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来得正是时候

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势必造成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他和他的契卡机关对此作了准备。对破坏分子无休止的审判、契卡和从不停止的恐惧、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吃不饱、牛马般的生活条件，已经摧折了这个国家。看着职业介绍所里毫无怨言、俯首贴耳地排长队的人，一位西方记者惊呼：“难道搞革命的就是这些人？”

1931—1932 年之交，前海军准尉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革命的喀琅施塔得的英雄，后成为一帆风顺的外交官——回国休假。他的妻子写下了观感：“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只有几小桶酸白菜。从 1929 年起实行了面包凭证供应制。居民在工厂食堂里吃饭。”但是，最可怕的情景她是在街头看到的：“有一天，在尼基塔大门旁，我看到一个农民突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个婴儿。两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牵着母亲的裙子。这些人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令我吃惊。那个农民摘下棉帽，气喘吁吁地哀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吧，快点，给人发现了就会把我们抓起来⋯⋯’”著名革命家的妻子奇怪地问：“你们怕什么呀？谁会把你们

抓起来？”她把皮夹里的钱全倒出来了。农民边走边说：“您在这儿啥都不知道。村里都要饿死了。”

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特大饥荒。成千上万的饥民想跑进城，可是，那儿的面包凭证供应，只卖给市民。瘦得皮包骨，饿得脚步蹒跚的农民到城郊求告：给点儿吃的吧！他们都没有活人样儿了，像幽灵。

他们被民警或是穿民警制服的格别乌特务带走。

城里的孩子向他们扔石头，学校里教育他们要仇恨“万恶的富农”，还要仇恨“富农崽子”。所有的学校教员都给孩子们讲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农村的孩子，14 岁，他向格别乌机关告发了富农父亲，于 1932 年被富农们杀死，当时正是大饥荒的岁月，根据“当家的”下的指示，为了他而出卖了父亲的那个孩子，在整个宣传运动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他记起了教会学校中的一段课文：“凡爱父母甚于爱我者，不配受我庇佑。”

全国各地都立起了帕夫利克纪念碑。

他做到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禁止谈论饥荒。“农村闹饥灾”这句话被宣布为“反革命宣传”。

几百万人在死亡，而全国为集体化唱赞歌。红场上举行游行，只字不提饥荒，不论在报纸上，还是书刊里。农村不声不响地死亡。

在饥荒闹得最凶时，格别乌和亚戈达非常成功地让来到俄国的肖伯纳在全国转了一圈。他是同南希·阿斯托夫人一起来的，后者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她打定主意要向斯大林问问迫害之事，但是⋯⋯没敢问。肖伯纳写道：“斯大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逊地说了几句。”

其实，“当家的”已经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爱说话。他一点儿也不打断。于是，老头儿在文章中说他“心地纯净，刚正不阿，赤诚坦率”，说他“之所以青云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德，决不是搞阴谋耍诡计”。

苏联被他描写成未来之国。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留在这个国家呢？” “可爱的说谎精”（这是女演员帕特里克·坎贝尔对肖伯纳的昵称）嗔笑着回答：“的确，英国是地狱，可是，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

西方可爱的激进分子们多么希望乌托邦变成现实啊！肖伯纳信心十足地写道：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

不知道饥荒到底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大约是 500 万到 800 万。

他同饥荒作斗争的办法很简单——搞恐怖。1932 年 8 月，他亲自起草了一个有名的法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

他对任何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民间称之为“五穗法”，因为饥民偷集体农庄几穗麦，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 10 年徒刑。司

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 1933 年 1 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公然抵制严

格执行这项法令。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 10 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

只应“根据党的政治指示”判刑。

克雷连科很快会亲自尝到这条原则的滋味。

到 1933 年 1 月 1 日，根据新法令给 5.5 万人判了罪，其中 2000 人被枪

决。人都快饿死了，可是不敢碰集体农庄的粮食。尽管发生饥荒，粮食却源源不断地出口欧洲。他需要资金，不断造新工厂。1930 年出口 4800 万普特， 1931 年出口 5100 万普特，1932 年 1800 万，连大饥荒的 1933 年，还出口了

1000 万普特。

他以恐怖、流血和饥饿把断了脊梁骨的国家领上，不，拖上了工业化道路。

这场饥荒是他预见到的，来得正是时候，是棋盘上的一步棋。饿得有气无力、苟延残喘的农村，只好听任集体化施暴。越坏越好，这个革命者的老公式发挥了作用。

他还在继续制服全国。又是饥荒帮忙了。根据格别乌的统计。有 150 多万农民为躲避饥荒和对富农的剥夺，逃到了城里。他把农民死死地钉在了土地上，说是为了保护城市不受饥民威胁。国内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但在农村地区，身份证不发到农民手里。民警就在城里抓没有身份证的人。身份证使农民无权迁移，格别乌和民警局就能严格控制全体公民。这真是历史的嘲弄：沙皇俄国有身份证制度。取消身份证是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十月革命曾幻想打碎国家机器，结果，国家这个大怪物依然存在。

在建立国家的同时，他不倦地关怀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