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建立新国家

幸福的日间生活

没完没了地对逮捕和审判加以令人厌烦的描写，或许会使人想像到全国人民在可怕的 1937 年处于一种受压抑的精神状态。然而根本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在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的情况下睡得可香了。他们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匆匆去上班，满腔热情地参加每天的咒骂敌人的集会，认真地阅读介绍审判情况的内容贫乏的报纸⋯⋯他们讨论西方劳动人民苦难的命运，非常怜悯受压迫的黑人和不幸没能生活在苏联的一切人。与我合住一套房子的邻居、莫斯科大学一位年轻的生物学教授和他的妻子、母亲及女儿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在排队上共用厕所时总是浏览报纸，嘴里还高兴地哼着歌⋯⋯每逢十月革命节，他们全家都参加游行活动，到红场去，然后再给瘫痪的母亲讲见到斯大林的情景。母亲耳聋，他们就用整套住宅都能听见的声音朝她喊。他们害怕国家安全机关吗？要是提这个问题，肯定会使他们感到气愤。他们知道， 只有敌人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他们当然也知道有逮捕人的情况，他们的许多熟人就被捕了，但这些人原来是敌人。逮捕一般都在后半夜进行，而这与他们无关。夜里他们像正人君子那样安心地睡觉，为的是再次幸福地醒来， 在排队上厕所时唱歌。

庄严的惩罚性公开审判，属于白天生活中的娱乐活动⋯⋯像地地道道的恺撒应该做的那样，在这种日间生活中“当家的”为幸福的同胞们搞了许多娱乐活动。例如，克里姆林宫顶上出现了几颗红宝石的星，于是举国欢腾， 许多人全家一起去红场看它们在夜间如何闪光⋯⋯日间生活离不开激昂的进行曲，因为这是胜利者的国家。他们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保皇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白卫军。

目前在和平生活中又获胜了——用两三个五年计划赶上了并将很快超过全世界。斯大林的报纸每天都宣传某一位先进劳动者的胜利，全国人民自然是欢欣鼓舞。宗教被战胜了，在神圣的俄罗斯剩下的全是无人主持的教堂⋯⋯ 他的肃反工作者在每一次审判中都战胜了敌人和间谍。他每天都送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一个新的胜利。

飞行员奇卡洛夫和他的机组人员被安排乘敞篷汽车在首都的街道上行进。他们在世界上头一次沿莫斯科——美国航线作了不着陆飞行⋯⋯每年在红场上都举行阅兵式、体育大检阅、空军大检阅和向主要胜利者——劳动英雄致敬的大检阅。

1935 年开始审判破坏分子时，斯大林曾下令找一个采煤量惊人的矿工， 而且要在他这个矿上发现一批知识分子中的破坏分子，当然，是妨碍这名矿工创造劳动功勋的破坏分子。这就是“当家的”设什的情节。这一情节马上得到了落实。一个姓斯达汉诺夫的矿工被找到了。他是从农村来的小伙子， 长着一张典型俄罗斯人的有魅力的脸。从未见过的纪录被安排出来了，矿上的破坏分子被发现了。在这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 运动。极高的生产定额用落后的设备创造出来了。工伤事故全都算到了破坏分子头上。“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的纪录是为了鞭策其余的人。从此时起， 他定期搞节日表演：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代表大会。

群众、集体无处不在。斯大林建立了一个集体国家。一切都是集体性的： 工作集体、家庭集体、住宅集体（绝大多数住宅都是合住户）、休假集体（星

期日进行集体郊游）。集体节日也很多，例如矿工节、建筑工人节、冶金工人节⋯⋯各行各业部有自己的节日，这是为了让集体在这一无能够聚在一起尽情地饮酒作乐。

他在全国各地开办了文化休息公园。在经过专门培训的群众性文娱活动组织者的安排下，人们在这里还是集体性地一起消遣作乐。一切都是集体性的⋯⋯

在处于恐怖高潮的 1938 年，在莫斯科的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举行了劳动集体的游艺联欢活动，百万人幸福地、无忧无虑地尽情玩乐。

他有句话说对了。这句话被用在数以百万计的标语上：“生活变得更轻松，生活变得更愉快。”

把公园变成集体娱乐中心后，他特别关心各公园的“直观宣传”工作。这意味着，在所有的林荫小径处都要悬挂他和列宁的语录以及党的号召和宣传口号。

树林中一定要安放被富农杀害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和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的谢尔盖·基洛夫的白色塑像。他们是斯大林的为信仰而蒙难的新圣徒。在各公园的主要广场上必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塑像。在远处的林荫小径旁，有石膏制的男女体育爱好者塑像，其形象通常是胸脯宽阔、乳房丰满、粗腿厚臀。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斯大林特别注意让这一代人长得强壮。他吩咐在公园里开办靶场和建造跳伞塔。许多人都在公园里打枪和跳伞。他已经在为实现伟大的梦想而培养新的一代。

开代表大会和休假这种经常性的群众性活动，以及把个人溶入集体之中的做法，造就了最宝贵的东西——集体荣誉感。个人责任不存在了，只有集体责任。“党是这样嘱咐的”，“国家是这样嘱咐

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帮助人们在极端残酷的恐怖日子里平静地享受了生活的乐趣。谁的个人良心若苏醒过来，他只有去痛苦了。著

名作家阿·盖达尔在 1938 年进了精神病院。他从那里给自己的朋友、作家鲁维姆·弗拉尔曼写了一封信：“有个念头令我不安——我撒谎太多了⋯⋯有时候我己接近讲真话，有时候真话眼看就要脱口而出，但好像有个声音在严厉地警告我：‘小心！别说！不然你会完蛋！’”

盖达尔没有完蛋。他在精神病院得到了帮助。真话不再如此强烈地令他不安了。个人良心幸运地消失了。

不过，足球才是日间生活中人们最喜欢的事物，知识分子对它就更加喜爱。被恐惧所压制的愤怒情绪可以在足球场上通过叫喊和外露的激情发泄出来。在足球场可以忘掉进入潜意识中的恐惧。

全国足球生活中的主要竞争是在两个俱乐部之间进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狄纳莫”俱乐部和工会的“斯巴达克”俱乐部。全体知识分子都是“斯巴达克”的狂热球迷。这是不被禁止的一种反抗形式。

在这两队比赛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总会出现在球场的政府包厢内。最初是亚戈达来看球。亚戈达被枪毙后，身材矮小的叶若夫又出现在这里。在叶若夫被枪毙后，出现在政府包厢里的是第三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他们全都狂热地为“狄纳莫”队叫好，并且痛恨尼古拉·斯塔罗斯京

——“斯巴达克”队的创建者和领队。

全国人民都知道斯塔罗斯京。大概除了斯大林和列宁外，这是知名度最高的姓了。斯塔罗斯京四兄弟是国内最著名的四个足球运动员。老大尼古拉

在挂靴后创建了“斯巴达克”队。是他引发了“斯巴达克”与“狄纳莫”的伟大对抗。他的三个名气很大的弟弟在“斯巴达克”队踢球。尼古拉在运动战术方面具有无穷的想像力。

1936 年，照例要在红场举行体育大检阅。共青团领导人兼这一庆祝活动的组织者亚历山大·科萨列夫想出个主意——检阅时直接在红场上表演足球。这件事委托给“斯巴达克”俱乐部去办，“狄纳莫”的球迷对此极为嫉妒⋯⋯在检阅时，按照科萨列夫发出的信号，整个红场马上铺上了巨大的地毯——形同一个绿茵球场。“斯巴达克”俱乐部的运动员跃上“球场”，开始展示球艺。科萨列夫站在斯大林身旁，手中攥着一块白手绢。当时约定： 如果“当家的”对这个表演不感兴趣，科萨列夫就晃动手绢，表演马上停止。“当家的”平时不喜欢足球，可这天他很喜欢。他的战友们在列宁墓的检阅台上兴奋得发疯了——伏罗希洛夫又蹦又跳，满意地大喊大叫。

而未安葬的列宁就躺在他们下面⋯⋯

不错，科萨列夫那天没晃动手绢，幸福的足球运动员明白了：“当家的” 喜欢。他们错了。“当家的”只不过是让这些可怜的弱者最后再高兴一下。科萨列夫、丘巴尔、波斯特舍夫和鲁祖塔克这些像孩子那样对球艺感到高兴的人，都要随着老化的党一起消失斯大林利用了同胞们的这个愚蠢的爱好。对全国来讲，1936 年最惊人的事件并不是审判。国人期待的是巴斯克人足球运动员的到来。他又送给人民一个节日——请来了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亚戈达和叶若夫一手操办了此事。“斯巴达克”没被选为西班牙人的对手，与巴斯克人赛球的是“狄纳莫”。

内务人民委员部喜爱的球队两次被击败！

全国陷入一片悲哀。“当家的”非常生气，吩咐一定要赢。叶若夫这才建议让“斯已达克”队上场。他明白，要是输给巴斯克人，这支球队就完了。

“斯巴达克”队当时正在莫斯科郊外训练，用林肯牌敞篷轿车隆重地把该队接回莫斯科。但林肯牌轿车的车胎在半路上突然爆裂了。如果“斯巴达克”队比赛迟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要倒霉了。队员们还是及时赶到了体育场，但那时裁判员已经入场了。运动员当着热心球迷的面直接在车上换了球衣，然后就冲向了赛场。他们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对巴斯克人来说，这是一场足球赛。对“斯巴达克”队来说，这是一场生死之战。比赛结束时记分牌上显示的是难以置信的数字。“斯巴达克”队以 6∶2 击败了伟大的巴斯克人。

举国欢腾，人们在大街上相互亲吻。斯塔罗斯京成了全国崇拜的偶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则气得把牙咬得咯吱响。

1937 至 1939 年，“斯巴达克”队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赢得了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两项大奖。这太过分了。于是枪毙了叶若夫的贝利亚开始狠抓“狄纳莫”队⋯⋯

贝利亚年轻时当过足球运动员，甚至曾在格鲁吉亚的一支球队中效过力。他也曾是一个狂热的球迷。

从这时起，斯塔罗斯京注定要遭殃。可是，斯塔罗斯京兄弟名气太大了， “当家的”也不允许搞他们。

这件事拖到战争时期才发生，那时已顾不上足球了。

1942 年 5 月 20 日，斯塔罗斯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醒来。有人手枪顶着他的头喊道：“起来！”他被带出家门，推进一辆汽车，送到卢比扬卡监狱。向他出示了已被枪毙的科萨列夫的供词。有人强迫科萨列夫承认，他

准备在下一次体育大检阅时消灭党和政府领导人，为此组织了一个以尼古拉·斯塔罗斯京为首的一批运动员组成的战斗小组。

当天夜里他的三个弟弟也被捕了。他们全被判了 10 年劳改，这在当时是最轻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