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是⋯⋯斯大林同志，说是他开枪打死了她。”

我在档案馆翻一个由几页纸构成的案卷，从字迹可以看出，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写的。这是安娜·加夫里洛夫娜·科尔恰金娜给国家元首加里宁同志的“请求赦免书”。

她是从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写的：

“对我的指控是：1933 年，我在苏联中央执委休养所休假，在那儿休假的还有中央执委图书馆工作人员西涅洛博娃和布尔科娃。西涅洛博娃得知我在斯大林同志那儿工作，就问我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死因。我对她说， 她死于心脏病和阑尾炎发作。此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此事。”

1935 年，当开始搞镇压时，在克里姆林宫卫队工作的西涅洛博娃的兄弟被枪决。西涅洛博娃也被捕。

科尔恰金娜写道：“娜杰日达死的时候，西涅洛博夫到过斯大林住宅。他当时是克里姆林宫卫队全权代表⋯⋯当他们被捕后，我得知，西涅洛博娃在受审问时供称：我告诉她，娜杰日达的死因是斯大林同志，说是他开枪打死了她⋯⋯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会对我和大家最亲的人、开辟光辉道路的人捏造这种卑劣的谎言！我明明知道，而且连您加里宁同志也知道，斯大林同志那天夜里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郊外别墅。当时我不在斯大林同志的住宅里。我们当时在另一栋楼搞卫生，但是同志们从别墅给我们打电话问： ‘你们那儿出了什么事？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叫斯大林同志回家。他很着急，很快就上车走了⋯⋯一大早⋯⋯’

“9 日早上我上班去，看见大家都很沮丧，但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这些女工。直到鲜花和棺材送来，才告诉我们，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死了。他们对我们说，叫我们不要大哭大嚎，不要影响别人。这就是我关于她自然死亡的证词⋯⋯1935 年 3 月 22 日，有两位同志来找我。我以为是叫我去工作， 其实把我带到了卢比扬卡”。在审问时，我全讲了，跟对您讲的一样，他们对我嚷道：‘胡扯！瞧她的眼睛跟贼一样！’对我说了许多侮辱人格的话。我看了审问记录，但不能签字，因为上面写的并不是我说的，我反驳，他们就大喊大叫，有一个同志走到我跟前，一声不响地把手放到我肩上，嚷道： ‘你要倒霉的！’我吓坏了，签了字。”

科尔恰金娜请求赦免。批示为：拒绝，加里宁。这个倒霉的清洁工就消失在劳改营里了。

可是我们记住：“连您加里宁同志也知道，斯大林同志那天夜里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郊外别墅⋯⋯”换句话说，这是当时的官方说法。

事实上呢？当然，莫洛托夫和保姆是对的，他们亲眼看到“当家的”那天夜里在家⋯⋯但是，他为什么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一点呢？

要了解这一点，还得回过头来说她的最后一夜。

她穿着带玫瑰花的黑丧服出席了那天的晚会。后来，斯大林侮辱了她， 她离席。为什么她那么神经质？仅仅是出于妒忌，仅仅是在那天晚上？

“她当时有点神经变态，”这是莫洛托夫的评价。为什么？答案既简单，又可怕。

我在总统档案中发现了《娜·阿利卢耶娃病历》。那是克宫诊所的病历， 斯大林保留在个人档案中⋯⋯

病历最后是 1932 年 8 月的记载：“腹部剧痛。会诊结论：2—3 周后复诊。”

最后一段文字最令人心悸：“1932 年 8 月 31 日。过 3—4 周再次手术问题。”

后面就没有任何记载了。

这就是说，她是在要做手术前自尽的。这我可是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

看来，她当初上卡罗维发利去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期间，她一直感到“腹部剧痛”。病因没有任何具体说法。这时对她作了会诊，准备动手术。

但是大夫决定不把具体情况写入病历。这就是说，病情严重。可能，她在卡罗维发利治疗时已经有所怀疑。这期间她神经变态是否就因为得知身患重病？是否就由于这个原因，她从哥哥帕维尔那里得到了一件奇怪的礼物—

—手枪，是否就是她自己请他送的？

所以，晚会上的侮辱正巧碰上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土壤。她已打定主意， 不想活了。

她离席后，波林娜追上了她，同她谈话。可是，她的劝慰很古怪，因为波林娜又回去参加晚会，而娜杰日达却回家了。问题是，她劝过她吗？说确切点：她想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