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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7 月 2 日。斯大林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

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 1930 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

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 1931 年？

为什么可能推迟到 1932 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卢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

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

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所以，他的全部虚构都为“相当重要的目的”服务，至于狡辩的孔德拉季耶夫等人无辜受过，这是无关紧要的。

知识分子先生们是如何“过堂”的，只能猜测了，但是，他提出的任务都完成了。

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你想必已经拿到孔德拉季耶夫的新供词了。亚戈达把供词拿给我看了。我想，这些供词都应当分送全体中央委员。”

他想使全国不断处于恐惧中，不断制造紧张状态，这就需要“外国准备武装干涉”，需要一种被围困的堡垒的气氛。

1930 年底，又开演了一场大戏——公审“工业党”。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不知疲倦的克雷连科。审判顺利得就跟抹了油似的。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都举行大会，要求枪毙“卑鄙的破坏分子”。在法庭上，情况相反，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被告不同寻常地彬彬有礼。被告可以抽烟，记者人满为患，还拍电影。被告争先恐后地认罪，心甘情愿地招供搞破坏活动的各种细节—— 同侨民中的敌对分子、外国大使馆，甚至同法国总统庞加莱有联络。不过，也出了点小纰漏。例如，“可耻的破坏分子”拉姆津说，他在策划外国武装干涉时，还成立了未来的政府，提议俄国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担任工贸部长，他同此人的洽谈很成功。

遗憾的是，此人早在拉姆津同他“很成功地洽谈”之前就已死了。

斯大林倒并不忘恩负义。主要的被告拉姆津被判极刑，但改为徒刑。很快，被全国咒骂的拉姆津获得释放，最后还官复原职，甚至还获得了崇高的奖赏——斯大林奖金。还有几个“恶毒的破坏分子”也成为受他恩宠的科学家。

但是，他还是努力使流血不致停下。无血就无恐惧。对各经济领域搞破坏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审判马不停蹄。几名细菌学家被指控造成牲畜倒毙，审判后，枪决。一批食品工业干部被指控造成饥饿，48 人被枪决⋯⋯在布蒂尔监狱的水泥地上蹲了不少教授和工程师，每间牢房关 60—80 人。民间早就把这座监狱叫成“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

斯大林孜孜不倦地指挥这些“相当重要的措施”。1930 年 9 月 13 日，他给莫洛托夫写信：“应当立即公布在鱼、肉、罐头和蔬菜上搞破坏的人的所有供词，一周后再报道，这些恶棍已被枪毙，这种人全都该毙了。”

这真是神话：他自己策划审判，自己宣布无辜者为罪犯，同时对他们的罪状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演得很投入。

于是事故越来越频繁，他的人民委员们敲了警钟。

精通业务的干部全没了。但是，他总有办法：从监狱里把工程师拉到事故现场或没人顶班的车间！晚上再送回监狱。没正经工作可干、闲得难受的犯人把这看作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