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恐惧的魔鬼

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他急不可待。为此需要加快认罪的过程。他干得合乎逻辑——搞刑讯。叶若夫的新一代侦查员迅速学会了搞刑讯和打耳光。而且，刑讯在逮捕之后马上开始，尽管侦查员尚未着手审讯。

起初是用牢房来折磨人。一位过来人写道：“一间牢房关押 60 个人。正

值 6 月份，天气很热。我们的脸紧贴在地板的缝隙上，从那里吸新鲜空气。大家轮流挤在门口，感受从门缝透进来的微风。老人几乎一关进来就受不住了。”

接着便开始侦查员的刑讯。苏哈诺夫监狱的第一次审讯经常是从狠抽一顿鞭子开始，这是为了凌辱和制服审讯对象。奥尔忠尼启则的弟媳波普莉娅在这里被皮鞭抽死了。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室里，囚犯被按在水泥地板上，然后用四面布满钉子的木箱把他们罩上。身材魁梧的集团军司令德边科曾被这种一米见方的箱子罩过。

此时任何供词都能迅速得到签字。

就像罗马暴君——尼禄皇帝当政时期一样，女人有时候表现得更坚强。已故阿布哈兹独裁者涅斯托尔·拉科布的妻子每天晚上都被带去审讯，清晨浑身是血毫无知觉地被拖回牢房。面对在反对已故丈夫的供词上签字的要求，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不会诬蔑自己的丈夫。”在当着她的面殴打她还在上学的 16 岁的儿子，并且威胁说，如不在供词上签字就打死她儿子的情况下，她仍然没有屈服。在又一次刑讯后她死在了牢房里，最终还是没在任何东西上签字。

毒打和鞭笞只是刑讯的开始和进入地狱的前奏。后来搞起了著名的车轮战术——侦查员不断换班，而囚犯则日夜不能睡眠。与此同时，对囚犯还是又踹，又打，又侮辱⋯⋯囚犯会因失眠而变得神志不清，并愿意签署任何东西。这时便让他在侦查员编造的供词上签字。

第二阶段是巩固成果。让囚犯吃饭和吸烟，对囚犯说，现在他应该想想还能再供出些什么。然后给囚犯提供纸，提示他考虑问题的方向并监督这项工作。

如果囚犯需要出庭（大部分人被缺席判决），还要同他进行排练，同时警告说：“注意，如果在法庭上出错，我们就不是枪毙你了，而是要折磨你，把你碎尸万段。”侦查员们尽力让囚犯相信，根本不会枪毙谁，说枪毙只是给报界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将活下来。开庭时，侦查员就坐在囚犯跟前。这些刽子手在刑讯时一直大谈作伪供的崇高动机，大谈对党和祖国的好处。因此，为了保持自尊，被告常常配合做游戏。

可是，“在我的脑海中，在各种政治思想性的崇高说教背后，总有个面目丑陋的、通常令人恐惧的小鬼手舞足蹈，”有位受害者写道。

这个时候，统治国家的已不是党，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惧。就像尼禄当政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恐惧的城市中人已绝迹，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头。”

灾难也降临到了托洛茨基的一位老朋友头上。他就是前乌拉尔苏维埃领导人、曾指挥枪决沙皇一家的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身患绝症（喉癌）的前红色乌拉尔领导人提着被抽掉皮带的裤子站在侦查员面前，顺从地供出了过去的朋友——托洛茨基分子，但拒绝承认自己参与了恐怖活动。

斯大林于 1937 年 5 月 26 日对叶若夫说：“是不是该对这位先生施加点压力，迫使他讲出自己那些肮脏勾当了？他是在蹲监狱，还是在住饭店？”

既施加了压力，也搞了刑讯，最后把他枪毙了。

终于，亚戈达也被捕了。“当家的”没有忘记，布哈林 1928 年曾对加米涅夫说过，亚戈达也是自己的拥护者。那时亚戈达把布哈林哄弄得滴溜儿转，

但这显然促使“当家的”设计了一个出色的剧情——把布哈林和亚戈达捏合在同一个阴谋活动中。

因此，在“当家的”构思的惊险剧中，早就给亚戈达安排好了一个备用角色。这个出人意料的和有益的角色应该就基洛夫谋杀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日后的清洗向全国作出解释。原来，基洛夫确实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确切地说，是被钻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反革命分子所害。更确切地说，是为权势极大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所害！从这种剧情转折中得出了所需要的结论：既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都被万恶的托洛茨基的爪牙招募了，那么大家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周围还有多少反革命分子和间谍呢？

逮捕亚戈达为“当家的”摆脱一大批忠于列宁的肃反工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人暗地里为枪决老党员感到难过。他们顺从地执行了命令，但却无法赞成这件事。

他明白，需要一批蔑视党内所有老家伙的年轻干部，一批不去判断是非的执行者。正因如此，老化的党和它的宠儿——老化的肃反委员会应当一起灭亡。

叶若夫干劲十足地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全面清洗。“当家的”真是幽默：列宁时期的大批肃反工作者现在要一丝不差地体验他们不久前迫害的那些老党员的命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在劳改营与不久前受自己迫害的人见面，但是大部分人到不了劳改营——他们将死在熟悉的卢比扬卡监狱，正是他们曾把无数的人送到这里。他们的下场通常是：被枪毙，送火葬场，骨灰被抛进顿河公墓深深的一号大坑。“当家的”另一个幽默是：亚戈达不得不就他忠心耿耿为“当家的”干的无数投毒勾当而悔过。是他毒死了缅任斯基、高尔基⋯⋯

据传说，亚戈达在监狱中说：“毕竟还是有上帝的⋯⋯要知道，除了对忠实的服务表示感谢外，我从‘当家的’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从上帝那里我早应得到最严厉的惩罚。现在你们看看我在哪里，自己想想有没有上帝。”

于是，无论向他出示什么，他都签字。他采取一种令人奇怪的无所谓态度，但有时哭泣。

有人把亚戈达的话报告给“当家的”，他听后只是冷冷一笑。这个前教会学校学生清楚地记得历史：安提阿是上帝的鞭子。

年底通过了宪法。1936 年在国外时，布哈林抽出钢笔，神态庄重地说： “宪法是用这枝笔写成的。”

布哈林在国外说，卡尔卢沙（拉杰克）帮他起草了宪法。

不错，“当家的”委托自己的两个最有天赋的政论家起草了宪法。只是在他们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时，就轮到了他们参加他所构思的大戏。

他们起草的宪法宣布了言论自由、普选权和其他一些自由。然而，只有在谁也不敢动享受这些自由的念头时，这部宪法才会在社会中生效。恐怖的任务就是建立这样的社会。当然，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老的反对派和煽风点火音存在的余地。

这两个人都应离去。拉杰克先离去了，现在轮到了布哈林这个列宁党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