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农村的末日

他同家人、卑躬屈膝的敌人和趋炎附势的战友一起庆祝新年，而广阔无垠、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地正在作准备。铁路线上停着特殊的货车车厢，过去是用来装牲口的，现在要准备运人了。

1929 年底，在寿辰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

20 世纪，我国准备有组织地歼灭在农田上耕作的同胞。将同消灭富农一起完成的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农民又要归还土地和牲畜，集体使用。要放弃农民感到亲切的概念“我的”，去学会讲“我们的”。富农当然不干，会阻挠。为了节约时间，他决定以革命方式行事：干脆把他们消灭。他任命忠诚的莫洛托夫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彻底解决问题。莫洛托夫付出了很多劳动，造成了大量流血。

该委员会于最短期限内制订了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富农被赶到北部地区——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扬诺夫提议利用富农这些最能干、最热爱劳动的农民去垦荒，把哈萨克游牧民族抛下的生荒地长期租给他们使用。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斯大林现在要搞的不是经济，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务：彻底消灭一个阶级。革命家特卡乔夫的公式“应当考虑的是该留下多少人”占了上风。

2 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员会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送劳改营或者枪毙，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

谁都说不清，该把谁划到哪一类。

如何确定谁是富农？如何把中农同富农分开？不幸的富裕农民，命运全掌握在格别乌、党员干部和贫农手里。殷实的农民自动把财富捐给集体农庄，恳求别把他们划为富农。

“剥夺富农是在贫农积极参与下进行的⋯⋯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夜里，他们自愿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 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瓦莱基斯在《真理报》上满意地指出。

全国各地，在妇女的哀号和眼泪中，这些不幸的人被装上大车，在格别乌的押送下离村而去。他们回头望着全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如今已经空空的房子，离开了这辈子再也看不到的生活。

狗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哀号。

密档里保存着他无数的残忍电报。莫洛托夫委员会把 50000 户富农迁到

北方边疆区。边疆区党委说，只作了接收 20000 户的准备，其余的，连无火炉、无油灯的工棚都没有造好。斯大林答复：“这种说法是想推翻党已经通过的移民计划，中央无法同意。斯大林。”

“新西伯利亚城，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艾哈：采取一切必要的准备措施，以便在 4 月中旬起码接收 15000 户富农。斯大林。”

电报飞往西伯利亚所有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他的计划在执行。火车开到草原，干脆把人赶到围着铁丝网的饥饿的荒野。

委员会干得很有成绩。斯大林安插的克里姆林宫新贵、地方党大权在握的领袖——州委书记，当然还有代表格别乌的亚戈达，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莫洛托夫在 90 岁时满意地回忆道：“我们搞集体化搞得

不错⋯⋯我亲自划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共驱逐了 40 万户。”

该委员会成员、新的政治局委员科西奥尔写道：“对富农的确作了毁灭性的打击。”

列宁格勒的头儿基洛夫形象地写道：“拖拉机排成行，为富农掘了墓。” 基洛夫哪儿会知道，还为谁掘了墓⋯⋯

基洛夫、科西奥尔和瓦菜基斯后来都被杀。委员会 21 名成员中有 19 人很快会躺进无名坟墓里，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为消灭别人而紧张地劳动。

列车不停地运、装牲口的篷车运农民，装上探照灯的客车里，坐的是带警犬的警卫。

贫农和幸存的中农组成了集体农庄。被富农喂得膘肥体壮的牲畜、富农盖的结实的房子、农民世世代代积攒的财富、存的钱，都交给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就是从血淋淋地侵吞他人财富起家的。

所有的党组织都发疯似地承担了拔高了的指标，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全盘集体化。当然，宣布的原则是自愿入集体农庄。格别乌在歌声和乐声中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地方党领袖知道：“要么百分之百集体化，要么丢掉党票。”莫洛托夫在晚年回忆起当时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笑话：有人问农民怎么治虱子，农民答：“在脑瓜上写‘集体农庄’四个字，虱子就全逃光了。”

有人造反。梁赞州发生了流血暴动，杀了集体农庄主席和格别乌的全权代表。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就在那时候，我奶妈的妹妹——高挑个儿的美人帕莎进城来了。我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对我母亲说，她烧掉了自己的房子，“省得落到恶棍手里”。

镇压暴动要出动红军。但是斯大林明白，军队主要是由农民子弟构成的，这对军队会有不良影响。他还没有使全国服帖，还得考虑这一点。于是就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文中说，“某些同志”由于农民大批地自愿加入集体农庄而昏了头脑，行动过火。这些同志往往强制实行集体化，而且主要是把中农混同于富农。

当然，这些“同志”不久后将被宣布为“隐藏的托派”，”蓄意破坏集体化”。他们搞了过火行动，虽说路线本来是正确的。于是，又是公审浪潮

席卷而来，不过，这次对象是“恶毒的冒进分子”。他善于保持恐惧心态。这时，罗马教皇呼吁为在俄国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祈祷。不过晚了一步。

在教皇宣布的普世祈祷日前一天，1930 年 3 月 15 日，他公布了《关于集体化运动中偏差的决议》。原来，又是那些恶毒的过火分子预先关闭了许多教堂⋯⋯

虽然神父和教士并没有从流放地回来，虽然到年底 80％的农村教堂已关闭，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谈起，他下令开放了几个教堂。他善于塑造俄国人喜欢的形象：好皇上和坏大臣。

在他发表了文章之后，歼灭富裕农民的行动变本加厉。全国一站一站地押运流放者，孩子、老人全有。火车装满冻得半死不活的人，有的孩子在路上死了，有的是被母亲弄死的，为了不让孩子受折磨。到 1932 年，根据压低

的数字，又迁走 24 万户。宏伟的革命试验成功了。列宁如此仇视的阶级—— 俄罗斯的富裕农民已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举行喧闹的公审。1930 年夏，莫斯科城里城外汽车来来往往，到处抓知识分子。亚戈达大张旗鼓地开创新事业。逮捕的都是知识界的精华：院士、知名科技专家、教授——经济学家恰扬诺夫、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等等。受到指控的人中有知名热力学家、莫斯科工艺研究所所长拉姆津。格别乌宣布：查出了一个庞大的恐怖分子组织，几乎有 20 万成员。说是国内有一个秘密的“工业党”，想篡夺政权。

被捕的人承认了所有的罪名。如何让被告提供所需的供词、如何昼夜不休地连续审问、如何不让犯人睡觉，等等，这些情况已有整本的书记述。但是，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的，而且周密地制订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