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众叛亲离

1969 年 4 月，忧心忡忡的尼克松总统召见埃德加，讨论由于越南战争问题而席卷全国的骚动。此伏彼起的学潮、青年拒服兵役、战场上军队可能哗变，这一切都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样的事态发展会“使政府倒台”。埃德加把当时的形势比作 1917 年俄国的革命。他对尼克松说，要解决学潮问题，“大学校长们就必须更加大胆一些，把闹事的人赶出校园”。

后来，俄亥俄州的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的群众开枪，打死 4 人，

伤 8 人。埃德加无动于衷。他对总统助理埃吉尔·克罗说，“警卫队尽量克制，忍无可忍。这是学生自己招惹的，罪有应得。”

事实上，据官方调查，当向学生开枪时，他们离警卫队还有几百英尺远，并不构成威胁，被打死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当时的录像表明，有人先开了一枪，接着便是致命的齐射。这第一枪可能是特伦斯·诺曼打的，作为一个信号。诺曼伪装成一个自由投稿的摄影记者，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

所有抗议越南战争的组织都被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渗入。根据埃德加的指示，雇佣了一些情报员，负责汇报反战分子的计划和他们个人的生活，其中有些人很有名。女演员简·方达到北越访问，引起很大争议。她回到美国机场时，披头散发。她的名录本上有许多革命左派组织的人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结果被没收并复印，存入调查局的档案。她的邮件被拆开，她的电话被窃听，她的银行帐目被检查。在调查局的档案上，她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简·方达”。

有名的人由于他们名气很大而得到一定的保护。那些无名之辈就更惨了。老资格海军陆战队员斯科特·卡米尔从越南战场回国，身负重伤，曾获得 9 块军功奖章。他对这场战争产生很大的疑问。他协助建立了“越战老战士反战同盟”，并把他的奖章扔在国会前面。于是，埃德加下令对他进行全面的调查。他先是被加以绑架罪，接着又说他拥有大麻，被软禁在家，无法外出活动。

当时最厉害的一手是调查局的“共产国际计划”。这个计划原本是 13 年以前出台的，旨在用假文件、假电话、假新闻报道等卑鄙手法破坏共产党。1968 年，在埃德加的批准下，特工人员编造了一封信，寄给《生活》杂志，署名为霍华德·拉斯马森，其实，并无此人。此信的目的是诽谤青年国际党

（又叫易比派）领导人莫里斯·斯塔斯基。他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助教。他同时也是反战分了。调查局给该校的负责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结果他被解职。

联邦调查局对激进团体分化瓦解，挑起矛盾，使它们互相争斗。调查局的宗旨本来是打击和防止犯罪活动，然而它自己也走上这条道路。新泽西州的一名调查局情报员哈迪作证说，特工人员鼓励他劝说反战分子闯入当地征兵局的办公室。他们需要共谋的证据。哈迪给这些反战分子提供梯子、绳子、钻具、斧头等。有一次，他奉命向他们提供枪支，但他们不肯接受。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调查局出钱的。结果，这些抗议分子被当场捉住。这样一来，全国就可以看到人证物证，说明政府警告大家注意来自左派的威胁，是正确的。

调查局在别的方面的做法更坏。黑人运动，特别是好战的黑豹党，受到无情的攻击。黑豹党同主流派的民权运动不同的是，它鼓吹革命，许多人拥有武器。埃德加说他们是“对美国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

黑豹党人的募款对象包括教会和妇女组织，它们吃惊地收到描写黑人儿童杀死白人警察的小册子。黑豹党领导不赞成这本小册子，下令全部销毁。但是，调查局弄到了这些书，广为散发，以阻止人们为它捐款。

在支持黑豹党的人中间，有几位著名的白人，其中包括电影演员琼·西伯格。调查局想在西伯格身上作文章。洛杉矶的特工人员赫尔德给埃德加出了个馊主意：张扬西伯格已怀孕，是黑豹党的雷蒙德·休伊特搞出来的。

调查局通过电话窃听，获知西伯格怀孕。埃德加建议先别透露这个情况，等西伯格“肚子再大些，人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再发那封“栽赃”的信，这封信是用一个化名写的。两周以后，洛杉矶专栏作家乔伊斯·哈伯写了一篇文章，不指名地提到一位女演员，说她“腹中之婴的父亲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黑豹党人”。后来，《好莱坞报道》和《新闻周刊》也先后报道了此事。

调查局很清楚，西伯格在情绪上早已心烦意乱，接受心理治疗。在这件事传开以后不久，她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片。在《新闻周刊》的文章发表几天后，她就早产了，婴儿只活了两天就夭折。这个婴儿的父亲既不是那个黑豹党人，也不是她已经疏远了的丈夫——法国小说家罗曼·加里，而是她在拍电影时结识的一个墨西哥人。

这位女演员念念不忘早死的婴儿。几年以后，当她了解到真实情况，知道调查局的阴险作用时，她悲愤交加，竟寻短见，死于 1979 年，差不多恰恰

是婴儿夭折的 9 周年之际。悲痛的罗曼·加里说，“西伯格死于联邦调查局之手。”

埃德加给白宫送去一份关于西伯格的报告，说她是一个“性反常者⋯⋯ 她现在怀孕是同黑豹党的雷蒙德·休伊特发生关系的结果”。就在同一天，

《洛杉矶时报》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报道。他还把这个报告的副本送给了司法部长。

黑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受到调查局恶毒的算计。他有三个缺点：他是黑人；他是民权运动的大力支持者；他公然说埃德加是“美国最危险的人之一”。因此，埃德加命令芝加哥（格雷戈里住在那里）的办事处“采取措施对他进行无害化处理”。在情报界，所谓“无害化处理”就是“杀死” 的同义词。这并不意味着死在调查局手里。实际上，可以借刀杀人。埃德加指出，格雷戈里最近直言不讳地攻击犯罪组织，说黑社会的成员是“地球上最恶毒的蛇”。他要芝加哥的特工头头马林利用格雷戈里的这句话，促使黑社会注意格雷戈里的攻击。这无异是煽动黑社会殴打、甚至杀死桔雷戈里。现在已经退休的马林不肯说，他是否执行了这项指示。不过，格雷戈里仍然活着。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后来发现，联邦调查局采取各种卑鄙手法，挑起黑豹党的撕杀、殴斗和骚动，造成黑豹党成员的伤亡。

但是，尼克松的白宫认为，在打击激进团体方面，埃德加做的还不够。1969 年和 1970 年初，平均每天有 80 起炸弹爆炸事件或炸弹威胁事件。仅纽

约市的一天就有 400 起炸弹威胁事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

飞马石油公司等在曼哈顿的办公处挨了炸弹。有 43 人被炸死，财产损失达

2100 万美元。

尼克松总统回忆说，那是“恐怖的岁月”。恐怖分子很少被抓获。在 4 万起事件中， 64％的投弹者未查到，动机不明。尼克松周围的人从一开始就认为，联邦调查局收集人们私生活的丑闻不少，而对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多少情报。还有一些情况，在目前情况下简直不能容忍。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关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自四十年代以来，埃德加就对中央情报局采取敌意的、不合作的态度。不过，虽然埃德加很少会晤中央情报局的历任局长，但他手下的人则早就设法同中央情报局合作了。但是，在 1970 年，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埃德加竟下令停止了同它的一切联系。在一个城市里，任何事情都是各干各的，互相扯皮，这使情报界所有的人都感到震动。

埃德加的负责同中央情报局联系的老手萨姆·帕皮契十分震惊，所以提出辞呈。他写信给埃德加说，“我希望你也同我一样感到不安。我绝对相信，英国、法国、西德等国的情报机关已经被苏联人打入⋯⋯如果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关系破裂，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进一步分裂⋯⋯我呼吁你敞开大门。”

埃德加置之不理。不久，他就使联邦调查局割断了同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军队情报系统和特务处等单位的联系；除了白宫以外，他同任何人都不来往。

正像老人们常常使自己孤立一样，埃德加企图使联邦调查局孤立起来。尼克松的助理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他们还感到失望的是，特工人员现在不搞“黑袋”工作了。“黑袋”是调查局的黑话，指非法闯入。几十年来，埃德加一直支持这种活动，到了 1966 年他才下令停止，因为那时联邦调查局的做法受到空前严格的审查。他的这个正式命令主要是为了保护他的后方，倒不是突然遵守礼仪了。“黑袋”工作仍在继续，不过更加谨慎了。然而，尼克松周围的年轻人却不像这个老人那么谨慎。

1970 年 4 月，霍尔德曼向总统抱怨埃德加，并要求实行变革。尼克松听取了他的意见，命令全国的情报头头们迅速研究一下安全形势。

鉴于埃德加看不起其他单位的同行们，尼克松迎合了他的虚荣心，让他担任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但尼克松却又任命总统助理托姆·休斯顿进行协调。休斯顿虽然是个右翼分子，但从一开始就跟埃德加合不来。他才 29 岁，年富力强，博学多才。他留着连鬓胡子和长头发。埃德加说他是“嬉皮派知识分子”。

从现在起在很长时期内，埃德加不得不派一位助理参加美国最有威望的情报组织——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会议。他对那个组织的态度从尼克松时代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来：当时要求每个机构把自己单位的牌子迭一块来挂在会议室的墙上。埃德加送去的牌子直径达 3 英尺，为别的单位的牌子 3 倍大。现在，他当了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行为举止也是那么自高自大。

在第一次会议上，埃德加出语惊人，他说总统只是想了解现在骚乱的演变情况。同事们纠正他说，尼克松想要知道，在搜集激进运动的情报方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埃德加不好意思，涨得满脸通红，赶快结束了会议。

两周以后，埃德加在所有单位都已经同意的一份文件上又加了自己的批语，结果引起委员会其他委员的不满。在签字的会议上，他竟把这份 43 页的

文件全部大声读了一遍，使大家颇为吃惊。他读完一页，就围着巢子走来走去，征求大家意见，而且他总是把休斯顿的名字念错，不是念成“霍夫曼”，就是念成“哈钦森”。这次会议也是不欢而散。

休斯顿提出一项建议，已经被总统批准。这个建议要求：对“危及国内安全的威胁”加强监视，监听美国公民使用的国内通讯，减少对检查信件的限制，增加大学校园的情报员，全面恢复“黑袋”工作，建立一个联系所有情报机构的、统管国内安全的总组织。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任何总统批准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都会造成麻烦。埃德加也极力反对，但并不是出于原则方面的考虑。尼克松在 1988 年说， “胡佛是赞成休斯顿计划的，但最好是由他提出来。他不信任中央情报局，不相信任何别的人。他是个偏执狂。”

休斯顿面临一场激烈的后卫战。他给霍尔德曼送去一份“绝密”文件，指出埃德加是表示反对的唯一官员。他说：

“有时候，必须提醒胡佛，谁是总统。他变得太不近情理了⋯⋯联邦调查局局长正使国家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让他得逞，他就显得比总统还要有权势了⋯⋯”

当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尼克松也不是好惹的。埃德加去拉霍亚度假去了。休斯顿靠边站，最后也辞职了。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完全理解形势的变化。埃德加疏远了一些有权势的人，而正是他们的行动决定着他的晚年、联邦调查局的未来和美国的历史。

埃德加最信任的助理沙利文同休斯顿发生对抗，怨气冲天。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他早就对同国内恐怖主义进行的斗争受到种种限制感到不满。他也开始耍两面派，一方面鼓励休斯顿干下去，另一方面又让埃德加觉得他是在维护调查局的政策。

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因为埃德加周围的人都盯着接班。如果从内部物色人接替埃德加的话，那么，沙利文和德洛赫将是两个主要的角逐者。

德洛赫认为没有必要等待埃德加退休了。总统的好朋友唐纳德·肯德尔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副总裁，他早就请德洛赫去他那里工作。德洛赫回忆说， “我去这位老人那里，相谈两个多小时。当我起身离开时，他说，‘如果你决定离开调查局，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正是来告诉你这件事。’他说，‘好嘛，我想，你到我这里来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在以后的两周中，埃德加不再跟德洛赫说话，不再让他看高级邮件。接着，他任命沙利文接替德洛赫的职务，担任助理局长，仅次于多病的克莱德，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第三号人物。这对埃德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对德洛赫说，“我决不离开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岗位。”

埃德加那天还说，“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沙利文是忠于我的。”不错，在过去 30 年中，沙利文的确是一直忠于他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沙利文在尼克松政府中找到了新朋友，他一只眼盯着局长的职务，另一只眼看到跟埃德加的深刻分歧，他并不可靠。沙利文已经变成犹大，等待时机出卖埃德加呢。

在白宫，休斯顿被一个名叫约翰·迪安的年轻人取而代之。他很快就得出了尼克松政府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同意的一个结论：“胡佛失去了他的势力。”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迪安不声不响地幕后策划，推进了埃德加未能搞成的国内情报计划。埃德加不妥协的态度使人们大失所望。白宫的那些傲慢的年轻人现在索兴甩开他大干起来了。

这个趋势会使所有那些被卷进来的人都逐渐背叛埃德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