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罗斯福授予埃德加大权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世的时候没有谈到他对埃德加的真实看法。多年以后，埃德加说，他同这位总统“在公与私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说法有真有假。

在公事方面，埃德加是一个忠实的部属。他对任何一位总统的服务都是无瑕可指的。他毕恭毕敬地给白宫提供各种备忘录。他陪同罗斯福夫人巡视调查局总部。在打死迪林杰以后，罗斯福宴请他，他请求总统送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

然而，据威廉·沙利文说，“埃德加并不喜欢罗斯福。当人们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也总免不了说一句挖苦的话⋯⋯在内部的文件中，他表达了对总统的真实看法。当我到研究处任职时，我看到了用蓝色钢笔写的关于罗斯福的批语。有一条批语说，‘他有帝王思想。’”

埃德加怀疑罗斯福属于左翼。沙利文说，“埃德加不信任自由派。而罗斯福被自由派所包围。埃德加讨厌罗斯福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他讨厌负责‘新政’的一些重要项目的哈里·霍普金斯。总统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局长不能接受的。埃德加曾对他的一位朋友、未来的参议员乔治·墨菲说， 罗斯福的‘新政’是共产党策划出来的。”

如果同他对总统夫人的厌恶相比较，他对总统的态度算是温和的了。他对总统夫人、对她热心于左翼事业和左翼朋友是极为疑虑的。他向总统谈过这一点。有一次，美国劳联领导人罗伯特·瓦特抱怨说，调查局在对他进行调查，罗斯福听后无可奈何地一笑。他说，“那同埃德加·胡佛对我妻子的态度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总统容忍了埃德加，甚至依靠他去做工作。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罗斯福比他的共和党前任在对待总统权力问题上有一种“更为宽阔的胸怀”。他认为调查局这个工具不仅可以用来执法，而且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和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总统赋予埃德加新的大权， 而后者滥用这种权力近 40 年之久。

罗斯福宣布就职一个月前，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不久以后，他开办了第一个集中营。当埃德加庆祝捕获凯利的胜利时，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 并宣布了德国重新武装的计划。当埃德加庆祝打死迪林杰的时候，纳粹暗杀了奥地利总理。

到 1934 年春天，人们担心，包括美国纳粹运动在内的右派集团阴谋颠覆政府。5 月 8 日，埃德加去白宫同总统和高级阁员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是，埃德加第一次被官方批准进行政治侦察。

他首先调查美国的纳粹分子，但很快把矛头指向许多政治团体。那年秋季，罗斯福指示埃德加去调查罗得岛罢工的纺织工人。圣诞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要求会见总统。白宫要求调查局汇报一下它的情况。这个联盟是埃德加最恨的团体之一。在他的建议下，总统拒绝了它的要求。罗斯福及其顾问很快就习惯于碰到什么问题都要求调查局来汇报情况，尽管这些问题同执法毫无关系。埃德加总是热心地照办不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他成了“总统的情报员”。

斯大林在莫斯科独揽大权。纳粹分子进军莱茵兰。西班牙爆发内战。罗斯福收到今人不安的警告：国内的右翼阴谋推翻他。外国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 1936 年 8 月 24 日上午，他召集埃德加举行产生深远影响的秘密会议。当时讲了些什么，现在只有埃德加的一家之言。

据埃德加称，总统说，“我请你来，是想请你为我做一件事情，要保密。”罗斯福想知道，他如何才能搞到关于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在美国活动的可靠情报。埃德加说，虽然这不属于执法的范畴之内，但是，如果国务院提出这样的要求，调查局可以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次日，当着埃德加的面，罗斯福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美国受到苏联间谍和法西斯间谍的威胁。赫尔马上作出反应：“立即行动，调查这些间谍！”

据埃德加关于这次会议的备忘录说，为了防止泄露消息，总统没有让国务院给调查局下达书面指示。总统说，他将“手写一份备忘录，放在白宫他的保险柜里，说明他指示国务卿收集这方面的情报。”

在罗斯福总统的图书馆找不到这样的备忘录，无从了解总统的指示要求搞到何种规模。现在清楚的是，他的指示是秘密下达的，未经国会批准；埃德加的顶头上司——司法部长是在事后被告知的。

通过白宫的这些会议，埃德加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前，新闻媒介的宣传已经使他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神秘人物，大家的安全系于他的一身。现在，总统的命令又使他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

1936 年埃德加同罗斯福会晤后，甚至还没有同司法部长卡明斯讨论此事，就立即对工会人士和激进分子布置了大规模的监视行动。调查局现在仍然保存的一份监视名单包括：钢铁、煤矿、服装等行业、教育机构和工会。调查局还开始召募告密者，并建立政治颠覆分子的档案。

1938 年春天，有 18 名所谓的纳粹间谍受审。在公众的压力下，总统给情报机关批了更多的资金。埃德加建议，这笔钱可用于国内的情报，不必经过专门的立法审核。他给总统写信说，对国内美国人的侦察“要极其保密， 以免引起不了解情况者或动机不良者的批评或反对”。罗斯福批准了他的要求。

调查局开始大批雇佣新特工人员，从 1937 年的 1000 人猛增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时的 4000 人。他们固然在战时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但他们也收集了大量关于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普通人的情报。他们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局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档案透露，1939 年 1 月，埃德加会见了亨利·福特的干将哈里·贝内特。贝内特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工会的能手。他的特殊成就是，同福特和黑社会的头头建立了密切关系。

贝内特利用他的黑社会关系来对付福特公司的工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领导人沃尔特·鲁瑟是埃德加经常注意的对象之一。有一次，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工厂附近散发传单，贝内特组织打手殴打了他。贝内特集合了一批被雇佣的歹徒，他们带着手枪，穿着黑色皮茄克，拿着橡皮水龙头，冲散工会组织的群众大会，袭击了工会积极分子。埃德加同贝内特的关系非常好，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照片亲笔签名，送给他。调查局在底特律的特工头子约翰·巴加斯可以经常查阅贝内特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档案”。

调查局后来发现，贝内特的许多共产党人档案是从当地的一个法西斯领导人杰拉德·史密斯那里买来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埃德加对他的热情。

1939 年底，埃德加未经上级批准，就大胆地指示他的部下拟定战时可以被拘留的人的名单，其中不仅包括同情德国及其盟国的人，而且包括“同情共产党”的人，还有像《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一些并无什么嫌疑的人。

1942 年，当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国外当记者时，他弄不到护照。40 年以后， 根据新闻自由法他搞到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是一个古怪的女邻居向当局告密，说他“受雇于德国政府”，是一个密码专家， 家里有录音装置。调查局对他家进行了秘密搜查，为他立了档案。他当时之所以搞不到护照，原因就在这里。他的名字上了拘留名单。在 1970 年以前， 如果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他随时可以被拘留。

1940 年，司法部长杰克逊坚持，拘留名单应由司法部掌握，而不应由调

查局管。但埃德加坚决反对。 1943 年比德尔当司法部长后决定，司法部只追究违法者，不能按照公民的“危险性”而编制他们的档案，并下令取消拘留名单。埃德加阳奉阴违，把“危险人物索引”改名为“安全索引”，继续保留这个名单。 1975 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现了这件事，但没有告诉他的顶头上司比德尔。

大多数司法部长在公斤场合的言论表明他们同埃德加的关系很好。而在非公开场合，他们同他往往有尖锐的磨擦。1939 年担任司法部长的弗兰克·墨菲认为埃德加想当司法部长。他认为调查局局长的行为举止令人不安。“他简直是一个病态的人，”墨菲对助理司法部长诺曼·利特尔说。“如果他对谁进行调查，他总是可以找到岔子的。这就是他的倾向。”

埃德加甚至对墨菲也立了档案，包括他的私生活，直到他去世为止。部分档案至今仍未交出。

1939 年 6 月，当欧洲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同意调查局同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起负责全部情报工作。9 月份，希特勒同斯大林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入侵波兰；罗斯福公开宣布，由埃德加领导反对外国间谍和破坏的斗争。与此同时，他授权埃德加收集关于“颠覆活动”的情报。这些命令是含糊的，怎么解释都可以。它们实际上正是埃德加梦寐以求的从事国内情报的依据。

埃德加首次使用新得到的权力，就引起广泛的抗议。1940 年 1 月份，调查局以阴谋推翻政府为理由，逮捕了一些反犹太主义者，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原来这是调查局雇佣的告密者提供的情报，所有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接着。调查局在底特律和密尔沃活基的特工人员抓了 12 名激进分子，理

由是：他们 3 年以前曾招募志愿人员站在保皇派一边参加西班牙内战。根据一项老法律，美国公民不得在美国境内组织军队参加外国的冲突。这次逮捕是荒谬的，因为这些所谓的罪行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为历史。新任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赶快了结此事。然而为时已晚，未能平息公众的忿怒。

新闻界把调查局比作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的秘密警察。在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说调查局是“美国的盖世太保”，埃德加是“美洲大陆上最大的迫害者”。调查局的档案现在透露， 1940 年埃德加在诺里斯的工作人员中安插了密探。

底待律袭击三天以后，埃德加被总统召见。接着，他在克莱德陪同下， 出人意外地到迈阿密海滩“度假”。他隐居在一个供巨富休养的小岛上，以

逃避社会的谴责。

在华盛顿，埃德加的助理们大肆活动，以图反击。幕后，特工人员对每一个敢于批评他们的人都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埃德加力图让司法部长杰克逊发表为他辩护的声明。杰克逊犹豫不决。他的前任弗兰克·墨菲使他对埃德加产生怀疑。墨菲警告说，调查局对政府官员进行侦察，窃听他们的电话。埃德加否认这种指责，并扬言要辞职。杰克逊只好发表一项妥协性声明， 既表示信任埃德加，又表示要保护公民自由。

埃德加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危机，是因为他有一个最强有力的保护者——总统。罗斯福不大重视这个争吵。他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招待会上问道，“埃德加，他们想对你干什么？”“我不知道，总统先生，”埃德加回答说。罗斯福把双手的大拇指朝下作了个姿势，大声说，“他们想干掉你。”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近期内埃德加是倒不了的。

“埃德加继续任职，而且掌握了更大的权力，”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说，“因为他善于取得总统的完全信任。”埃德加把政治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白宫。因而取得历届总统的信任。

“他开始讨好总统，”威廉·沙利文说，“他听到高级官员的一些小道消息，都要向他汇报。”接替杰克逊担任司法部长的弗朗西斯·比德尔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回忆说，“埃德加单独地跟我共进午餐时，给我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我的内阁同僚的隐情，谈到他们的好恶、弱点和同外界的联系。” 1940 年 6 月，罗斯福写信给埃德加，感谢他做的“出色的工作”。埃德

加大捧总统，说总统的信是“我有幸收到的最令人鼓舞的信件之一⋯⋯是我国坚持的那些原则的一个象征”。

总统和司法部长都知道埃德加所做的工作大大超越了调查局局长的职责。罗斯福发表关于国防的广播演说后，要求调查局搜集反应。埃德加有名有姓地了解数以百计的美国公民的意见。

调查局为白宫进行政治侦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1940 年底，总统要求埃德加派一名特工人员到棕榈滩了解美国政府的朋友和敌人的动向，埃德加完全照办。

当《芝加哥论坛报》反对罗斯福的防务计划时，总统请埃德加帮助他找一家与它作对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的沃尔特·特罗安变成了调查局信赖的接头人，他说，“罗斯福利用调查局干各种卑鄙的勾当。当新出版的《芝加哥太阳报》企图挤垮《芝加哥论坛报》，政府利用调查局对《芝加哥论坛报》的发行人进行恫吓。我同埃德加一起办这件事。他说，‘我得到了指示我干此事的信件。’他向我出示了这方面的命令。他干这类事以前，总是先拿到证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往往越过司法部长，直接同埃德加打交道。管辖调查局局长的未来的许多司法部长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委屈。正如内政部长伊克斯在 1941 年 6 月的日记中写道，埃德加的势力变得“十分强大，他显然可以左右司法部长的人选，尽管在名义上司法部长是他的上级”。

弗朗西斯·比德尔的一位高级助理爱德华·恩尼斯认为，历届司法部长都慑于他同总统的密切关系，尤其害怕他掌握每一个人的档案。在美国的历史上，一个联邦官员第一次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他可以经常地严重侵犯公民的自由。

1940 年 5 月，罗斯福同意调查局可以使用任何秘密警察都使用的重要手

段——窃听电话。埃德加表面上是反对窃听电话的，他向国会保证，任何特工人员在窃听电话时被抓住，都将受到开除的处罚。1928 年发布的调查局的第一部守则规定，窃听电话是“不适当的、非法的、不道德的”，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6 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有 5 名调查局特工人员在法庭透露，在纽约

调查一个州际盗窃案时，调查局进行了昼夜 24 小时的电话窃听。事实表明， 他们经常接受这样的任务。

据其他特工员说，埃德加有时还利用窃听电话的手段来维护个人的私利。他曾经下令窃听罗斯福的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的电话，因为他想要撤掉埃德加的局长职务。特工人员说，他们的部分任务是搞那些同埃德加不和的警官的材料。

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弗莱写道，“大概只有胡佛先生自己才知道他究竟下了多少次命令让他的部下干违法的事情。”1940 年，埃德加悄悄地进行活动，要求制定一项关于窃听电话的法律；由于弗莱在国会作证，这项法律未能制定。从此，埃德加对弗莱怀恨在心。甚至 20 年以后，弗菜已经退休了，仍不敢在自己家里会见记者，因为他担心调查局在他家安装了窃听器。

1940 年春季，鉴于窃听电话这一手段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罗斯福总统授权司法部长可以对“那些被怀疑进行颠覆美国活动的人，包括间谍嫌疑犯” 进行窃听。这一命令为窃听电话打开了大门。

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对此十分不满，他同此事保持距离，让埃德加决定对谁进行窃听。

35 岁的哈里，布里奇斯是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领导人，他早已是资方的眼中钉，埃德加也很讨厌他，5 年以前，当埃德加向罗斯福汇报共产党对美国国内构成的威胁时，他曾提到布里奇斯，说他可能使美国的海运工作陷入瘫痪。甚至当这位工会领导人愿意跟资方达成和解协议时，埃德加对他的迫害仍然没有放松。

布里奇斯有一个弱点：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埃德加说他是共产党人。外国出生的共产党人如果参加一个“鼓吹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可以被驱逐出境。布里奇斯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但他承认，他欣赏“苏联的工人国家”。

1941 年 8 月，纽约《下午报》的记者利昂·古德尔曼接到公民委员会秘书打来的电话，说布里奇斯现在住在爱迪生饭店，他发现他的电话被人窃听， 请记者亲自去看看。

古德尔曼用指甲挫把布里奇斯房间的电话匣子撬开，发现里面装了一个两用窃听器，可以把电话中的对话和房间里的谈话传输出去。警察被叫来了， 在隔壁房间值班的特工人员仓皇逃走，丢下了穿过墙壁通向布里奇斯电话的电线和一块复写纸，复写纸上写着：“特工人员埃维尔·扬格”。

调查局被当场抓获。同一个月接任司法部长职务的弗朗西斯·比德尔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碰到一些难堪的问题。他说，“当这一切见诸报端的时候， 我不禁建议埃德加·胡佛把窃听电话的不幸事件直接向总统汇报。我们一起去了白宫。罗斯福很高兴。他聚精会神地倾听了汇报，当埃德加讲完以后， 他大笑着朝埃德加的脊背拍了一巴掌。‘天哪，埃德加，这是你们第一次被人家当场捉住吧！’”

如果罗斯福知道埃德加在背后说了些什么话，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大笑了。“埃德加坦率地说，”助理司法部长诺曼·利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重新审理布里奇斯的案子，他上法庭作证的话，他将直言不讳地说，他窃听电话是总统授权的。”

罗斯福自己无疑也采用过窃听电话这一手段。据说，他曾让埃德加对他以前的一个顾问汤米·科科伦进行窃听，甚至要求对一个正在任职的阁员、邮政部长吉姆·法利也进行窃听。埃德加对此有点畏缩。但是，调查局对别人进行电话窃听时，顺便听到了法利的谈话，埃德加如实向总统作了汇报。在 1944 年大选以前，他向白宫提供了对共和党政治家进行电话窃听的结果。

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丑闻实际上在 30 年以前就有了。

据尼克松说，埃德加曾对他说，“自罗斯福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给他布置过窃听任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1975 年发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都为了党派斗争的政治目的，利用联邦调查局进行过窃听和监视等活动。他们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利用调查局为自己谋利，从而给埃德加留下了把柄。

在这种背景下，毫不奇怪，埃德加认为可以放手地在这方面蒙骗国会。调查局的一个老资格监视专家韦斯利·斯韦林根回忆说，“在芝加哥，当埃德加要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一两天前，总部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我们把窃听电话的数目尽量减少到只有一处，比如说，只对共产党总部进行窃听。而实际上，仅仅在我们那个城市，窃听电话就达数十处之多。于是我们到电话公司说，‘从星期二午夜至星期三午夜，我们在芝加哥只有一处窃听任务。’胡佛先在国会作证时列举的窈听数目很低（这在当天是准确的），给国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星期三午夜一过，一切如旧。”

未经司法部长批准，由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自作主张进行的窃听，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种窃听的记录是由被指定的助理局长负责保管的。1953 年，埃德加指示，助理局长办公室的档案每六个月销毁一次。唯一保存下来的这类档案是关于路易斯·尼古拉斯的档案，其中包括大量关于电话窃听情报。

从 1941 年开始的调查局监视索引达 1.35 万条。被窃听的有 13 个工会、

85 个激进的政治组织和 22 个民权团体。至于被窃听个人的姓名，则以保密为理由，没有透露。

1940 年，埃德加同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大权。他在这种情况下，迎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