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调查绑架案中大出风头

在打击匪徒的斗争中，埃德加的主要帮手是梅尔文·珀维斯，他是芝加哥地区的特工头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朋友到仇人的过程。在埃德加的个人生活中，只有这个插曲有案可查。琅维斯家保存了这两人在 1927

年至 1936 年之间两人来往的大约 500 封信。许多信件的内容十分亲热，说明埃德加对这个年轻人是另眼看待的。

珀维斯的青少年时代有点类似埃德加的经历。他诞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种植园主的家庭。他当过学生军训连的连长，获得法学学位。他参加了大学生联谊会和共济会。他工作十分勤奋，生活上极为讲究，每天要换三次衬衣。

他到调查局工作后，埃德加很喜欢他，抛弃了通常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严格礼仪，写信时称他为“亲爱的梅尔文”。珀维斯感到不安，仍坚持称埃德加为“胡佛先生”。后来，埃德加要他“不再用先生两字”，他便改称他为“亲爱的局长”。

1933 年 6 月，在埃德加被重新任命一个月前，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酿

酒公司总裁小威廉·哈姆被绑架，后来交了 10 万美元赎金，才获释。次日，在堪萨斯市，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和三名警察被匪徒用机关枪打死。两周以后，另一个富翁约翰·法克特在芝加哥失踪。在林白的悲剧发生后，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特工人员携带枪支，调查绑架事件。调查局行动起来了。

从表面上看，珀维斯干得很出色。他逮捕了伊利诺斯州大名鼎鼎的非法酿酒商罗杰·图伊，似乎在两周之内就解决了哈姆和法克特绑架案件。埃德加把图伊称为“美国犯罪史上最凶恶、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之一”。他说，抓住他，是“整个调查局的功劳”。

实际上，图伊并不是埃德加手下的人发现的，而是一个没有携带武器的警察去钓鱼时发现的。经过调查，他没有参与哈姆的绑架，但他由于法克特案件而被判刑，在监狱里呆了 20 多年。最后查明，他是被其他犯罪分子栽赃

的。联邦法官于 1959 年释放了图伊。法官十分恼火的是，调查局不让法院看有关的档案。

1933 年夏季，埃德加又大出风头。当时石油大王查尔斯·厄谢尔在俄克拉荷马市他的家中被绑架。在交赎金后，厄谢尔获释。调查局横跨六个州追捕匪徒。有一个名叫乔治·凯利的头头发出一系列信，嘲笑埃德加和他的“草包大学生”抓不到他。他甚至给埃德加的母亲打了威胁电话。不过，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枪。

埃德加手下的人终于还是抓到了凯利。埃德加认为，厄谢尔被绑架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凯利的妻子凯思林，说那封要求赎金的信就是她写的。到1970 年才发现调查局手迹专家的报告说，那不是出自凯思林之手，然而调查

局扣下了这份报告。结果让她白白蹲了 27 年监狱。

埃德加曾说，“当一个女人变成职业罪犯时，她会比男人更凶恶危险一百倍。”他还说，女罪犯总是红头发，或者戴红色假发，或者把头发染成红色。凯思林就戴着这样的假发。埃德加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的奇怪理论。

1934 年，埃德加就要满 40 岁了。他同珀维斯仍然保持着经常通信的关系，而且变得越来越亲密。人们只能把这解释为同性恋的求爱。不过，珀维斯并没有这种意图。

1934 年春季，一个名叫约翰·迪林杰的匪徒越狱而逃，他是因抢劫被判刑的。他组织监狱的囚犯集体越狱，从警察局偷了一些机关枪和防弹衣，在4 个月的时间里流窜中西部各州，接连抢劫许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有 3 名警察彼打死。

当这个匪徒在印第安纳州再次锒铛入狱时，他又玩惯技，挥动一支假枪，冲出监狱，坐上监狱的汽车，向邻近的伊利诺斯州急驰而去。他成为珀维斯的主要打击目标。

4 月底，帕维斯得到一个不利的情报，这个匪徒藏匿在小彼希米亚城，那里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湖畔游览胜地。帕维斯给埃德加打电话请求，商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带着大批特工人员赶赴小波希米亚。

帕维斯又恼又急，不惜一切代价，带着他的人马冲迸游览地，连那些离开饭馆的无辜顾客也没有放过，一人被打死，两人被打伤。迪林杰的一个匪徒打死一名特工人员，打伤另一人。匪徒全都逃走了。

在三个星期之内，迪林杰第二次使得调查局丢脸。据说，在波希米亚，特工人员造反，拘留了他们的上级。舆论哗然，要求帕维斯辞职，甚至要求埃德加辞职。

埃德加很少公开谈论此事。幕后，他派了一个他所信任的华盛顿督导员萨姆·考利，带领 30 名精选的人员在芝加哥组成了迪林杰特别行动队。

埃德加把迪林杰称为“头号人民公敌”，在全国各地张贴了通缉他的布告。迪林杰不把这位局长放在眼里，竟发出了许多嘲笑他的明信片。

从芝加哥并没有传来什么突破。他同帕维斯的通信一改过去亲密口气，变得严厉起来。正当帕维斯的前途岌岌可危时，7 月 21 日他接到一个电话。印第安纳的一个警察对他说，芝加哥一位名叫安那·塞奇的女士说她知道迪林杰的下落，准备出卖他。塞奇是罗马尼亚的流亡者；作为交换条件，她希望能允许她在美国居留。

次日，埃德加被告知迪林杰即将被抓获。在芝加哥，帕维斯和督导员考利向精选的特工队通报了新情况。傍晚，他们接到塞奇的电话后，立即在比奥格拉夫戏院周围埋伏起来。在华盛顿，埃德加在家里同母亲一起等待着消息。

迪林杰在晚上十点半从戏院走出来。帕维斯发出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信号。“我十分紧张，”他回忆说，“我大概去叫了一声：‘打！你被包围了。’⋯⋯迪林杰掏出了自动手枪，但他没有来得及开枪，就倒在地上，他被打死了。”

在首都，埃德加急忙赶到办公室，举行午夜记者招待会。他赞扬帕维斯 “难以想象的勇敢”，司法部长卡明斯也致电祝贺。埃德加对死去的匪徒表示藐视，说他的特工人员只是在迪林杰掏枪时才打死他的。事实恰恰相反。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埃德加总算去了一块心病。他说，“迪林杰死了，

我很高兴。”

有人说，在芝加哥打死的不是迪林杰，而是他的替身。埃德加很恼火，他坚持说，死者是迪林杰，指纹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迪林杰被打死几天以后，埃德加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示了死者的草帽、被打碎的眼镜、烟卷和损坏了的手枪。这些东西被作为战利品陈列在埃

德加的接待室。然而，公众认为这支手枪是假的，它的编号是 119702，而这个号码的手枪是在迪林杰被打死几个月以后的 1934 年 12 月才从科尔特兵工厂制造出来。

在迪林杰事件以后，埃德加在华盛顿火车站迎接帕维斯从芝加哥胜利归来。报纸的大字标题是：“两位反迪林杰英雄会晤。”

那年秋季，当帕维斯担任领导工作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据说参加堪萨斯城大屠杀的人弗洛伊德在俄亥俄的稻田里被打死。埃德加和帕维斯再次被拍照片，共庆胜利。据在现场的一位警官说，帕维斯命令另一个特工人员向受伤躺在地上的这个匪徒打了一枪。

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被通缉的人被抓获或被打死。在芝加哥郊区，一个名叫“娃娃脸”纳尔逊的匪徒打死了两个特工人员，他在汽车追逐中受伤而死。在佛罗里达，特工人员打死了“妈妈”贝克和她的儿子弗雷德。弗雷德是哈姆绑架案中的主犯。

在节节取得胜利的高潮中，埃德加搞掉了帕维斯。“他忌妒帕维斯，” 帕维斯的秘书多里斯·洛克曼在 1988 年说。“只有你不断讨好这个国王，你才能继续受宠⋯⋯他们使帕维斯再也得不到可以抛头露面的任务了。他们竭力贬低他，难为他。他真受不了。”

1935 年 3 月，埃德加给帕维斯写了一封短信，要他汇报一下他在芝加哥的一次晚会上喝醉酒的事。帕维斯说这纯属造谣。还有一家报纸说，帕维斯在辛辛那提的一家商店里挥动着手枪。洛克曼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不知是谁捏造的。

同年 7 月 10 日，帕维斯打电报，辞职不干了。埃德加曾经口口声声称作“最亲密朋友”的这个人现在竟成为他不断泄愤的对象。当电影制片厂的头头达里尔、扎纳克请帕维斯当好莱坞的犯罪问题顾问时，埃德加进行了阻挠。当帕维斯准备写自传时，埃德加对他布置了侦探。其实，帕维斯并没有出卖埃德加，他从来没有公布他们之间的私人函件。如果把那些书信公之于众，调查局局长会成为全国的笑料。帕维斯后来结了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了上校，干得很出色；之后，主持了一个地方广播电台，在国会的许多委员会担任工作。

据调查局的老资格官员说，在埃德加面前提及帕维斯的名字，就”好像往维苏威火山里扔一颗炸弹”。在 1956 年被批准出版的《联邦调查局史》中根本没有帕维斯的名字。在埃德加监督摄制的同名好莱坞电影中，也没有叫作帕维斯的角色。当帕维斯谋求参议院的工作时，埃德加命令他手下的官员散布贬低他的信息。

1952 年，埃德加破坏了帕维斯谋求联邦法官的机会，帕维斯的妻子试图

使两人和解。调查局的记录表明，两人的确会晤了 6 分钟。“我记得我被带到了胡佛的办公室，”帕维斯的儿子阿尔斯顿回忆说：“胡佛正在打电话，大约有一分钟没有理我父亲。我看见我的父亲的手开始发抖。接着，他对胡佛说，‘你这个该死的、婊子养的家伙，当我带进我的妻子时，你给我站起来。’胡佛的确站起来了⋯⋯但是，这也结束了和解。”

1960 年的一个早上，在帕维斯被任命为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两

个月以后，他的妻子听见一声响亮的手枪声。她发现丈夫死了，终年 56 岁，手里还攥着一把自动手枪。据报界报道说，几个月来帕维斯患脊骨疼痛症，终于自杀身死，对此，帕维斯的家庭是不大相信的。帕维斯之死发生在罗杰·图

伊被打死儿周以后。图伊是在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被打死的，他是以所谓绑架的罪名入狱，而这种事他并没有干过。这个案子是在帕维斯的指导下进行的。帕维斯自杀 36 小时以前，有一个人开着大型黑色轿车访问过他。次日上午，他找了一个律师讨论他的遗嘱。他收藏有大量武器，他自杀时手中的武器是三十年代一个匪徒的手枪。

埃德加没有表现出什么悲痛，没有向新闻界发表什么谈话，也没有向帕维斯的遗孀发唁电。然而，帕维斯夫人却向埃德加发了一份痛苦的电报：

“你没有理会梅尔文之死，我们感到荣幸，你的忌妒深深伤害了他，然而我认为，他却至死都爱着你。”

除了埃德加外，帕维斯死后在档案中对他作出否定评价的还有一个调查局官员，他就是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在此以后很久，在同社会名流安尼塔·科尔比谈话时，埃德加给约翰·迪林杰之谜又加一个新的疑点。“埃德加对我说，”科尔比回忆道，“抓到迪林杰的不是帕维斯，而是克莱德·托尔森。他说，他们把功劳记在帕维斯身上，而真干此事的是克莱德。”

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埃德加多么会编造谎言。调查局记录表明，迪林杰死的那一天，托尔森在总部。不过，埃德加和帕维斯之间关系的恶化，他可能起了主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克莱德·托尔森是经常陪伴埃德加的男友，差不多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