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珍珠港事变以后的争吵

当日本飞机在夏威夷上空发出尖叫声的时候，埃德加正在纽约度周未。他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在格里菲思体育场观看表演。那是东海岸时间下午 1

点 25 分，珍珠港时间上午 7 点 55 分。情报总头目社诺万也在不远的地方观看布鲁克林“神鬼莫测队”同纽约“巨人队”的足球赛。

4500 英里以外的檀香山调查局办事处，一个年轻的无线电技术员杜安·埃斯克里奇正在检测设备。埃斯克里奇是调查局第一个这样的专家，他是 4 个月以前被雇佣的，负责建立调查局的新的通讯系统。他在华盛顿头儿周的工作是安装总部的 WFBI 无线电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只同埃德加的高级轿车和另一辆轿车的 FBII 系统相连。埃斯克里奇必须早上一起床就赶快上班，以便埃德加乘车上班的途中一宣布“FBII 开始工作”，就马上作出反应。那天由于没有别的信息，所以埃斯克里奇整天坐着，等待埃德加晚上回家的途中再次呼叫。1941 年 12 月 7 日不料忘记了这件事。“当日本飞机飞来的时候，我正在检查无线电，”埃斯克里奇回忆说。“我跑到房顶上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日本飞机低空掠过，连戴着钢盔的飞行员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从仓库里拿了一支冲锋枪，向他们射击。那当然没有什么帛处，但这是我作出的反应。”

埃斯克里奇想起自己是无线电操作者，并非神枪手，他赶忙回去发报， 这可能是关于这次袭击的首批消息。“我用摩尔斯的明码把这个消息发到圣迭戈，”埃斯克里奇说。“那里的报务员还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不得不重复一次。于是，他立即报告他的头头，后者又报告华盛顿的周末值班主任。我总以为他会报告胡佛，然后胡佛报告白宫。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快。”

事实上，关于这场灾难的第一消息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传到总统那里，那是海军通讯网的功劳。尽管埃斯克里奇作了最大努力，但是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总部的工作人员才把来自檀香山特工头头罗伯特·希弗斯的消息报告给埃德加。埃德加立即行动起来。在最后伤亡的消息来到以前，他已经乘飞机赶回华盛顿。最后损失的数字是：死 2400 人，伤 1300 人， 11 艘军舰被

击沉， 118 架飞机被摧毁。

回到总部，埃德加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对日本外交使团的住处安置了岗哨。港口和机场对日本人关闭，同日本的邮政和电话被切断。对被怀疑的数百名日本人发布了逮捕令。那天晚上埃德加向白宫报告，为应急而事先拟定好的这些措施都己执行。

在美国对日宣战后的一周时间内，埃德加起着政府检查官的作用。12 月12 日，当白宫获悉专栏作家德鲁·反尔逊将发表海军损失的详细情况时，它要求埃德加进行干预。皮尔逊回忆说，“在吃饭的时候，埃德加·胡佛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不要发表关于珍珠港事变真实情况的文章，否则，就要把我关进监狱。我对埃德加说，他发疯了，没有这样的法律可以监禁我，而且他也不是解释法律的人。他承认这一切。但他说，白宫的史蒂夫·厄尔利给他打电话，要他对我提出严重警告。”

这篇文章给枪毙了。皮尔逊很快了解到埃德加已经深深渗入新闻界。根据参谋长的命令，两位将军到全国广播公司要求不要广播皮尔逊和沃尔特·温

切尔的文章。皮尔逊回忆说，奇怪的是，埃德加后来在一次电话通话中透露， 他拥有“关于开会情况的录音稿”。这说明，全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被安装了窃听器。

关于珍珠港事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当然仍然是人们激烈辩论的主题。只有两件事情是十分清楚的。美国的情报机关未能从许许多多的情报中筛选出最重要的东西，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而在悲剧发生以后，赶忙掩盖真实情况并把责任椎在别人身上。军方挨骂不少，然而很少有人对调查局提出怀疑。

日本突袭之后不久，埃德加就开始倭过于人。6 天以后，他写给总统的报告说，华盛顿的情报人员曾经事先把日本袭击的“整个计划”和时间告诉夏威夷军方。然而并没有证据说明军方收到这样的警告。埃德加的报告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

在这份报告中，埃德加还谈到，在突袭 36 个小时以前，调查局截获了夏威夷一名牙医的妻子莫里夫人和日本一个打电话者之间的通话。他们的谈话持续了 40 分钟，耗资 200 美元，其中谈到夏威夷的天气、探照灯和现在开什么样的花。埃德加说，特工负责人希弗斯星期六下午一看到这份电话通话录音稿，就产生怀疑。他立即把这一情况通知海军和陆军，但军方的反应冷淡。

诚然，夏威夷司令官肖特将军对莫里的通话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新的研究报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截获这个神秘的通话以后，调查局自己做得怎么样呢？核对档案和访问健在的目击者以后，发现在日期上有不同的说法。埃德加对白宫说，这次通话是在 12 月 5 日下午截获的，经过翻译、抄写，

于 12 月 6 日星期六晚上（即突袭的前夕）送交军方的。特工负责人希弗斯也

说通话是在 5 日进行的。

但是，正式的录音槁记载的通话日期是 12 月 3 日星期三。有 4 个健在的

前特工人员，我于 1990 年采访了其中的两人，他们肯定截获这个通话是在星

期三。当时安装窃听器的乔治·艾伦在 1990 年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星期三晚上窃听的，星期四早上完成了。”

虽然那次通话的含义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明白，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 那次通话是同日本间谍用暗语进行的一次交谈。既然埃德加和调查局总部在偷袭 4 天前就掌握了那次通话，它是否立即转达给军事当局呢？既然有更多的富余时间，情报官员本来可以进行追踪研究，对莫里夫人进行讯问。

还有一个线索表明在莫里通话以前调查局已经掌握了一些具体情报，表明日本人将在何时何地动手。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檀香山警方侦探局局长约翰·伯恩斯永远忘不了在日本突然袭击一周以前希弗斯对他的一次访问。惴惴不安的希弗斯让伯恩斯关上办公室的门，然后悄悄对他说，“我不想让我手下的人知道，便我要告诉你⋯⋯在一周以内，我们将遭到袭击。” 希弗斯十分激动，两眼泪汪汪的。伯恩斯的印象是，希弗斯的情报是来自华盛顿总部。

珍珠港事变一个月以后，当罗伯茨委员会在夏威夷举行听证会时，希弗斯说了一些更为奇怪的话：“你将是被调查询问的人之一，你将说些什么呢？”伯恩斯说，他将讲真实情况。希弗斯又追问一句，“你真的要讲真话吗？”“是的，先生，”伯恩斯回答说，“包括你给我讲的那些话。”

实际情况是，委员会并没有讯问他。它倒是向希弗斯作了调查，但他并没有讲他跟伯恩斯说的那些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埃德加对国内安全

负责，但任何官方的调查都没有就珍珠港事变问题询问过埃德加本人。

陆军部长亨利·克劳森进行的最彻底的调查直到 1992 年才公之于众，当时他的著作《最终的判断》出版间世。其中透露了部门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致贻误大事。珍珠港事变 5 天前，海军情报部门突然停止监听日本驻檀香山领有的电话。原因是，调查局特工人员希弗斯同海军情报部门欧文·梅菲尔德海军上校“怄气”。克劳森认为，如果继续监听日本人的电话，也许可以搞到日本人袭击的最后重要线索。

而埃德加方面，他则继续埋怨别人，说他曾经建议对日本驻夏威夷的外交官员们进行窃听，但是被置之不理。日本领事的大部分报告是通过商业无线电线路发出的。海外电话线路可以由司法部长批准进行窃听，而商业无线电线路则不论是调查局，还是军方，都无权进行窃听。如果埃德加要求这样做，他就同他的老对手——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弗菜发生冲突。

档案表明，埃德加曾经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监听美国同日本以及同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电信来往，并把结果提供给调查局。弗莱和他的官员们屡次加以拒绝，说这种窃听是违法的。弗莱说，只有修改了法律或者有总统的直接命令，才能进行这样的合作。

埃德加批准的《联邦调查局史》说，当珍珠港遭到进攻时，弗莱仍然拒绝合作。言外之意是，如果不是弗莱顽固地不愿合作的话，这场灾难也许可以避免。然而弗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他说，“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无线电情报处对外国的和潜在的敌人的通讯，特别是东京—柏林线路上的密码通讯进行了监视⋯⋯我们没有密码破译员。无线电情报处收到的珍珠港事变前的通讯，全都转给了调查局、陆军和海军的情报部门以及国务院。最终，胡佛要求我们停止这项工作，因为他说调查局没有能力破译密码。但在我的指示下，联邦通讯委员会继续向调查局提供这种情报。在这方面，无线电情报处收到了极其重要的‘气象’密电。这些密电在 12 月 7 日星期日已经放在联邦调查局的桌子上，而当时胡佛正在纽约度周末。于是，我们的舰队被击沉了。”

“气象”电报是日本应变计划的基础，已于 11 月 19 日发给各外交使团， 通知它们：一旦正常的通讯渠道被切断，销毁密码的命令将以气象报告的形式下达。“东风，雨”表示即将同美国决裂。美国的监听人员于 12 月 4 日截获了这样的电报，但没有立即通知夏威夷的司令官。关于这方面的文件后来隐藏起来，没有让官方的调查委员会知道。

档案表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确监听了日本的通讯，于 12 月 4 日截获了

关键性的“气象”报告，并在 24 小时内转达海军情报部门。弗莱说，这个情报在日本突袭以前也交给了调查局。对这个说法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杜斯科·波波夫在乘轮船回纽约的途中，在加勒比海听到了关于日本袭击的第一批令人迷惑不解的消息。他回忆道，“每个人的脸上都露着严肃的表情。只有我不是这样。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消息。⋯⋯我确信美国舰队打了个大胜仗。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在 4 个月以前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接着，又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成功地进行了突然袭击⋯⋯我简直不相信我听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嘛⋯⋯必须设法弄个清楚。”

到纽约以后，波波夫问他的调查局接头人，哪儿出了问题。是没有理会他的警告吗？特工头子福克斯沃思对他说，别提问题，“跟着走吧。在你的范围以外去寻求真理，可能是危险。那可能使胡佛先生的头脑里产生想法⋯⋯

胡佛先生是非常有道德的人。”

跟他们在一起的有两个英国军官尤恩·蒙塔古和蒙哥马列·海德，他们看到了波波夫当时的表情。海德回忆说，“我可以看出，他对调查局十分生气，他确信，他们对他以前提出的关于日本可能对珍珠港动手的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波波夫同调查局的关系终于彻底破裂。调查局不让他知道通过一个“秘密”电台以他的名义给德国发了一些什么情报。蒙塔古回忆说，“在德国人看来，他突然变了。他给他们提供的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情报。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间谍网。最危险的是，德国人正在追问以他的名义发的许多情报，他无法作出回答。”

1942 年夏天，尽管他作为盟国间谍的面目极有可能暴露，他还是回葡萄牙工作。他设法使德国人继续信任他，接着向他们提供了盟国将入侵欧洲被德国占领领土的假情报。

波波夫的朋友那布森曾经向他透露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的计划，并不断告诉他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可惜这位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他被盖世太保逮捕， 严刑审问，最后枪毙。

1942 年夏季，在珍珠港事变 6 个月以后，美国的一批特工人员承担了一项极其机密的使命。他们不顾国际准则，竟去盗窃同德国友好的中立国家大使馆使用的密码。这要在深夜行动，撬开保险柜，把密码本照相录制，然后溜走。

这批人是根据埃德加的对手杜诺万的指示行事的，已经干过多次。然而有一天深夜，当他们在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执行任务时，调查局的两辆汽车突然嘎吱停在外面，故意开了警报器和闪光灯。杜诺万的人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其中的几个人被捕。杜诺万毫不怀疑，这是埃德加干的事。

埃德加控制了整个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情报工作，但他还不满足。他颇为恼火的是，现在已经当了将军的杜诺万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局长，处处跟他作对。杜诺万认为调查局对付德国军事情报处，比他搞得好。他在西班牙大使馆的行动妨碍了调查局的监视工作，所以埃德加要加以破坏。在盟国在北非登陆的前夕，埃德加的行动差一点儿暴露了盟军的作战计划。尽管他们有许多矛盾，但是，形势迫使这两个情报头子不得不携手合作。

国内安全和美洲情报的控制权都掌握在埃德加的手里，他本该踌躇满志了。然而他却梦想猎取更大的名声。

据埃德加的助理路易斯·尼科尔斯的儿子埃德加·尼科尔斯说，他还有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胡佛先生、我父亲，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想打入德国的后方，暗杀希特勒。他们把这个计划呈交白宫。他们想成立一个三人暗杀小组。我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肯定希望搞出点名堂。”

如果埃德加想寻找机会出出风头，他就可以找到。正当他同杜诺万争吵得不可开交时，他得到了一个扬名的大好机会。1942 年 6 月 13 日午夜，一艘德国潜水艇在纽约长岛东端浮出水面，吐出四个携带着武器、炸药和现金的德国人，他们的任务是在同军事有关的工厂制造破坏并在居民中引起恐慌。如果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一下子就暴露了这个行动的话，他们也许会取得成功。

这个突击队的领导人是 39 岁的乔治·达希。战前，他曾在美国居住多年。

他返回德国后，很快就对纳粹政权丧失信心。在接受执行这项任务的训练时， 他并不热心，对破坏技术不感兴趣。他在战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说，他认为他的任务是使这次行动流产。

德国人跑到海滩上一个孤零零的海岸警卫队员身边，塞给他一大叠钞票，让他别讲话，然后放他走了。当他发出警报时，德国人已经无影无踪， 把枪支炸药放在一个隐蔽得并不好的小坑里。

调查局立即搜寻破坏分子。埃德加赶到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那里报功。“他的眼睛射出喜悦的光芒，”比德尔回忆说，“他的鼻孔兴奋地掀动着。”

两周以后，埃德加喜气洋洋地举行了记者招持会，宣布先后共抓到了 8 名破坏者，第二批人是在佛罗里达抓到的。

军事法庭判处所有的突击队员死刑。只有两人后来减为无期徒刑，他们是乔治·达希和他的同伴厄恩斯特·伯格。

30 年以后，埃德加仍然把这件事当作他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1979 年，一块纪念此事的铜牌挂在司法部的过厅里。实际上，埃德加心里很清楚， 在这次捕获中，调查局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达希并不是被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抓到的，而是他有意识地出卖他的同伙。他一到美国，就给纽约的调查局办事处打电话，说他是“弗朗兹·丹尼尔·帕斯托里厄斯”（这次行动的德国代号）。他说，他刚从德国来，要向埃德加·胡佛提供重要情报，并要求告诉华盛顿。

当时，调查局差一点儿把事情闹糟。接达希电话的特工人员不耐烦地回答说，“昨天，拿破仑还打来电话呢！”便把电话挂了。

不过，他向华盛顿的调查局自首，向调查局提供了找到他的同伙的情报。他解释说，他的行动得到他的同志厄恩斯特·伯格的完全支持。他后来回忆说，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要求他承认自己有罪，不要讲他向调查局自首，并向他保证在几十月之内由总统赦免他。然而，他蹲了 5 年的监狱，战后被驱逐出境。

美国军事情报单位认为，埃德加逮捕这些破坏秆为时过早，破坏了截获以后几周可能登陆的其他破坏者的计划。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十分生气，说埃德加只顾自己沽名钓誉，出风头。

此话不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建议授予他国会勋章，这种荣誉通常只有那些有赫赫战功的人才能获得。埃德加赶快给国会的支持者写了许多感谢信，但后来这个建议未能成为现实。不过，7 月 25 日，他到司法部工作 25 周年，却大肆庆祝了一番。他坐在一个巨大的庆祝卡旁边，同克莱德挽着胳膊，照了一张彩色相片。接着，在克莱德陪同下，度假去了。

他特别高兴的是，总统也向他表示祝贺。埃德加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说在他的领导下，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代”。他写道，“你可以继续信赖和依靠联邦调查局的全体人员⋯⋯”

表面上的恭维是一码事，而实际做的则是另一码事。长期以来，埃德加一直在刺探总统夫人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