃是假设性结论。“设疑代毙”⑧也是假设，其前提是“入山削发亡命”，因而“以为缓追脱身计”⑨，均属推测，是推理手段而已。走入歧途的何璘，实际心中无数，才进而提出一系列问题：“贼匿迹方恐不深，安敢以奉天侈然自号？”“自成逭诛两朝，死灰焉敢偷焰？”并以反问、疑问并重语气说：“抑安知贼属之不忘澧，非即以自己尚在夹山寺故耶？”⑩诚然，何璘治学有主观、片面弊病，推理上犯了大错误，但他可贵之处是他与今天夹山说论者不同，他未有足够证据敢于断定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仅是对《明史》、野史质疑，提出问题，“俾后之怪史传异词者，亦有所参考云”（11）。

何璘《书李自成传后》当然不是有史料价值的文献资料，但从讨论问题角度讲，却是一篇非常普通的推理质疑文章。后来某些野史直接引用，错当史料流传，结果以讹传讹，断定李自成就是奉天玉和尚，乃至民间传说盛行。到清末民初时，囿于章太炎对南明史并未深入研究的局限性，武断说“自成之死竟无诚证”（12），开了近代夹山说的先河。尽管《书李自成传后》未作出李自成是奉天玉和尚的肯定性结论，仅是提出怀疑，认为李自成可能是奉天玉和尚，但是不能不看到，其所产生的负面历史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诚然，《书李自成传后》是用推理手法论述奉天玉和尚可能是李自成，不属结论性意见。正因为何璘认为是属于他个人讨论性的文章，所以他才把

《书李自成传后》编排在《澧州志林》艺文志中“辨”的部分，这意味着何璘没有否定李自成九宫山遇害说法。正因为何璘修纂《澧州志林》态度严肃，他才在卷十九“祥异志·兵难”中正面记载：顺治二年（1645）“清兵英王追自成于通城九宫山，伏诛。伪将高益恭（一功）、李锦、袁宗第、刘二虎、

塌天保（豹）、马缺子、罗汝侯、刘小田，与一只虎一时路绝无主”云云，这条记载很重要。它表明何璘能够怀疑李自成遇害说法，但还未有确凿证据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因而他就不能够推翻九宫山遇害说法。显然，章太炎等人忽视了这条记载。离开了这条记载，就不能够完整理解何璘观点。离开了何璘完整观点，或歪曲《书李自成传后》讨论奉天玉和尚身份的观点，来研究李自成就是奉天玉和尚，只能徒劳无功。不幸的是，夹山说确确实实歪曲了何璘观点，这是任何人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夹山说有种论调，说澧州、石门县、米脂县方志给李自成为僧说法提供了文献证据。是这样吗？

道光安佩莲、同治何玉棻相继修纂的《澧州志》，完全沿袭何璘《澧州志林》，乃至“兵难”李自成死的内容和《书李自成传后》的卷位，都与何璘雷同，根本没有李自成为僧的记载。张霖于康熙十九年（1680）任石门知县，他支持野拂重兴夹山寺，但他于二十二年（1683）修纂《石门县志》无奉天玉和尚丝毫记载，更谈不上有李自成为僧的记载。石门县当在乾隆十五年（1750）何璘州志刊行后，民间才渐有李自成是奉天玉和尚的传说，对编修县志当有影响。故嘉庆二十三年（1818）苏益馨修的县志，鉴于民间传说盛行，就专门增加卷数写“僭窃志”，全卷全志全文如下：“卷四十八僭窃志无：夹山奉天玉和尚墓，传为闯贼，然已窜伏灭殁矣。至五雷山下所称秦虢三王，系元季酋长，亦未详。窃据本末，故从阙焉。”全卷全志只有四十六个字，为地方志所不多见。志题尾字“无”是小号字体，等于今天括号里说明意思的字，意在说明石门县志没有僭窃志，而文内“传为闯贼”的“传” 字指民间传说，寓意其不可靠，连李自成名字都不点出，可见修志者相当严肃认真。传说元末五雷山下有秦虢大、二、三王负嵎为寇，徐侍郎列屯置戎，但详情无从考证。嘉庆县志以此为例，证明民间传说李自成为奉天玉和尚也是无从考证的，“故从阙焉”。值得注意的是，嘉庆县志艺文志不收何璘《书李自成传后》，显然是修志者不希望以讹传讹。同治七年（1868）林葆元修的县志，才将《书李自成传后》收入艺文志中，但“方技释”载夹山寺无奉天玉和尚，更无李自成为僧的记载。再看陕北《米脂县志》，康熙二十年（1681）宁养气修的县志根本没有这方面记载，也没有介绍李自成。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高照煦修的县志，才记载李自成兵败“不知所终。有传其削发五台山为僧者，有僧徒数人，皆猛恶不类沙门，居尝趺坐，不诵经卷。死后共瘗之，树碣曰‘奉天玉和尚’。自成初为奉天王，犹隐寓其意也”（13）。虽然光绪志相隔年代久远，但仍未作肯定性结论，只是根据前人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为主结合何璘推理的观点记载下来，并多出了“五台山为僧”之说。还应看到光绪志“释道”部分根本不载奉天玉和尚，表明不认定李自成是奉天玉和尚，相反却下面记载李自成“至通城，窜于九宫山”，或“自缢死”，或被村民击死（14）。民国时期高仲谦修的县志，将“五台山”改为“夹山寺”，沿袭光绪志说，并在卷十“轶事志”中“新顺”正面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县九宫山。可见，从何璘《澧州志林》到民国时高仲谦《米脂县志》，都未肯定李自成当了和尚，夹山说论者不认真阅读方志，断章取义，妄下断语，是与其歪曲何璘《书李自成传后》讨论问题的观点有关。尽管何璘认为“通城九宫山”地理概念错了，但他不能推翻李自成遇害的传统说法，仍沿袭旧说，承认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反映了其治史方法局限性，这对后来

《澧州志》、《石门县志》、《米脂县志》均产生影响。总之，从《澧州志

林》以及其后有关澧州、石门县、米脂县方志，均找不到李自成为僧的证据。夹山说论者的谬误所在，是将何璘《书李自成传后》错误的推理质疑的

疑问句、反问句当成既成的史实，大做文章，其论点岂能站得住？如果说 1981 年韩长耕、向祥海先生最初发表的合撰文章《李自成死地、终年问题考》硬伤难免，但论述尚较严谨，结论也只说“奉天和尚很大可能是李自成”，可不久以后一系列文章就大大不同了。如熊越群先生《关于李自成隐居夹山的探讨》说何璘“是第一个发现李自成在石门夹山祝发为僧”，“何氏因此否定李自成死在九宫山”，还说夹山寺碑文“是揭开李自成死地问题这谜的重要线索”；穆长青先生《试揭李自成隐终夹山之谜》说李自成九宫山遇害说“源于虚证，漏洞百出”，“设疑代毙”是李自成“在武昌就决定下来”的策略，“奉天玉”隐意“奉天主”亦正是李自成；覃道荣先生《李自成的归宿问题》认为李自成未殉难九宫山，奉天玉和尚“是退隐闯王”；杜晓岚先生《澄清李自成的死地决不是荣辱之事》说李自成以“设疑代毙”迷惑清军， “最终完成联明抗清的统战决策”；杨杰先生《论李自成的归宿》认为“李自成假死隐身，是后来联明抗清战略实现的决定关键”，“奉天玉就是李自成”，等等。但是，在夹山说的声浪中，也有头脑冷静者，如张瑞洁先生《夹山、通山、通城——李自成究竟终于何处》的论述就比较客观，说“李自成禅隐夹山，在文献资料上，没有新的发现”，还说夹山“文物的发现，还不能直接证明李自成本人曾经来过或最后归宿于夹山”，说明他读懂《书李自成传后》，理解了何璘观点，对历史、对今人、对后人是有责任感的。必须指出，在夹山说论者中，韩长耕、穆长青等人文章有迷惑力，影响面大，当是夹山说主流派，但他们却歪曲了何璘观点，在方志、史籍、碑文上断章取义，挂一漏万，主观臆断，因而他们的结论与历史实际相距太远。由于本文容量有限，现谨就他们如何歪曲夹山碑文原意，予以剖析。

二、从夹山文物看夹山说之谬

夹山文物被夹山说论者视为重要证据，然而夹山文物恰恰证明夹山说乃无稽之谈。

诚然，夹山文物为研究奉天玉、野拂和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与李自成、李过毫无干系。因而，剖析其歪曲文物史料价值颇为必要。

近年在夹山寺西侧挖掘奉天玉和尚墓时出土明遗民刘瑄撰写的塔铭，这里不妨先看看夹山说论者是如何歪曲刘瑄撰写的塔铭。塔铭全称“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韩长耕等先生认为其“中兴”有政治色彩，并举例说“中兴”是南明对高一功、李过“忠贞营”常用词语，而“忠贞营” 以此自许，“视中兴为己任”，“中兴”二字“用到奉天和尚头上，能不发人深思”（15）；穆长青先生认为大顺军残兵隐化，“中兴”带有政治色彩， “兼指地方中兴与事业中兴”（16）。是这样吗？其实从塔铭全称即知，“中兴”是指奉天和尚恢复、重兴夹山寺，正如塔铭序文说：“师于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请书，领徒开山，历尽请要，卧风餐水二十年，丛林大举，门弟子数千众”（17），这是“中兴”唯一的历史内涵。

离开了这个，其他解释都是错误的。佛门“中兴”是不能随意解释的，而是专指衰颓的寺院名刹得以恢复兴盛，振兴禅风，如明代高僧憨山德清

（1546—1623），生前修复曹溪寺，死后由吴应宾撰写《前中兴曹溪嗣法憨

山大师塔铭》就是例证。可见夹山寺“中兴”与李自成或“忠贞营”根本联系不上。塔铭序文云：“澧阳无是高僧邪！非澧阳无是高僧耶，即两湖亦无是高僧耶！”（18）对这一句，熊越群先生解释成“这位大和尚的来历便有些奇特了”（19），言外之意就是李自成；覃道荣先生说，“奉天和尚既非佛门高僧所颂其高，即指身份非凡，在澧阳之内也无与类比者，就是在两湖之外，也没有类比的”（20），言外之意也是李自成。虽然奉天玉和尚不是高僧，但他重修夹山寺，改变荒废状况，故塔铭序文才赞美云澧阳、两湖“无是高僧”，与所谓李自成“奇特”、“非凡”、“无与类比”身份毫无关系。塔的铭文最后一句“补之为铭”，野拂所撰碑铭残文最后一句也有“补之为铭”（野拂所撰碑文部分当另有论述），而李过表字补之，夹山说则据此认为野拂就是“补之”，“补之”就是李过。“补之为铭”的“补之”是李过吗？穆长青先生回答说，“野拂即李过，‘补之为铭’即‘李过为铭，”，还说“署名‘刘瑄’的铭文根本不是刘瑄所作”（21），而是李过假托刘瑄所作。这种说法太不符合情理，不用说李过早在永历三年（1649）病死于南宁，就是依照我国传统书写格式，撰者一般应在墓志尾部，署上带有身份或与墓主关系的姓名，如塔铭刘瑄署名就是这样。如果李过活着，其署名也不能违背这种格式。依照穆长青先生说法，“补之”即李过、李过即野拂逻辑，用“补之为铭”前后押韵的句子署名在铭文内，又不显示身份，能说对墓主即所谓李自成尊敬吗？这种缺乏常识的论调，不值得一驳。本来“补之为铭” 是铭文最后半个语句，完整句子是：“假以玉色，补之为铭”，意思是说奉天和尚圆寂火化后不能入塔，火化三年后入塔，补写塔铭刻在“玉色”即砖石上，这才是唯一完整含义。与其连接的上句“西岗有坞，永韵佳城”意思是说奉天玉和尚骨灰入塔，塔在夹山寺西侧山坡。尾句含义就在于说明刘瑄所写的塔铭与奉天和尚骨灰同时入塔，“补之”是动词，与作为名词的补之

（李过）能联系得上吗？可见，将动词当作名词纯属误解。塔铭是刘瑄所撰，确凿无疑。

现在再看野拂撰写奉天玉和尚碑铭。碑原本立在塔前，当年何璘见到碑文有“和尚不知何氏子”句，引起了他研究的兴趣。现碑文残缺严重，语句不贯通，残碑最后一行有“补之为铭”四个字，下一行与其平行刻有印章形篆文“野拂”二字，这是夹山说有关野拂即李过的重要根据。如韩长耕先生指出，塔铭“最后一句是‘补之为铭’”，“碑铭结局也是‘补之为铭’，从镌石印章看，补之就是野拂，那是无疑的”，“补之、野拂既是李过，‘侍和尚甚谨’的和尚奉天玉乃李自成，那就昭然若揭、无可争议”（22）；穆长青先生又进一步说，“李过字补之，是‘野拂’即李过的前提。而李过字补之，即是‘补之为铭’的谜底”（23）。应该指出，“补之为铭”虽然是残碑尾句，但决不是原碑结局。残碑破坏严重，有很大局限性，所以不能以残碑为准。残碑为原碑上部，长 40 厘米，宽 76 厘米，能读碑文十五行，除第一行五字、第二行八字、最后两行各四字外，各行均有九字清晰可读。但从每行上有字体偏旁痕迹，残碑每行似有十字。已阙下部碑文每行有多少字，是可以推测的。最后两行“百炼精金”、“补之为铭”有内在联系，均为刘瑄撰写铭文残存之字，得知残碑第十四行“百炼精金”以下缺五字，而原碑下部第十四行应有二十二个字，才能与残碑第十五行“补之为铭”联接起来。完整的原碑，每行应有三十二个字，碑长 140 厘米左右，第十五行以后的整体空间大，当有许多文字，诸如标示撰者野拂身份和年月日等，不然何璘当

年焉能知道该碑是由奉天玉门徒野拂所撰呢？可见“补之”不是野拂，“补之为铭”不是原碑结局，韩长耕、穆长青先生说法没有道理。需要指出，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编《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文物资料部分编辑是不严肃的，有意删改原貌。本来残碑原件篆刻“野拂”在“补之为铭”下一行，“百炼精金”、“补之为铭”与前一行九字之前四字并齐，即：

□井永祈万安本师之录

（此行本有字，残碑空白）

□百炼精金□□□□□

□补之为铭

野拂（篆刻）却被《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篡改成：

□井永祈万安本师之录野拂（篆刻）百炼精金

补之为铭

这种篡改，实际为韩长耕先生“碑铭结局也是‘补之为铭’”错误说法提供了所谓的文物佐证，为“补之”即李过（野拂）错误说法提供了所谓文物佐证，偏离碑铭原意更远，有一定的迷惑力。可见这种篡改非属偶然，具有鲜明倾向性，这是有悖文物编辑出版原则的。

穆长青先生还歪曲野拂残碑“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说：“‘戎马星落’显然指起义军的失败与散落，点明了奉天玉的身世——起于兵戎，败于军阵。‘雨泪天’是对起义军败亡的感叹” （24），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本来奉天玉和尚“殁于甲寅三月”（25），当即火化，为何不能及时入塔，时隔近三年才入塔并由刘瑄补写塔铭呢？这与吴三桂叛清有关，“（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吴三桂自辰州白马渡遣伪前锋吴国贵、马三保寇澧。⋯⋯ 诸伪将十余万众屯澧城内外，旋移营顺林驿，依山掘壕，纵兵劫掠，山村湖堧游哨殆遍，所遇男女累系载路”（26），并且吴三桂“亲赴常、澧督战”

。澧州是战乱重灾区，石门县夹山当在吴三桂军队“依山掘壕，纵兵劫掠”范围内，不久奉天玉圆寂，哨兵横行，岂能为奉天玉建塔？岂能骨灰入塔？这正如夹山寺康熙碑云“奉老人辞世后，未及二年，则罹滇黔之变，亦每遭回禄”，因而这一史实完全与“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吻合。“星落” 是指奉天玉和尚在“戎马”即吴军横行下圆寂，“雨泪天”是指野拂对奉天玉骨灰不能入塔而抒发出来的悲伤感情。奉天玉和尚骨灰直到康熙十五年

（1676）十月入塔安葬，是因为吴三桂军队在陕西连败，清兵加紧对湖南攻势，如九月清廷“命穆占佩征南将军，统陕西、河南诸军，赴湖广讨吴三桂”

，迫使吴三桂将澧州兵力调援长沙，使澧州气氛有了松动，这就是当时骨灰和刘瑄补写的塔铭同时入塔背景。可见野拂残碑丝毫没有李自成、李过大顺军痕迹，韩长耕、穆长青先生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奉天玉和尚塔墓左侧有穴，出土符箓碑。夹山说论者认为符箓碑文字及图面含“闯王陵”三字，故奉天玉和尚塔墓就是“闯王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执行会长刘重日先生，特意为奉天玉和尚墓地书写“闯王陵”三字。然而历史事实究竟如何？他们井未深入研究，却率尔表态，能说这样的学风是实事求是的吗？必须指出，穆长青先生为“闯王陵”定的调子，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给予驳斥。穆先生声称

“‘护碑’上的图象中，■是‘马’字；‘■’显然是曲‘门’和‘吞’ 两个字组成。图象和字加起来，‘门吞马’是‘闯王’的‘闯’字。古代行

文先右后左。右边‘头戴三台’是‘王寇’的‘王’字。左边‘寿山永远’ 的‘寿山’即‘寿冢’，‘寿冢’是预先造好的‘坟墓’，‘寿山’即‘陵’”

，他说这是“十七世纪的甲骨文”，这种“科学破译是任何人也驳不倒的”（30）。我们虽然看不懂符箓图诀，但依据一般常识所获得的理解，就足以看出穆先生说法毫无根据，表明他对道教基本常识根本不了解。被穆先生认为“闯”字，是夹山符箓中部即符腹：■，其实符腹与其上部即符头：

■不可分开，不能断章取义。符■与“马”字无关，系与右侧“身披北斗”相合，图文并茂。符头■与“王”字无关，系与右侧“头戴三台，’相合，图文并茂。这是道教东西。“唵”读ǎn 音，是道、释常用的例语，本为婀、乌、莽三字合成，为佛教密宗真言。道教借用“唵”字，增加吽、吒、唎三个真言，意“超度亡灵，祭炼幽魂”(31)。“三台”本星名，象征三台星神，主宰人间禄寿。“生养护”三字，是祈求三台星神生我、养我、护我，此即 “头戴三台”含义。■即北斗七星，道教崇拜北斗，寓意护命超生、直入天庭。无论人实物还是从拓片看，或与其他各地出现的道教符箓对照起来看，夹山型符腹中心是由“開”、“口”两字组成，而非由“门”、“吞”合成，在道教则“意味着仙洞天门为亡者开放，亡魂可在三台、北斗神真的引导下直入福地寿域”（32）。非常遗憾，穆先生偏离道教符篆图诀原意太远了。不难看出，夹山福寿图诀是明清时代道教宣扬养生、养形、养气、养寿或超度亡灵的符篆碑，但是夹山说论者却带有浓厚玄学色彩，在所谓“闯王陵”三字上大做文章，把农民战争杰出英雄人物李自成结局说得玄之又玄，并且与道教符箓图诀联系一起，有忤史实，是非常不严肃的。当然符篆碑种类繁多，夹山型各地都有，如台湾隆泉书局 1986 年版《符咒施法全书》第 117

页、台湾满庭芳出版社 1992 年版《灵符神咒全书》第 39 页所收的符箓与夹山型一模一样就是例证。夹山型渊源于明代福建、江西地区，对台湾、陕西等地亦有影响。如陕西省子州县张效嗣先生提供的符箓资料（33），与夹山寺西坡出土如同一辙。其唯一不同是“三台”图型，夹山是■，子州县是■ 其实二者没有区别，都符合三台六星含义，“生养护”与“护养”都是一个意思。穆长青先生当然知道子州县符篆，如果依照他的说法，岂不又多了一个陕北子州县“门吞马”的“闯王陵”吗？可见这种把历史当成儿戏的“科学破译”未免太荒诞了。

夹山说论者为了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连康熙四十四年（1705）《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中“奉天老人”、“老人”、“奉老人”的称法都不放过，可谓用心太细了。如熊越群先生说，“奇怪的是和尚为什么称‘老人’呢？既称‘奉天玉和尚’，又称‘奉天老人’，其中奥妙可能是‘奉天王’的隐讳词，因为李自成称为‘奉天倡义大元帅’”（34）。本来名高望重的老和尚称为“老人”极为平常，如明清之际福建黄檗山名僧隐元隆奇，比其师费隐通容年长一岁，可是费隐致隐元信落款就用“费隐老人”（35），以“老人”自居。可见夹山寺康熙碑中“奉天老人”等称法，与李自成联系不起来，没有任何奥妙、隐讳可言，熊越群先生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夹山寺贮藏的《支那撰述》，纯属野拂和尚语录，其中有“炉中供养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句，穆长青先生说，“当时除对崇祯、顺治能称呼为供养‘皇帝圣躬万岁万岁’外，只有李自成可当此呼。而所供养者当然绝非崇祯或顺治，剩下的只能是‘大顺皇帝圣躬万岁万岁李自成’了”（36）；杨杰先生说，这“正好是对李自成的怀念”（37）。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然而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对佛教史不太熟悉，接触佛门语录不多，否则他们就不会那样说。本来这句话是和尚开堂说法例语，故和尚语录常有此语。如明德等人重梓《通天逸臾禅师语录》云：“师至座前，震威一喝，便升拈香，云：‘此瓣香爇向炉中，耑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万岁。伏愿尧日与佛日齐辉’。”逸臾行高，乃福建兴化府仙游陈氏，费隐通容弟子。重梓者明德为行高法孙，其史料价值绝对可靠。兹据《支那撰述》“次拈香炉中，供养重开夹山之恩”句，参照夹山寺《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中“至辛酉秋，大兴土木，极力重修”句，当是康熙二十年（1681）事，时石门知县张霖参与此事，而《支那撰述》开头有“辛未夏月”句，得知“炉中供养今上皇帝圣躬万岁”是康熙三十年（1691）为康熙帝“祝延”，从而得知野拂和尚政治上是忠于清朝的。试问：野拂有何理由、胆量敢称奉天玉和尚是“今上皇帝”呢？何况奉天玉和尚早已圆寂入塔，更不用说与李自成毫无关系。

湖南慈利县野拂墓碑中“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句，成为夹山说论者热门话题。韩长耕等先生认为，“战吴王”的“吴王”指平西王吴三桂，说：“古无以本姓称王”，“盖此一墓碑文乃骈体，‘吴王’、‘李闯’ 为文人有意润色之偶句”（38）。此说非常正确。然而，韩长耕等先生对“追李闯”之“追”字，说是“非追赶、追击之意。‘追’可训‘随’，即跟随、追随之义”（39），这就不敢苟同了。既然承认两句是骈体偶句，“吴王” 与“李闯”对偶，难道“战”与“追”就不能整齐对偶吗？“追”古文有训追随意思，但此“追”与“战”对偶，只能是追击之意，这是骈文写法规则。韩先生等人将“追”释为追随意思，意在美化野拂是李自成武将，为野拂即李过打下伏笔。所以，后来韩长耕先生说野拂是“曾经‘拔剑登坛’、‘翻江捣海’、‘叱咤中原’并追随李闯于澧水的武夫”（40），并以《永定县乡土志》中“野拂为闯贼余党”资料为佐证，论述“补之”即野拂、李过，乃至不惜违背骈文“追”的字义。实际上，这恰恰是歪曲了野拂本人历史。从墓碑上看，野拂是“武夫”，生于明代，死于清代。天启年间，痛恨魏阉专权，故有“久恨权阉”（41）句。崇祯年间，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故有“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句。南明时期降清，参与清兵追击大顺军行列来到澧水地区，故有“追李闯于澧水”句。澧水流域的永定县（今大庸市）、慈利县、石门县均属澧州管辖，是大顺军“忠贞营”南下北上必经和必争之地。如南明永历二年即清顺治五年（1648）春，江西金声桓反正，清廷从湖南调兵以加强长江要地武昌兵力，四月“马进忠复常德，王进才复桃源、澧州、石门”等地（42），而王进才则是“李自成别部之偏将”，“自成殪，其营主帅亦死，部贼无所统附，以进才长大多髯，推之为长”（43）。“忠贞营”重要将领牛万才、张光翠率所部驻屯永定县山中，亦于当年出击常德。李过、高一功亦于当年从湖北率部经过澧水出击南下，围常德，趋湘潭。清兵又乘虚占领石门、慈利、永定等县，控制澧水流域，后来大顺军刘体纯、张光翠、王进才部又在此地区与清兵激战，这就是野拂“追李闯于澧水”的背景。至于《永定县乡土志》标明“相传”并用小字记载“野拂为闯贼余党”，表明了修志者就不认为是信史，故不能成为根据。再说，该志是光绪年间编撰，乾隆、嘉庆以来民间就流传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野拂是老和尚门徒自然成为“余党”，试问这能算是史料吗？康熙时吴三桂叛清，野拂以和尚身份在慈利县“战吴王”，故有“战吴王于桂州”句。“桂州”，

秦晖先生认为是省去“阳”字的“桂阳州”；韩长耕先生认为是“桂川”之讹，指陕北、宁夏一带；杨杰先生认为是慈利县甘堰乡桂州塌，当地有“吴王坡”。综合当时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杨杰先生说得有道理，故本文取杨说。本来吴三桂叛乱时亲赴澧州督战，“驱土司苗、倮助军锋；伐黔、楚山木，造楼船巨舰，铸滇铜为钱，文曰‘利用’；转川、湖之粟以饷军，广饵贼党，号召天下”（44），慈利县难逃厄运，而且慈利县亦是吴三桂“伐黔、楚山木”、“转川、湖之粟”必经之地。不难看出，野拂在此重要战略地区发挥其“武夫”特长，“战吴王”即与吴三桂军队交锋。正由于野拂对清朝忠心耿耿，墓碑冠称“皇清临济正宗”云云也就可以理解了。对这样一个曾经镇压农民起义有过罪恶并且已经投靠清朝的和尚，夹山说论者为何非要美化成是追随李自成的大顺军武将或李过呢？试问爱憎在哪里？另外，从夹山寺葬区野拂塔文“康熙壬午年四月吉旦”看，康熙壬午年当为公元 1702 年，也就

是说野拂于 1701 年冬或 1702 年春夏间死去，如果是李过年近百岁，历史能那样简单吗？

总之，夹山文物，无疑为研究奉天玉和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不管何璘如何怀疑奉天玉和尚身份，不管民间如何传说云云，澧州、石门县、米脂县方志都未承认李自成就是奉天玉和尚，从夹山文物看奉天玉、野拂和尚与李自成、李过也根本对不上号。这里应该指出，中国明史学会与湖南省李自成归宿问题研究会于 1996 年 3 月 21 日、22 日（有的文章说 22 日、23 日）在石门县联合召开了所谓的“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没有邀请通山说学者参加，有悖学术讨论原则，反映出当前学风不正常现象。会后有人在当年 4 月 9 日《光明日报》发表《石门夹山说——史学界再探李自成归宿问题》，该文说会议肯定“夹山说有着十分丰富的文物佐证”，说夹山及附近地区文物“分别从不同角度为李自成以‘奉天玉，之名禅隐夹山提供了物证”，从而“更进一步缩短了奉天玉与李自成的距离”，与尚未公开发表的《评议鉴定会议综要》论调一致。这显然是对历史极不负责的说法，因而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好，引起了学术界批驳

（45）。

三、关于李自成结局

韩长耕先生曾经说过，通山说既无文献根据，又无文物佐证。而何璘讨论性的论文《书李自成传后》能算是文献根据吗？非常遗憾，现在只能用韩长耕话奉上：夹山说既无文献根据，又无文物佐证，而这恰恰是夹山说的悲剧。奉天玉和尚根本不是李自成。

应该懂得，“奉天玉”的“奉天”不是法名，而是地名。已故史学大师陈援庵先生，生前曾开门见山指出：“僧人同名者多，故名上悉冠地名、寺名，此僧传例也。”（46）这应是解开“奉天玉”之谜的一把钥匙。和尚不同年代相同法名，同年代相同法名，往往以对其影响大，或其对佛门影响大的地名、寺名标在法名前，便于区分，这是撰写高僧传的一个原则。然而， “奉天”难住了何璘，他才犯了大错误，说什么“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硬要将“奉天倡义大元帅”当作大前提错误推理下去，贻误后学，夹山说论者也深受其害。其实，“奉天玉”的“奉天”是指南明永历政权奉天府。史籍均有记载，如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载，永历元年（1647）“改

武冈为奉天府”。方志如道光年间黄宅中等修《宝庆府志》卷五“大政纪”，亦载永历元年“五月甲寅，明桂王改武冈州为奉天府”。当时瞿玄锡正在探视瞿式耜，所撰《稼轩瞿府君行实》云“上自全州移跸武冈州”，亦有类似记载。武冈邻近贵州、广西，是三省通衢要地，并且武冈与宝庆（今邵阳市）、衡州是湖南东西连接地区，是南明、清廷双方兵力南下北上必经之地，所以武冈地理位置重要，对明、清双方政治、军事、经济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永历元年到七年（1647—1653），明、清双方争夺武冈异常激烈（限于篇幅，战情从略），属拉锯战性质，使奉天玉在武冈事迹未能保存下来。清廷不承认南明奉天府，才改称武冈州，属宝庆府管辖。特别是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将盛京改为奉天府治，以后人们逐渐忘记武冈是南明奉天府，如何璘就属这种情况。必须指出，高僧传中也有一个奉天和尚，其事迹如下：“奉天般若古林智禅师，湖广长沙李氏子。幼失怙恃，颠沛万状。六岁至峨嵋脱臼，侍双桂十数年，屡遭毒打。后困木墩，打中腿肚，遂有省焉。历参诸方，未与德山语嵩裔机契，而受记莂。出住奉天般若、辽阳建宁如来诸刹。⋯⋯师于康熙乙亥冬十月十六日夜间坐逝”（47）。“奉天般若”指奉天府般若寺，据《沈阳县志》云般若寺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而“师于康熙乙亥冬十月十六日夜间坐逝”当指康熙三十四年（1695）冬圆寂、足证古林智和尚是晚年来到奉天府般若寺开堂说法。不难看出，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两个奉天和尚，即一个是奉天玉和尚，另一个是奉天古林智和尚。据夹山寺道光年间《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云“和尚字明玉”，是有根据的，因而“奉天玉”全称应该是：奉天明玉和尚。

奉天明玉和尚不是李自成，是显而易见的。而进一步研究李自成结局就能有效排除夹山说的干扰，有益于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本文认为，李自成遇害于通山县九宫山是确凿无疑的。阿济格奏疏、何腾蛟奏疏，分别向清廷、南明隆武帝上报李自成已死是可信的。阿济格是本着他在前线掌握的情况，据大顺军降卒言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但由于“尸朽莫辨”，故“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48）。他经“再行察访”后，第二次奏疏则确认李自成“身死是真”（49）。他第三次奏疏虽云“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50），实际却是李自成“余党走湖广、江西”（51），当然打着李闯旗号，何况李自成骁将王得仁当时仍在江西北部南昌府、瑞州府（今高安、宜丰、上高等县），仍然打着李闯旗号，所以“闯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是不能成为李自成未死的根据的。何腾蛟是在李自成九宫山遇害后，据闯将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王进才等言如实奏疏，并透露大顺军将士“悲号”和“自悔、自艾亦自失”情景（52），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另外，文秉是明代正德、嘉靖文坛名流文征明玄孙，其父文震盂先忤魏忠贤意，后与温体仁不协，是天启、崇祯时名臣。文秉家传影响较深，熟悉明末遗事，故撰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定陵注略》等书，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关于李自成结局，文秉在《烈皇小识》书结尾说：“逆成屡败之后，每行军大队在前，己率数十骑在后。一夕，大风飞沙，对面不相睹，逆成同二十八骑趋通山，登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遂剁逆成于马下”，为当时人记当时事，是野史有关李自成死于通山县九宫山较早记载，故其史料价值是可靠的，应该值得重视。当时史事另一见证者蒙正发，他生长在崇阳县，曾在崇阳县举兵抗清，与通山县相距不远，他在回忆录性质史书《三湘从事录》跋中亦云：“闯逆授首于九宫山村民之手”，与文秉记载基本吻

合，足证阿济格奏疏、何腾蛟奏疏史料价值之可靠。

大顺军是否从武昌东下，曾是通山说、夹山说两家争论焦点。夹山说认为大顺军是从武昌南下，进入湖南，九宫山李自成假死隐身，是李自成早在所谓武昌秘密会议时决定的，是所谓联合何腾蛟抗清的策略手段。这种说法，关系到史实真伪，故不可不澄清。

阿济格奏疏云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我兵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53），这本是当时史实。为何要这样说呢？从当时历史背景看，“声言欲取南京”体现了李自成的战略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决非是一天之内形成的。早在大顺军从北京西撤、弘光帝登基南京时，“闻南京立天子，欲归附，不知所介绍”（54），表明大顺军有意联合南明共同抗清，李自成已经意识到联明抗清的重要战略意义。但是，当时弘光朝是以“报君父仇”、“联清讨贼”为举朝大纲，史可法也积极推行这个政策，所以李自成一相情愿落空，这当然是历史悲剧。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廷定鼎北京不久，即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由绥德取延安、鄜州，断李自成西去后路，命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由河南赴潼关夹攻李自成。当史可法《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流传到北方，李自成阅读后，就特意给史可法写信，对史可法过去镇压农民起义进行批评，指出：“孤（指李自成本人）虽死罪万，亦由众公激云也’，希望史可法“奏之朱天子，得孤无异心，彼此两休”，能够联合抗清（55）。结果当然被史可法拒绝。潼关之战，迫使李自成退走西安，北又有阿济格兵逼进，使李自成腹背受击，故最后李自成退出西安，南下至商州入豫，这是顺治二年（1645）月间事。值此之际，清廷命多铎转师直取南京，将追击李自成任务完全交给阿济格。当时史可法重要部将高杰，被叛将许定国计杀，使南明黄河防守遭受重大打击，这是清廷果断命令多铎移师南下原因之一。当李自成率军直趋湖广时，对多铎欲直取南京早有风闻，中土形势非常严重，因为李自成对南明弘光朝腐败、史可法抗清不利因素了如指掌，才为东南地区深感忧虑，从民族大义和中上前途着眼，说出“西北虽不定，东南诓再失之？”（56）故“声言欲取南京”。

“声言欲取南京”，是指大顺军在多择未过江前直趋南京地区，以增强东南地区抗清实力，但是李自成不会轻易占领南京城，不排除遣兵过江增援孤守扬州史可法联合抗清的可能。这种战略思想的前提，是一年来中土形势的变化，使东南地区即将成为南明、清廷主要战场，而且这是关系到捍卫江南、恢复中原的全局战略利益，当然也包括大顺军本身利益，李自成对此有预见和清醒认识。所以，大顺军从武昌东下决策，是切合当时中上形势变化的实际情况，也是李自成晚年战略思想可贵之处。退一步来说，假如大顺军是在多铎过江后抵达江南地区，我们今天回顾清兵占领扬州、南京后江南人民激烈抗清史实，就不难预料大顺军必然会得到江南人民支持，南明政权和大顺军历史都将会改观，因为东南地区反清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潜力远比两湖、两粤深厚。可见，当时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是大顺军事关恢复中土全局的主动的战略行动，这是自甲申之变一年来清廷、南明、大顺军相互错综复杂矛盾演变后的结果，体现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当时南明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恶果，如袁继咸曾经上疏弘光皇帝，说“闯为清败虽可喜，实可惧。清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虽事者？长江上、下（游）宜早为备”，故建议做好抵御清兵过江的防守准备，但是“马、阮益不悦”（57）。显然，阿济格奏疏言称“我兵亦分水陆

两路蹑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处”

，这是三至四月即多铎移军南下后由阿济格率军单独进行，然而大顺军东下的伟大战略行动，却被阿济格和南明叛贼左梦庚给夭折了。

本来甲申之变以后中土形势的变化，李自成早把全部精力用在对付清军上，只要左良玉不主动攻击，李自成不会夺取武昌。左良玉虽拥兵八十万，但大多由农民军降卒组成，所谓“后五营为降军”，“法令不复相慑”（59），何况左良玉在农民战争时期多次被李自成击败，畏惧大顺军，故驻军武昌的左良玉对大顺军没有构成威胁。所以，李自成以民族大义为重，绕过武昌，即在武昌西南沙湖渡江到鄜州，想从金牛、兴国州（今阳新）方向东下，避免与左良玉交锋。左良玉、袁继咸、何腾蛟等人不理解李自成军事行动，故“武、岳大震”（60），非常恐惧，而左良玉“于三月二十二日，起全营水陆俱下” （61），即以“清君侧”名义撤离武昌东下。武昌成为空城，李自成才回身占领武昌，为东下江南再做必要准备。后来清兵追至，双方展开激战，大顺军受些损失，于四月初旬突围，水陆东下。当大顺军行至富池口，又被清军追上，富池口之战使大顺军船、马损失较大，对李自成战略行动是致命打击，因为后继部队被割断，先行部队变成为孤军。特别是四月二十七日左梦庚降清（62），清兵控制九江，使清兵士气旺盛，并且清军兵员大为增多，所以李自成从富池口突围赶上先头部队，终在九江西被清兵击败，大顺军战船全部丧失，从此大顺军东下之路被断绝，“声言欲取南京”成为泡影。本来，大顺军水战经验不多可在实战中积累，水陆联合作战经验不多可在实战中积累，但在清兵追击下流动作战是其战术上致命弱点，是当时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因而若没有阿济格富池口大捷，若没有左梦庚降清，大顺军完全可能在多铎过江前抵达南京地区，收复中原进取北京大有希望。偶然性也会起到事关成败的必然性作用，而大顺军伟大的东下战略行动的失败就是例证。

大顺军东下失败，使其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刘宗敏、宋献策、左光先等不幸被俘被杀，或失踪，损失惨重。大顺军被迫沿九江西南方向撤退，而李自成率数万人由瑞昌西上兴国州境，结果于五月初四日在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程九伯等人杀害。这个不幸消息，很快被跟随李自成进入通山县的数万名大顺军将士获悉，他们当即“毁戮四境”（63），进行猛烈反击和报复。而李过率领的大顺军，四月间由陕北转战经四川进入湖北，在荆门、当阳一带抗击清兵，于四月底或五月初在洞庭湖东北处与刘体纯、袁宗第等人会师， “自白螺山至城陵矶百余里间，截江求渡”（64），准备配合李自成战略行动。李过等人很快知悉大顺军东下失败，“走湖广、江西”（65），寻找李自成下落。当大顺军将领得悉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遇害消息，“悲号”不止，“自悔、自艾亦自失”，其悲咽痛苦难于言表，大有一时路绝无主的悲郁零落之感，连何腾蚊奏疏都如实反映出来。李过等人出于悲愤，就以十倍的暴力对地主反动武装发泄报复情绪，故“引贼众由通城入巴陵，分掠乡村，所至为墟”（66），“闯贼余党散入岳州，大掠属县”（57）。后来，李过所部及东下的大顺军进入湖南平江、浏阳、常德地区，最终与何腾蛟、堵胤锡联合抗清。如李过率所部“骤入常德”（68），何腾蛟、堵胤锡“往常德招抚一只虎”（69），魏源《圣武记》也有类似记载。六月间，李过返兵北渡，驻屯湖北松滋草坪地区。闰六月，李过“侵抢沙市”（70），所谓“屯公安、江陵间，连营百里”（71）。七月，李过与高一功会师，破荆门州、

当阳等地。八月间，堵胤锡以隆武朝湖广巡抚身份亲赴草坪，馈劳李过、高一功“忠贞营”。大顺军其他将领与何腾蛟联合情况，恕不赘述。

李自成虽然死了，但他的东下战略思想，对后来何腾蛟、堵胤锡有影响。如何、堵与大顺军联合后，“腾蛟任湖南，守湘阴，图岳、武；胤锡任湖北，守常、澧，图荆州”（72），想依靠大顺军以岳州、荆州攻取武昌，“进而长驱直捣，孝陵在望”（73），与李自成东下战略思想吻合。但两湖、江南乃至全国形势时过境迁，结果只能是何腾蛟、堵胤锡的幻想。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总之，奉天明玉和尚不是李自成。李自成结局是悲壮的，他是可歌可泣的历史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