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泊中产生疯狂

1938 年初，准备在大剧院举行政府音乐会。剧院的人彻夜不眠，进行排练。

从斯大林卫队派到大剧院守卫政府包厢的雷宾在回忆录中说：“在音乐会上演前一天，政府保卫部门派驻大剧院的一半领导人都被捕了。”

在夜间排练时，雷宾躺下来打了个盹儿，可是⋯⋯“醒来后，我的另一半上司也全进了监狱。因此，一夜之间我便成了大剧院的警卫长”，雷宾不无自豪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 1936 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彻底发疯了。看到同事们死去的普通工作人员确信，要想保全自己，就得努力工作。他们太努力了，甚至逮捕了儿童间谍。他们在与间谍活动最没有关系的职业中，也要寻找托洛茨基的间谍。例如，在列宁格勒逮捕了所有著名的天文学家，普尔科沃天文台几乎没人了。

杰出的年轻天文学家尼古拉·科济列夫也被捕了。无论是在可怕的德米特罗夫斯基监狱，还是在送他去劳改营的装牲畜用的车厢里，科济列夫一直在工作，思考着有关月球上的火山的问题。科济列夫被送进了地狱——“善良的约瑟夫”以前呆过的流放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一所劳改营。

然而，科济列夫在这个地狱中仍继续思考和谈论科学。有一天晚上他与另一位知识分子聊天时说，恩格斯断言牛顿是依赖归纳法的蠢货，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个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知识分子把他告发了。劳改营领导把科济列夫叫去，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事进行了短暂的意识形态辩论之后，科济列

夫被判处枪决。由于行刑队当时非常忙，就把科济列夫排进了等候枪决的队伍。在他等死期间，莫斯科取消了死刑令，对他进行了重新判决。科济列夫于是又接着思考月球上的火山问题了。

获释后，正是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荣誉。

在没遭逮捕的几位天文学家身上，则发生了一件奇闻似的可怕事情。 “当家的”此时已将昼夜彻底颠倒。他在夜间办公，各机关的领导人也

和他一起夜间都不睡。有一天深夜，从斯大林别墅给莫斯科天文馆打来电话。别墅中正像平时一样摆着酒宴。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吃夜餐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说，别墅上方的星星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它是仙后星座。英明的斯大林吩咐打电话问天文馆。但遗憾的是，没睡觉的天文馆馆长不是天文学家，是天文学家的馆长早被逮捕了。现任馆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他请求稍等一下。要想了解星座的情况，就得去找天文学家，确切地说，是找残存下来的天文学家。

为了不在电话里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馆长吩咐马上把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带到天文馆来。但这位学者感到十分尴尬：他是不久前被捕的列宁格勒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因此他夜里总睡不着觉，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不幸。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时，他便以为末日已到。接着有人按门铃，而且按得很急。他走过去开门，但心脏病突发就死在了门口。这时只好派汽车去接莫斯科剩下的第二位著名学者。

这位天文学家也是那个努梅罗夫的好朋友。这天，恰好在那个抓人的时刻——夜里两点半，他听到了汽车驶近的声音，他隔窗看见一辆抓人用的黑色汽车。当有人按门铃时，他已作出决定。他当时已 60 岁，不愿遭受刑讯，于是打开窗子飞向了他喜爱的星星。不过不是朝上，而是朝下飞去⋯⋯

天文馆馆长到凌晨 5 点才打听到了星座的名称，接着往别墅挂了电话： “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值班人答道。

作家卡普勒开心地笑着给我讲了这件事。这个卡普勒曾在劳改营里呆了好几年，就因为斯大林的女儿曾爱上过他。

在这个时期许多人写告密信，彼此揭发。有时这样做只是出于恐惧心理，为了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忠心和避免卷入夜间生活。告密行为已成了公民觉悟的同义词。米高扬在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 20 周年的隆重大会上讲话时对此下了一个确切而简练的定义：“我国每个劳动者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此时正在讨论在红场安放告发了富农父亲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巨型纪念像问题。但“当家的”这个前教会学校学生知道“含”的故事，所以提议只在各公园里安放帕夫利克的纪念像。如此一来便需要大量的帕夫利克塑像，这件事后来以悲喜剧的方式告终。专门制做帕夫利克塑像的女雕塑家维多利娅·索洛莫诺维奇遭遇了不幸。有一尊帕夫利克的石膏像突然倒下并将她砸死了。

夜间的疯狂⋯⋯ “据我们所知，敌人之手把人民公敌的肖像巧妙地画进了普通的图片。

如果从各个方向认真仔细地观察报纸或图片，便可清晰地看到这些肖像。”

（摘自 1937 年 8 月的《布尔什维克》报）各州党组织的书记都配备了放大镜，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伊万诺夫纺织联合企业下属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几年来都认为本厂产品不合格，因为他“用放大镜在纺织品图案上发现了德

国纳粹党党徽和日本钢盔”。

就这样，“当家的”在各地各处都可以看到值得称赞的高涨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