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本书我整整思考了一辈子。

我父亲直到临死前还在思考这本书。我谨以此书献给父亲⋯⋯

我仿佛看到了 1953 年 3 月那遥远的一天，当时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情况， 对这一情况，此前在我国连想一想都会被看作罪恶——斯大林死了⋯⋯

我看到了亮得耀眼的 3 月的太阳和无尽头的长队——人们渴望同他告别。看到了在这群悲痛的人中间有我自己。在这群悲痛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中间，我是多么的孤独。因为我对他怀着仇恨。

对斯大林态度的这一转折，发生在我上高年级的时候，从丧失理智的崇拜到同样丧失理智的仇恨，这种仇恨只有在少年时代才会发生，发生在丧失理智的爱之后。

这一转折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我的父亲，由于他关于斯大林的危险的叙述，关于真实的斯大林。

每次谈话结束时，他都说同一句话：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

父亲是个迷恋欧洲民主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对我引述据说是捷克总统马萨里克说的一段话：“什么叫幸福？这就是你有权走到中心广场上，放开嗓子高喊：‘上帝啊，我们的政府多差劲啊！’”父亲出身于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当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君主制垮台时，他是一个年仅 28 岁的律师，春风得意。他兴高采烈地欢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是他的革命，他的政府。但是，寥寥数月的自由很快就结束了，布尔什维克掌了权。

像他这样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能流利地讲英、德、法语的人为什么不到国外去呢？

这很平常，他一向深深地热爱这个伟大而凄苦的俄罗斯⋯⋯

20 年代初，当自由还残存的时候，他编过敖德萨的《暴风雪》杂志，写过几部苏联早期影片的剧本，他的好朋友有当时的名作家——散文家尤里·奥廖沙和理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还有大导演爱森斯坦⋯⋯

父亲死后，我在一本书中找到了一封夹在书页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爱森斯坦的信，还有大导演画的几幅不太正经但却出色非凡的画，那是他们年轻时代淘气作乐留下的痕迹。

但是，斯大林摧残思想的时代来到了，全国成了一座大监狱。但是，父亲并没有发牢骚，他无声无息地生活着，确切地说是生存着，不显山、不露水。

他放弃了编辑工作，开始写剧本，把斯大林最看重的作家之一——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帕夫连科的几部长篇小说搬上舞

帕夫连科是斯大林亲自亮相的两部著名影片《宣誓》和《攻克柏林》的剧作者。

他写过一部超爱国主义剧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讲的是 13 世纪一位打败了德国骑士的俄国统帅，该剧就是由爱森斯坦执导的。

他还写过几部长篇小说。斯大林四次授予帕夫连科最高文学奖——一等斯大林文学奖。他不止一次地见过领袖，曾进入过这位神人左右的神秘小圈子。

帕夫连科的大名救了我父亲的命。尽管我父亲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消失在集中营里，我父亲却没人碰。根据当时的逻辑，抓了我父亲，就等于给大名鼎鼎的帕夫连科抹黑。

但父亲心里有数，这种局面随时可能结束。他等待着，作好了最坏的准备。

尽管过的是这种斧头悬在脑袋上的日子，尽管前程已经断送，他却总是微笑。

他喜爱的英雄人物是法朗士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诸神渴了》中的哲学家和怀疑论者希罗托·伊勒兹。法朗士的主人公苦笑着冷眼观望法国革命的吓人场面，父亲也冷眼观望斯大林统治下俄国的可怕生活。

嘲讽和同情是他的信条⋯⋯

留在我脑海中的父亲总是嘴边挂着嗔笑。

父亲死于 1969 年，当时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我写书时对斯大林还没有丝毫的仇恨。

我只不过是想理解斯大林。

我写这本书时，周围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人的阴影。我在这本书中也列入了他们关于斯大林的故事。

当初父亲很喜欢对我讲这些故事，结尾永远是：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