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谜

我们把别索遗忘了。他不时地回家。妻子的自作主张依然使他怒不可遏。她想让儿子当神职人员？休想！

摘自戈格利齐泽的回忆录：“别索常说：‘你想让你的儿子当主教？你永远别想见到这一天。鞋匠，他将来要当鞋匠！’他干脆把孩子带到了第比利斯，让他到阿杰利汉诺夫皮革厂学徒。但凯凯已经不怕丈夫了，她进城把孩子又领了回去。”

别利亚耶夫帮她重新办了入学手续，孩子又上学了。

她又一次战胜了丈夫，使丈夫丢了脸。从此之后，别索再也没回过哥里， 杳无音讯。索索的同龄人和他的传记作者是这么写的：“别索死于酒后斗殴。”

索索本人是怎么说的呢？

在父亲“死于酒后斗殴”多年后，1909 年，索索因从事革命活动又一次被警察局逮捕，送到沃洛格达。保存在沃洛格达宪兵局第 136 卷宗“被监管人资料”上说：

“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族，农民，其父维萨利昂·伊万诺维奇现年 55 岁，母亲是叶卡捷琳娜。母亲住在哥里，父亲过流浪生活⋯⋯”

1909 年 6 月 30 日又这样写：“父亲维萨利昂⋯⋯过流浪生活⋯⋯”直

到 1912 年的宪兵档案中，索索的供词才改了：“父亲已去世，母亲住在哥里。”这是什么？是想给宪兵布迷阵，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可能父亲确实活着。别索的弟弟当初就死于酒后斗殴。人们是否把弟弟之死转于失踪了的别索？

我从特维尔市科尔基亚那儿收到了这么封信：

“1931 年，我在苏呼米认识了一个老头儿。他站在沿河街的油炸馅饼店旁乞讨。我没给钱，他醉得很厉害。突然，他喊了起来：‘你知道向你要钱的是谁吗？’骂了我一句。我家离炸馅饼店仅两步路，所以，我老婆从窗口看到了这个场面。我进了家门，她就小声对我说：‘他喝得大醉的时候，就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他儿子，是他生的。疯子！’第二年，我又上那儿去，老头儿当然已经不在了。他以前住在馅饼店旁的地下室里，有人看见，那天夜里他就被带走了。”

当然，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亲失踪了，连坟都没有。

哥里的生活昏暗，单调。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公开处决两名罪犯。

1892 年 2 月 13 日。上千人聚集在绞刑架旁。教会学校师生单独在一处。当时认为，“公开处决会使人相信法网恢恢，能震慑罪犯”。

摘自彼得·卡帕纳泽的回忆录：“我们被绞刑吓坏了。十诫中的‘勿杀戮’同处死两个农民是相矛盾的。施刑时，绞索断了，又吊了一次。”

人群中有两名未来的熟人：高尔基和索索。高尔基描述了这次绞刑，而索索记在脑中。他懂了：可以违背诫条。也许，当时他就发

生了疑问：教会学校是否在欺骗他们？ 疑问一经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

1894 年，索索从初级教会学校毕业，进了第比利斯教会中学一年级。上世纪末的第比利斯，美丽，欢快，醉醺醺，阳光明媚。这就是索索看

到的世界了。翻翻本世纪初出版的《高加索风景图片集》，你会看到多姿多彩的人群：穿高加索骑士袍的自命不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小胡同的作坊里干活的大嗓门的手艺匠，叫卖格鲁吉亚发面饼的小贩，吹祖尔纳管的乐师，喝得微醉的小贩⋯⋯

学生住在学校楼内，食宿全包，院墙使他们同这个充满诱惑的南方城市相隔绝。学校里笼罩着一种准备为上帝服务的严肃的、禁欲主义的气氛。

清早，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非得起床作晨祷。匆匆忙忙的早点，长长的几堂课，然后又是祷告，简单的午餐，短时间的散步，然后，校门就关上了。10 时，正当南方城市的夜生活刚开始时，他们就做完晚祷要就寝了。他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开始。

他的同学伊列马什维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群犯人，

虽然没有犯罪，都要在这里度过少年时代。”

在这群血气方刚、早熟的南方少年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作好过这种生活的准备。他们渴望那种既能让他们享尽人生乐趣，又能满足他们从圣经中获得的献身愿望和崇高理想的学习生活。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学习方式。高年级学生向他们介绍某些地下组织。这些秘密社团就同初期的基督徒一样，宣布自己的宗旨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