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珍珠港事变和埃德加

对埃德加来说，这场战争在珍珠港事变两年前，当一位退休的拳击师递给他一封信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这位二十年代无敌于天下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吉恩·滕尼经常在扬基体育场会见埃德加和克莱德。现在， 1940 年初，他在为一个人传递重要情报。此人是他年轻时代在军事拳击比赛中首次认识的，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

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威廉·斯蒂芬森。畅销书《大无畏之人》就是描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迹的。他是加拿大人，年纪跟埃德加一样大。他是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委托，要求滕尼同埃德加进行接触的。

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跟罗斯福总统秘密通信已经好几个月了。总统很想拯救欧洲免遭纳粹的蹂躏，但是不敢公开表示援助，因为美国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卷入战争，而且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在此紧急关头，丘吉尔挑选斯蒂芬森作为他在美国的私人代表。

1940 年 4 月，两人在英国海军部的 39 号房间讨论了一项重大机密。面对德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军方一片混乱。但是，英国弄到了破译德国军事通信机密的破译机，这可能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丘吉尔认为，现在应当让罗斯福总统知道此事。他对斯蒂芬森说，“可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而且只能告诉他一个人。⋯⋯每天把我们的情报摘要通过调查局传递给他。”

埃德加的合作是很重要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共同朋友吉恩·滕尼被用来传送斯蒂芬森的第一封非正式信件。其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埃德加被说服了。他给滕尼打电话说，他要见见丘吉尔的人。

同一个月，这两个人在埃德加的新居相会了。这所房子是他母亲逝世以前花了 2.5 万美元买来的，位于西北第三十区。安妮不喜欢它，但是，在她去世两年后，埃德加搬过来了，独自一人住。斯蒂芬森在谈正事以前，仔细端详了屋内的摆设，借以了解调查局局长的性格。他看到房间的许多装饰品安放得井然有序，有不少埃德加本人的照片，特别是有大量男子裸体照片。斯蒂芬森回忆说，“到处摆着男子裸体雕像和许多作出各种姿势的男子

裸体像片。”他很快就看到埃德加同克莱德在一起，认出他们是一对同性恋者。斯蒂芬森认为埃德加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复杂的人物，踉他自己大不相同。

斯蒂芬森要求在情报方面携手合作。埃德加说，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 他是无能为力的。斯蒂芬森回伦敦呆了几天，又匆匆于 5 月份重返华盛顿。这时，丘吉尔已经出任首相。

那一个月在英国，丘吉尔在卧室刮胡子的时候，他的儿子伦道夫对他说， 他不知道英国怎样才能打败德国人。丘吉尔转过身来说，他要“把美国拉进来”。

不久以后，斯蒂芬森在华盛顿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下令：“调查局同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罗斯福下令在美国处于和平时期同一个外国进行这种合作，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甚至可能被弹劾。埃德加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多年以后，埃德加说他收到总统的书面指示，然而实际上却找不到这样的文件。埃德加当时坚

持，关于此事，要对国务院保密。

关于斯蒂芬森行动的英国官方文件说，埃德加的卷入需要“勇气和远见”。但它对埃德加的性格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说他是一个只能当主角的人，不能容忍竞争对手，英国人认识到，同埃德加合作的代价是，必须“始终让调查局处于主导地位”。

在长期的备战期间，美国政府仍然受到亲德情绪的影响。埃德加私下倾向于哪一方，还不明朗，在希特勒政权的性质已经很明显的 1938 年，他接见

了希姆莱的一个高级助理。一直到 1939 年他还同纳粹瞥官保持友好的通信关系。同年，他原打算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国际警察大会，后来才取消了。

批评者指出，调查局只是在珍珠港多变三天以前才同德国最终割断执法方面的联系。美国决心同德国对抗后，埃德加作出了热烈的响应。

埃德加给斯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调查局协助防止了英国轮船在美国港口遭到破坏。当斯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 因为后者当时仍然反对同英国人联系。

不过，这种合作是双向的，调查局很快发现它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不留痕迹。为此，它的特工人员专门飞到英国殖民地百慕大岛上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

斯蒂芬森把他的特工人员收集到的大部分情报（其中包括在拉丁美洲的情报）交给了埃德加。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从洛克菲勒中心情报站给调查局寄送的情报多达 10 万件。

同英国人合作，使埃德加感到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勇敢的第一线特工人员。1940 年 8 月，纳粹分子企图截获在华盛顿的一个英国官员掌握的一批科学材料，埃德加亲自开着汽车保住了这批材料。

斯蒂芬森知道埃德加虚荣心很大，因此，英国人在对付德国间谍方面取得什么突破性成绩，总是把功劳归于联邦调查局局长。

当欧洲战火弥漫的时候，埃德加以及军界的同行却忙于扩大自己的势力。早在 1939 年，总统就对部门之间的争吵感到厌烦了，他指示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把这些部门的头头找到一起谈谈。除了埃德加以外，全都来了。后来总统给他打电话，他再不来，就要解除他的职务，他才出席了下次会议。

很难使互相勾心斗角的官员们和好。罗斯福开始考虑让威廉·杜诺万上校担任情报系统的总头目。杜诺万 1941 年已满 58 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勋章，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虽然他是共和党人，但却受到罗斯福的极大敬重，认为他具有总统之才。

1942 年，杜诺万担任助理司法部长时，曾极力推荐埃德加当调查局局长。不过，自那时以来，他颇感后悔。他曾说，如果共和党重新执政，他将设法搞掉埃德加。埃德加的特工人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当他获悉杜诺万正主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时，他更为烦恼。

而杜诺万和斯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英国人很快就对埃德加失望了，他们认为他没有很好地利用向他提供的情报。斯蒂芬森需要一个对情报工作内行的人，杜诺万正是这样的人才。新闻界把杜诺万称作“野比尔”， 把斯蒂芬森称作“小比尔”。不久，两个比尔飞抵欧洲，去熟悉英国情报的

技术。英国人在这方面比美国同行更有经验。社诺万对此表示欣赏，而埃德加则忿忿不平。

英国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海军少将和司令伊恩·弗莱明（后来他由于塑造了詹姆斯·邦德这个小说人物而出名）于 1941 年 5 月抵达美国，协助把美国的情报系统合并于杜诺万和埃德加的领导之下。据弗莱明回忆说，埃德加“对我们彬彬有礼，但并不支持我们的使命。他的反对不是硬顶，而是软磨，像猫的爪子一样。他领我们参观调查局的实验室、档案处和地下室的射击场。⋯⋯然后，毫无表情地踉我们握握手，便把我们送走。”

1941 年 6 月，杜诺万果然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这使威廉·斯蒂芬森感到高兴，却使军事情报部门的头头们和埃德加大为不快。他们认为这项任命是罗斯福干了一件蠢事，埃德加深知杜诺万在极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斯蒂芬森的班于，便开始对外国人暗怀不满。1941 年年底，即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前， 这种不满情绪发展成为真正的敌意，结果成为导致美国这个国耻的因素之一。

1941 年 8 月 14 日，即珍珠港事变 4 个月以前，调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给埃德加送去一份关于杜桑·“杜斯科”·波波夫的报告。波波夫是南斯拉夫人，刚刚抵达纽约。他是个双重间谍，同时为盟国和德国服务。30 年以后， 他发表了他的战时回忆录，使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他曾经事先警告调查局，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他曾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埃德加，不料反而遭到冷遇。

波波夫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工业家的家庭。 1941 年，他 29 岁。战前， 他在纳粹德国学习法律，同一个富有的德国同学约翰·耶布森很要好。1940 年，耶布森到贝尔格莱德对波波夫说，他在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请他也参加进来。从此，两人开始了艰难危险的历程。

波波夫公开反对纳粹分子，而耶布森在德国军事情报处的作用也仅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已。他实际上是反对希特勒的。他同军情处的头头卡纳里斯关系密切。现在学者认为，卡纳里斯在战争期间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耶布森要求波波夫作为德国间谍去英国。波波夫一到英国，就同英国情报部门进行联系。英国人要他一方面为德国人服务，同时也把情报发给英国。

波波夫取道中立的葡萄牙去伦敦，途中同他的德国接头人冯奥恩罗德少校会见。在伦敦，英国军事情报五处的一位高级军官罗伯逊中校认为，这个南斯拉夫人可能很有用处。经过一段训练后，波波夫回到里斯本，给德国人提供了大量英国人编造的假情报。

德国人上钩了。军情五处给波波夫起的代号为“三轮车”，他在 1941

年上半年来往于葡萄牙和英国之间。那年 5 月，冯奥恩罗德说德国在美国的间谍工作很差，要求波波夫去纽约建立间谍网。如果他想保持德国人对他的信任，他只好照办。英国人也设法利用这一情况。

负责外国情报工作的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头头斯图尔特·孟席斯批准了一个计划，让波波夫去美国，作为借给埃德加和调查局的人。如果他真的像德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建立起一个间谍网，盟国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它来欺骗德国人。而且这种合作也可以加强英国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让美国人自己搞它的两面活动去。埃德加同最高层领导商量后，表示同意。

在里斯本，当波波夫准备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耶布森那里得到一则有趣的情报。在大西洋的一个小孤岛上举行会议时，耶布森谈到他最近去了

塔兰托一趟，那里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在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一次偷袭中被摧毁了。日本人要求德国人提供英国这次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在 6 个月内，大概在 1941 年年底， 也会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波波夫间，进攻哪里？那布森回答说，“日本将进攻美国。”

当冯奥恩罗德给波波夫布置美国之行的使命时，他给波波夫开列了一个搞情报的单子，其中包括关于夏威夷的情报的详细要求和关于珍珠港的一些具体要求。在他提出的 97 个问题中，有 35 个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弹药库、储油库、飞机库、潜艇基地、停泊处等的准确地址。冯奥恩罗德说，“你要尽快地去夏威夷。”

据波波夫说，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日本对塔兰托的兴趣，空军参赞所说的突然袭击，耶布森暗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最后还有珍珠港。波波夫立即把这一切报告给英国情报机关。他们十分认真地对待。罗伯

逊上校回忆说，“我马上看了问题清单。我极为重视。我认为，首要的事情是把有关日本的情报赶快传给美国。”

对波波夫的控制现在转到了英国军情六处，它指示波波夫，一到纽约， 立即把这个情报转达给美国人。他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 1941 年 8 月 12 月抵达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头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他给他们看了德国的新的情报缩微技术，它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小点儿，藏在一般的信件中。他还交给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件，也有普通件。

福克斯沃思对关于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 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他说，关于彼波大及其使命的决定将在华盛顿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

在纽约，波波夫很不安。调查局方面经常跟他联系的查尔斯·兰曼对他说，“胡佛先生将在两周以后来纽约，那时将会见你。”

波波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纽约的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埃德加。“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

埃德加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部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为埃德加辩护的人说，他没有理由特别重视波波夫的情报。其实，1941 年 8 月，埃德加本来应当认真听听波波夫的意见的。波波夫的情报并非突如其来的，也并非仅仅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泛泛推荐。据英国军情五处的罗伯逊上校说，这个组织的反间谍主任盖伊·利德尔事先作了周到的安排，曾经来自见过埃德加，他认为，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派波波夫去把情报交给埃德加。然而他们估计错了。他们后悔没有把这个情报也给罗斯福总统送一份去。

不久，波波夫发现，调查局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他同调查局的接触变成了吵架。后来，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也没有回来。

调查局的档案表明， 1941 年 10 月 20 日，即珍珠港事变 7 周 以前， 调查局把波波夫的情报的内容告诉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机关。白宫比陆军和海军更糟糕。珍珠港事变三个月前，埃德加把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

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总统在 24 小时内就看了这些东西。但他们没有看到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埃德加没有给罗斯福送这份情报。

1941 年在檀香山担任舰队情报官的埃德温·莱顿海军少将后来对日本的突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埃德加在处理波波夫的情报上失误了。莱顿说，“他的失误是导致珍珠港悲剧的美国的另一个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