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把触角伸向法院

埃德加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政界人士。从 1945 年开始， 30 年

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至少窃听了最高法院 12 位法官的私下谈话。有些法官是在同调查局监视的其他对象进行电话对话时被窃听的。按照宪法规定， 是不准窃听最高法院的电话的。然而，埃德加并没有销毁这方面的录音稿。他继续保留它们，以便对自己有用。

调查局奉杜鲁门白宫之命对持不同政见者托马斯·科科伦进行电话窃听时，听到了道格拉斯法官的谈话。杜鲁门看到录音记录以后，决定在 1946 年不提名道格拉斯为最高法院院长。道格拉斯的自由派观点激怒了埃德加。他连续整理了他的档案。这位法官结婚 4 次，3 个妻子部比他年轻得多。特工人员不断向埃德加提供关于他的最新情报。有一份情报说，“道格拉斯经常陶醉于晚会，习惯于追逐女色。”调查局还了解道格拉斯周围的朋友，发现其中一些人的“忠诚性可疑”。这位法官本人发现他的房间被安装了窃听器。

1957 年，当调查局调查所谓“左翼律师小集团”时，收集了一些法官本

人的政治态度。埃德加的档案表明，在 1953 年罗森堡间谍案期间，关于最高法院，他有三个情报来源。甚至在汽车里谈话也是不安全的。当法官伯顿在联邦调查局的汽车里谈及一个案件时，陪伴他的特工人员便直接向埃德加汇报。

关于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系统的档案已经发表了两万页，但是调查局坚持，为了国防或对外政策的利益，其他一些档案，主要是电子仪器监听的记录则“必须保侍秘密”。法院还必须进行更多的斗争，才能使公众看到埃德加对全国的法官收集了多少情报。

法官劳伦斯·西尔伯曼 1974 年代理司法部长时检查了调查局的机密档案，认为埃德加在窃听电话和安装窃听器方面太不慎重了。今天，他肯定在对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采用这些手段，这些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1965 年，司法委员会请来专家，清查了参议院的过厅，他们在莫里斯·纽

伯格和拉尔大·亚巴勒这两位参议员的办公室发现有“安装窃听器的许多迹象”，结果在亚巴勒写字台上的对讲机中找到了一个窃听器。他认为，这是调查局奉约翰逊总统之命安装的，因为约翰逊当时曾说，参议院办公室进出的所有电话他都知道。

国会议员们感到不安，曾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开会研究此事，但认为无能为力。直到埃德加死了一年以后，这个问题才公开捅出来。参议员约瑟夫·蒙托亚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博格斯说调查局窃听了国会的电话。博格斯指责埃德加采取了“苏联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的手法”。埃德加当时断然否认，并散发了贬低博格斯的情报。

据博格斯的儿子托马斯说，他爸爸的指声是有物证的，即窃听的谈话录音记录，这是良心不安的调查局官员向他提供的。切萨皮克—波托马克电话公司的一位调查员还对博格斯说，他家里的电话也被调查局窃听了。

据电子专家伯纳德·斯平德尔说，在六十年代中期，调查局 窃听国会的电话是常事。在 1965 年，他在检查一位国会议员的电 话时，

发现安装了窃听器，窃听器的电线通到国会的电话总机室。他用侦察器查出了一根电缆，电缆通向国会两院和他们的监听室。这根电缆的终点是司法部租的一所房子。

斯平德尔本要就此事向参议员爱德华·朗领导的侵犯隐私小 组委员会作证。然而，就在听证会的前夕，他被告知，爱德华· 朗同调查局达成了“谅解”，他将不讨论调查局在这方面的活动。当斯平德尔坚持要作证时， 爱德华·朗制止了他。据爱德华·朗的首席顾问伯纳德·芬斯特沃尔德解释说，这位参议员因受到调查局的恫吓而屈服。

在六十年代，爱德华·朗同“探听魔鬼”作了 8 年的斗争。所谓“探听魔鬼”是指窃听电话、安置窃听器和私拆信件等行为他曾希望能够让公民查阅政府的档案。

1963 年，爱德华·朗作为司法小组委员会主席开始调查政府 的

效率。他发现政府机关每年花 2000 万美元用于购买窃听设备，便下令对此进

行调查，听证会持续了 3 年多时间，最后以这位参议员的失败而告终。

当爱德华·朗决定专门对联邦调查局举行听证会时，埃德加发火了。一位助理在此以前曾经建议，“应该施加点压力，不涉及思想原则，而只牵涉到个人利益。”后来，芬斯特沃尔德讲述了 1966 年发生的事情。

他说，“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将是委员会听证会的下一个对象。胡佛的一个官员（助理局长）卡撒·德洛赫约定时间，同另一个特工人员一起来到爱德华·朗的办公室。他们从来不单独行动。爱德华·朗让我也参加会见会， 大概他预料到是要谈关于联邦调查局的听证会的。他们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德洛赫说，‘参议员，我认为你应当读读关于你的这份档案。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它，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你决不会知道，不慎重的人会用它干些什么事。我们认为，你应当了解一下这些材料的内容，它们对你可能是有害的。’”

“他们把文件夹递给他。我记得，文件夹并不厚。他坐在那儿，读了几分钟，然后把文件夹合起来，递给他们。他们便走了。随后，我们便奉命撇开联邦调查局，进行下一个单位的听证会。据我所知，后来马马虎虎进行了一些听证会，主要是为了挽回面子，根本就没有调查窃听电话这个重点问题。”

德洛赫是联邦调查局和参议员爱德华·朗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他否认芬斯特沃尔德的说法。他谈到对爱德华·朗的一次访问时说，“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打算举行关于联邦调查局的听证会。他说无此意图。我又问，他是否愿意向我们保证决不干扰联邦调查局。他说他愿意作出这样的保证。⋯⋯ 我对参议员爱德华·朗说，概括起来说，可以这样理解：他向我们承诺不干扰联邦调查局。他说，是这样的。⋯⋯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说，他打算把联邦调查局作为其他单位效法的一个光辉榜样。”

德洛赫写道，“鉴于这位参议员的性格多变，我们必须经常同他保持接触。虽然被他的委员会打扰的威胁已经消除，但是还存在其他一些危险⋯⋯ 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形势的发展。”

一年以后，爱德华·朗成为《生活》杂志一篇揭露文章的对象。该文说， 他接受了卡车司机工会的赠款；他之所以要调查联邦调查局窃听事件，是受了该工会友人的鼓动，旨在削弱政府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的努力。

经参议院道德委员会调查，上述说法不能成立。然而，《生活》杂志的

文章和随后引起的轩然大波却断送了爱德华·朗的政治前途。在 196S 年的选举中，他未能连任。

在六十年代中期，科尼利厄斯·加拉格尔被认为是民主党中最聪明、最好的年轻人之一。在朝鲜战争中，他曾经是战斗英雄。1958 年以来，他就进入国会。 40 岁出头，他满头银发，不久便成为军备控制署顾问和参加裁军

会议的代表。他同肯尼迪兄弟的关系很好， 1964 年曾经被认为可能当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

像参议员爱德华·朗一样，加拉格尔也担心数以千计的人的隐私遭到侵犯。他对数据库、测谎器、遗传工程和儿童心理测验等感到关切。谁能看到这些情报呢？公民有什么保障呢？

这位国会议员担心的结果是， 1963 年建立了隐私小组委员会，它是从众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派生出来的。

加拉格尔第一次跟埃德加发生冲突，是因为他拒绝做调查局要他做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他意想不到地受到埃德加的亲信罗伊·科恩的压力。

科恩自称是代表埃德加说话的，他要求这位国会议员举行关于联邦调查局进行非法监所的听证会，其目的是使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处于尴尬境地，因为安装窃听器是他批准的。

加拉格尔拒绝举行这样的听证会，说这不属于他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科恩马上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他说，“胡佛先生给你很大的面子。如果你够朋友，那么，你要什么，就给什么。如果你不够朋友，不肯合作，那就是敌人。”

几个月以后，有人要他在一封非出自他的手笔的信上签字。他说，“有一封打印好了的信等着我签字，其中说我要求司法部长给我的委员会提供关于批准对马丁·路德气金进行窃听的文件的复印件。关于这次窃听，我是知道的，因为约翰·鲁尼很乐于向我谈其中的性材料。但我并没有要求提供档案，也没有口授这样的信。我把我的秘书叫来，问这封信是哪儿来的。”

加拉格尔的秘书伊丽莎白·梅伊对这件事作了生动的回忆。她说，“罗伊·科恩通过电话向我口授了这封信。他说，他是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指示这样做的。我用打字机打出了这封信，把它放在加拉格尔的其他信件里。我想他一定知道这件事。当加拉格尔先生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时，我说他装疯卖傻。他立即给科恩打了电话。”

科恩再见到这位国会议员时，对他说，这封信又给了他一次合作的机会， 要他签发。加拉格尔断然拒绝。科恩对他说，“你会后悔的。”这位国会议员全然不顾这个威胁，继续搞他的隐私听证 1967 年复活节，加拉格尔的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窃贼，他偷盗的只是文件。报警后，警察说是联邦调查局于的。加拉格尔回忆说，“当时，我在贝尔电话局认识的一个人对我说，调查局在窃听我的电话。”

不过，真正严重的打击，是那年秋季《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它说，黑社会通过威胁和贿赂，取得警察和公职人员的帮助。它具体提到犯罪团伙的头目贝恩·齐卡雷利，说他“同受人尊敬的民主党议员加拉格尔的关系最好⋯⋯”。文章说，这位议员与这个黑帮成员定期举行碰头会，有时于星期日在郊区的旅馆共进午餐。

加拉格尔坚决否认这种关系，并向《生活》杂志的负责人提出申诉，但毫无结果。当他考虑以诽谤罪提出诉讼时，律师告诫说，这样一来会产生更

大的轰动，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公职人员打诽谤罪的官司很少能赢。后来， 1968 年 7 月，《生活》杂志的三名记者在这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承认同齐卡雷利见过两次面，因为他在当地颇为有名，但否认有任何不正当的接触。

同一个月，加拉格尔的律师劳伦斯·韦斯曼要他乘飞机到纽瓦克航空港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他说，要研究的问题不能在电话上谈。在纽瓦克，韦斯曼解释说，他在罗伊·科恩的办公室度过半天的时间。在科恩的建议下，当他同调查局的卡撒·德洛赫通电话时，韦斯曼在分机上旁听。

德洛赫说，调查局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新泽西失踪的赌徒巴尼·奥布赖恩是在加拉格尔的家“躺在他妻子的身边”死于心脏病的。尸体已被同齐卡雷利有联系的一个黑帮成员卡约·科尼格斯伯格搬走。德洛赫暗示，他最近已同《生活》杂志进行了接触。他说，“最好告诉那家伙从国会辞职。这个消息抖出去，他的日子维持不了一周。”

这个消息在 1968 年 8 月 8 日见报。这是二十世纪新闻史上对一个公职人员进行的最粗暴的攻击之一。报上的大字标题是：“国会议员和恶棍”。加拉格尔被描写成一个“多次充当黑帮头子的工具、与之串通一气的人”。

《生活》杂志的报道在公众中引起长期的辩论。然而，使许多人吃惊的是，那年这位国会议员居然以大多数票重新当选。他继续为公民的隐私权而奋斗，鼓吹制定法律，限制联邦调查局的权力。

经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调查，这位议员跟犯罪团伙并无牵连。《生活》杂志所说的在加拉格尔家发现的那具尸体纯属捏造，因为所谓提供消息的人卡约·科尼格斯伯格当时正在联邦犯人精神病中心，科尼格斯伯格后来说，《生活》杂志的报道是“虚构的”，调查局对他做工作，要他诬陷这位国会议员。

在这个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回忆说， 1986 年，当罗伊·科恩知道他病危时，曾对他说，加拉格尔的妻子仍然被所谓一个赌徒死在她怀里的传说所苦恼。于是，科恩签署了一封正式的信，说关于奥布赖恩的传说来自德洛赫。德洛赫说，“如果加拉格尔不停止关于隐私的听证会，他将公布这个情报。”

前司法部长拉姆塞，克拉克对加拉格尔和参议员爱德华·朗的处境深表关切。他说，把未经证实的情报向新闻界透露，是“不可原谅的”。他叹口气说，“这是调查局那个老人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