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说法

先讲我关于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警察得知马利诺夫斯基历史不干净（强奸、偷窃等等），就讹诈他，要他当情报员。看来，他就打定主意把这一情况报告列宁。不出对列宁了如指掌的马利诺夫斯基所料，领袖对他过去的劣迹无动于衷，因为这些劣迹对党无碍。《教义问答》呼吁同匪盗合作，从这个角度讲，马利诺夫斯基是无罪的。但是，警察局把他逼上了绝路。不能让他们给“俄国的培培尔”抹黑，因为这样就会给党抹黑。理所当然的是，列宁想出了一个绝对符合《教义问答》精神的主意：马利诺夫斯基应当同意当奸细，以便让警察反过来为我所用。当然，后来随着马利诺夫斯基同警察局相互关系的发展，不得不牺牲“某些同志”。不过，被出卖的是那些最没用的人。但是，马利诺夫斯基现在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好处却大得多了。多亏了警察局，马利诺夫斯基进了杜马，可以毫无障碍地批判专制政权。他还给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帮了大忙。这种“奸细”行为通常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发生的，很可能除了领袖本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正因为这样，革命成功后，马利诺夫斯基才回到俄国。但他忘掉了《教义问答》：主要的是有利于革命事业！列宁不能说出本党有刑事犯罪支队。于是，健忘的马利诺夫斯基就被法庭判了极刑。

但是，这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个党向来信奉“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无所不为”，很可能，在这个党内，双重问谍是惯例。

那个狡诈的东方人比任何人都更适于充当这个角色。也许，为了使“炸弹生意”更顺当，科巴获准同警察局接触。不然的话，他那顺利得出奇的逃跑和轻而易举的出国早就引起列宁的警惕了。这里当然得牺牲某些人。但是，科巴不见得只出卖“没用的同志”。他可以借警察局之手，顺便报私仇。至于警察付给他的酬劳，科巴当然给了党。

“同秘密情报员分手时，不应该激化同他的私人关系，但与此同时，又不应该使他今后仍有机会利用搞侦缉的人。”（摘自警察署秘密指令）

看来，如同在马利诺夫斯基问题上一样，警察已渐渐识破了科巴的双重把戏。他失去了警察局的庇护，不得不处处小心。

他只好放弃“充公”活动，集中力量做议会党团的工作。列宁器重他的组织才干，他善于搞竞选活动。但在杜马选举结束后，他就不再如此受党重视了。领导议会党团的日常工作，也就是执行列宁从国外发来的指示，别人也干得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马利诺夫斯基获准出卖科巴。

得知马利诺夫斯基逃跑，科巴就可以推测出来：他被出卖了，成了牺牲品。

但他并不是马上就明白过来的。他从图鲁汉流放地不断给列宁写信，相信会把他救出去，帮他逃走。因为现在警察局是不会帮他忙了，他独自一人逃不成。

“科巴来信问候，说他身体健康，”1915 年 8 月份列宁在给卡尔平斯基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他没有给科巴回信。

他顾不上科巴。正当科巴在图鲁汉流放地受罪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随之也爆发了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大争吵。大多数人支持本国政府。但列宁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宁可让沙皇政权失败。”

在战争中失败，让士兵流血，这就是革命之路。不过，几个月后，列宁决定加强党中央俄罗斯局的工作时，重又对科巴产生了兴趣。列宁写信给卡尔平斯基：“劳驾，请打听科巴的姓名（约瑟夫·朱？），我们忘了。很重要！！！”

对，列宁已经记不得忠诚的科巴姓什么了⋯⋯

后来，列宁改变了主意，又把忠诚的科巴忘掉了。

科巴老是想让别人想起他。他继续写民族问题的文章，因为当初在少数民族代表科巴复述列宁的思想时，列宁很喜欢。科巴把稿子寄出。列宁没有复信。

很快，西伯利亚的流放犯增多。杜马里的布尔什维克议员听从列宁的旨意，拒绝表决军事贷款法案。议员们奔走于俄国各地，宣传反战思想。于是，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全体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