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整理名人的黑材料。

埃德加一再否认他整理了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个人生活的档案。他说， “这样的所谓秘密档案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政界人士不相信他的话。1958 年，一批老资格美国参议员专门举行了会议，讨论如果埃德加突然死去，怎么办。

参议员卡尔·蒙特是共和党的极右分子。他忠实于非美活动委员会，虽然是埃德加的有力支持者之一。然而，就是他，在 1960 年的一个晚上，突然向他的助理亨利·埃金斯倾诉了他的真实看法。

他说，“胡佛是美国最危险的人。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据我所知，胡佛对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干了一些不应该干的事情。他整了他们的材料。”他意识到自己说得太露骨了，便恳求埃金斯，当埃德加还在台上的时候，千万不要重复他所说的话。1975 年参议院进行的调查表明，联邦调查局对许多著名的国会议员搞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档案。埃德加死后几个月，当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在俄亥俄搞一个民主党候选人的情报时被当场抓获。据透露，20 多年来，犯罪记录处有一个“国会关系室”，专门搜集政界人士的情报，以供“内部使用”。

威廉·沙利文说，“胡佛对每一位新的国会议员都有一整套档案。他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在哪里上的学，是否喜欢足球，以及其他种种细节⋯⋯ 通过调查局的索引，可以马上了解一个人对我们是否有用。”

随着选举的临近，埃德加给所有的候选人都准备好了贺信。选举结果一揭晓，信件就发往全国各地。“友好的”政治家所到之处，都受到调查局人员的欢迎。

在国会，议员们受到给埃德加充当间谍的人的监视。从 1943 年以来，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被“借”给国会的各个委员会担任调查员。还有一些人表面上装作完全“离开”调查局去充当国会的工作人员。

埃德加在国会的重点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因为它掌握着政府部门的财权。到七十年代，光是在这个委员会就至少有 28 名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控制联邦调查局预算的那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鲁尼是调查局的好朋友。鲁尼说，“我从来没有削减过他的预算，也根本不想这么做。”众议院犯罪委员会要求埃德加去作证，他加以拒绝，但每年必去拨款委员会作证，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并列举统计数字，说明调查局的成绩， 其破案率通常占犯罪活动的 96％。

这些数字是伪造的。破案率应当只指提交给法院的案子数字，而不是进行调查的案件数目。像盗窃汽车的案件，有许多是地方警察完成的。多年来， 许多公共团体和学者对埃德加的统计数字持怀疑态度。五十年代的一位助理司法部长沃伦·奥尔尼说这些数字是“废话”。但鲁尼的拨款委员会则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

鲁尼同黑社会勾勾搭搭，有人看见他接受了犯罪集团给他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埃德加对他加以保护。有人说他接受了 10 万美元的贿赂，调查局也不进行调查。后来两次有人竞争他的位置，他都是在埃德加的帮助下险胜对方。

六十年代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同埃德加也有着特殊的关系。当他需要什么材料来对付他的政敌时，他便派人到埃德加那里去取。

埃德加为了争取一个人忠实于他，或者为了封住一个潜在敌人的口，其手段是毒辣无情的。特工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注意搜寻人们的短处。前高级特工人员柯蒂斯·莱纳姆说，“我们得到指示：记录将来可能有用的任何东西，我们把这叫作‘零的档案’。我在内华达工作时，有一次同妻子一起滑雪，看见一个男人跟一个 10 来岁的男孩子在农舍外面搞鸡奸。我们都认出他是商界的名人。我估计这件事以后可能有用，便向头头作了汇报。他说， ‘这是一位著名人物，最好把材料发回华盛顿制作索引。’”

据沙利文说，在一位新的国会议员登上飞机赴华盛顿以前，调查局就开始调查他的材料：有无犯罪记录，是否被调查过，在性或道德方面有无过失等等。

在埃德加死后，一位官员计算，调查局拥有参议员的档案 883 份、众议

员的档案 722 份。有些被销毁了，有些仍然保存。许多材料放在“机密档案” 里，锁在埃德加办公室的档案柜里。他的秘书海伦·甘迪每晚都把钥匙带回家。

埃德加的档案里往往有不少与性有关的材料。 1948 年，参议员范登堡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颇有可能获胜，埃德加让特工人员不断搜集群众中对他的各种议论，包括他的婚外恋，及时告诉他。他对此深表感谢。埃德加非常喜欢打听可能成为总统的那些候选人的私生活。

三十年代未，克菜德的女朋友埃德娜·多利顿在饭桌上听到埃德加和克莱德谈论国会议员哈罗德·克努森。她回忆说，“他们显然做了一些有害于这位议员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样做。我当时还很年轻，没有问。”

克努森 1917 年至 1948 年一直在国会当议员。他是个光棍儿，同墨西哥的一位男友住在一起。传说他鸡奸一个青年，被人抓住了。多利顿回忆说， 不管真相如何，她听见埃德加说，克努森被“掌握在我们手心了”。

机密档案表明，从 1958 年至 1965 年，华盛顿特工人员不断收集政界人士的丑闻。这些丑闻，有的是在进行其他调查时顺便搞到的，有的是窃听来的或者通过电子仪器记录下来的，都亲手交给埃德加。埃德加对这类情报极感兴趣。

1960 年 5 月 16 日，肯尼迪和尼克松争夺总统宝座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特工人员把华盛顿一个妓女提供的情报急忙送给埃德加。她谈到她曾同许多国会议员在“五月花”饭店、在家里、有一次在“国会办公室”发生过性关系。那年秋天，当竞选运动进入收尾阶段的时候，特工人员特别忙于做妓女的工作。9 月 2 日，一个妓女接到一个参议员的电话，约她中午见面。她接电话时，特工人员在场。后来的报告写道：

“妓女告诉特工人员关于这位参议员到来的时间。他离开时，听他说， ‘真有味儿。’他离开院子后，这位妓女评论说，这位参议员的性能力‘非常好’。”（参议员的名字被删去了。）

特工人员收集到这类情报，总是直接交给埃德加。其中有些报告是由特工头头约瑟夫·珀维斯签字的，他说，“我无意不适当地探听别人的隐私。这些东西主要是胡佛感兴趣，将来可能有用。”

以前的特工人员康拉德·特拉赫恩对埃德加并不抱幻想。他说，“胡佛

对人狠毒，他是个暴君。他对国会的人是不择手段的。既然他喜欢这一套，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汇报给他。”

诺曼·科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调查局的指纹专家，他说，收集丑闻己是家常便饭了。早在四十年代，同事们就抱怨“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调查公职人员，而不是用来侦破人民的公敌。任何可能对局长构成威胁的人，我们都要翻翻他们的老底，我们的想法是，找到任何把柄，以便用来对付那些敢于对局长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

在水门事件中鼎鼎大名的戈登·利迪，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他亲眼看到那些丑闻情报是如何处理的。

他说，“有一次，某地发生银行抢劫案。情报员告诉我们，匪徒隐藏在斯基莱因汽车旅馆里，在华盛顿国会山以南，隔着六个街区。特工人员搜索旅馆时，发现某参议员跟一个 15 岁半的姑娘露西·施瓦茨科夫睡觉。他们表示歉意，赶快退出来了。但这一切情况都必须记录在案。看到这份报告的主管人也许认为没有必要保留关于某参议员生活小节的材料，但他无权销毁， 必须送交局长办公室。”

利迪说，在埃德加的办公室，搞了一份摘要，送交犯罪记录处的加德纳小姐。负责同国会联络的人迟早是会看到这份材料的。“如果局长想会见这位参议员，我得准备一分备忘录，同加德纳小姐的卡片进行核对。如果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则另写在一张普通纸上，标明‘只供局长审阅’。”

利迪说，有时，埃德加也许会派一位官员会见那位名誉受损的政治家。“这位送信的人只说，‘胡佛先生表示道歉，在合法的调查中侵入了你的隐私，但请你不必担心，这一情节已从档案中去掉。’关键的一点是让这位政治家（参议员）知道胡佛已掌握了他的短处。由于这个缘故，当胡佛去拨款委员会时，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他掌握的情况。”

别人证实了利迪的说法。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说，“以前在胡佛的办公室工作过的一些人后来到中央情报局工作，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许多情况。我常听说，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逛妓院被抓住。当有关的报告送上来时，胡佛把它们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如果某议员出了什么问题，胡佛会对他说，‘你不必担心，我把那些材料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他很善于玩弄这一套花招儿。”

伊曼纽尔·塞勒在国会当了 50 年的民主党议员，曾多年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曾对《纽约邮报》发行人多萝西·希夫说，他不敢揭露埃德加滥用职权的情况，因为他的“小辫子”被抓在调查局的手里。他继续在公开场合把埃德加捧为公职人员的“最好楷模”。

老资格特工人员阿瑟·默塔格说，“调查局往往炮制一些在政治上会对某些政界领导人物造成损害的情报，而且这类情报总是在对当事人最不利的时候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或某些别的对调查局友好的报纸上。”

同埃德加关系密切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沃尔特·待罗安谈到了受这种策略之害的某些人。他说，“国会中一些给他以大力支持的人就是受制于这种讹诈，有礼貌的讹诈。”

参议员萨姆·欧文由于主持水门事件听证会而被人们永远铭记，然而他在 1971 年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当时他作为宪法权利小组委员会主席否决了对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调查。他在谈到埃德加时说，“我认为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工作。”据沙利文说，欧文“有短处掌握在我们手

里，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大捧调查局的原因。”

埃德加也喜欢揭白宫政治家的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前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回忆说，“据我所知，他也有我的档案，因为林登·约翰逊给我读过这方面的材料。有一次，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调查局收集了一些关于你的传说⋯⋯，他还给我读了关于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思拉斯顿·莫顿参议员的档案和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档案。关于尼克松的档案就更多了。许多人都是惴惴不安的⋯⋯”

尼克松被赶下台以后回忆说，“情报是埃德加·胡佛手中主要的威力源泉之一。他通常对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了解一些情况，这使他既成为有用的朋友，又成为危险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