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压制言论自由

根据现在掌握的档案材料， 1949 年 3 月，关于埃德加私生活的详细档案材料送到了杜鲁门总统手中。

这些“坏消息”极有可能是关于埃德加的同性恋问题的。杜鲁门对一位作家默尔·米勒说，“有一段时间，他们给我带来大量关于他的私生活的材料。我对他们说，我对此不感兴趣。他在业余时间干些什么，我管不着。我关心的是，他工作时干些什么。”

三个月以后，他收到了调查局关于他的两个助理跟妇女调情的报告，他大为光火。他的新闻秘书查利·罗斯划船时“在码头上追逐两个姑娘”。他的行政助理戴夫·奈尔斯也爱寻花问柳。杜鲁门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拜倒在石榴裙下，总不能说是受莫斯科宣传的影响吧。”

美国总统现在面临两个难题：他的助理跟妇女调情；埃德加自己也行为不轨。相比之下，埃德加行为更值得担心。负责美国国内安全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竟是个同性恋者，这岂不成为敌对情报机关、特别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攻击目标。

1949 年 6 月，埃德加在朱迪思·科普朗案件上公开丢脸。科普朗是司法部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她在同苏联的一个外交官接头时，被当场抓获，她的手提包里装满了调查局报告的摘要。使埃德加极为害怕的是，法官在审判她时决定，为了确定她手提包里的东西的真实性，联邦调查局必须拿出这些文件的原件。

这将是调查局原始档案第一次被公开。埃德加之所以担心，不仅是因为其中包含有极端机密的材料，而且还因为其中有一些未经核实的道听途说的东西。埃德加表示抗议，一直告到总统那里，但是白搭。文件拿到了法庭，结果使埃德加颇为尴尬。

甚至在审判期间，调查局还窃听了科普朗和她的律师之间的合法谈话。特工人员赶忙销毁了录音带和软盘，这肯定是得到了埃德加的批准。埃德加认为那几周是“相当难熬的”，杜鲁门总统差一点儿解除他的职务。

埃德加的敌人名单扩大了。他的矛头现在也指向自由派人士、教会、甚至出版界。那年秋天《哈泼氏杂志》的一篇文章激怒了他，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托在文章中写道，科普朗案件揭发出来的调查局报告“简直像弱智儿童的谈话一样不负责任”。埃德加非常生气，叫特工人员调查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情况。

在大学校园，人们也担心调查局。它的特工人员向大学负责人提供贬低教师的材料，从而影响他们在学术方面的任命。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亨利·马杰瑙教授肉于给调查局所反对的一个青年团体讲话而受到指责。他屈服了，以后再接受讲话的邀请，总是先征求一下调查局的意见。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调查局打入了 50 多所大专院校，在许多高级负责人，包括那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等的合作下，查出了教职员中的共产党人和极左派人士，并把他们清除出去。

甚至宗教界的人士也不能幸兔。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会，威廉·梅利什牧师和他的父亲由于提倡美苏友谊而遭到右翼的严厉抨击。虽然他们父子

俩受到教区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还是被赶出了教会。

1950 年夏季和秋季，埃德加滥甲自己的权力压制言论自由。纽约的威廉·斯隆合伙出版公司即将出版一本关于调查局的书籍，作行马克斯·洛温撒尔是杜鲁门总统的好朋友。当他担任全国执法委员会秘书时，他就开始搜集二十年代末以来调查局及其局长的材料。他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不安，终于写出了 500 页的批评性论著。

埃德加一听说此事，就开始阻挠此书的出版。他请求纽约的一位著名律师莫里斯·欧内斯特在幕后同这家出版商进行交涉，不要出版此书。

9 月，共和党议员乔治·唐德罗在众议院发表了 10 分钟讲话，猛烈抨击洛温撒尔。唐德罗是埃德加的驯服的议员之一。这回，他根据埃德加的旨意，诬蔑洛温撒尔跟共产党有联系。接着，非美活动委员会突然要求作者前来作证。听证会的记录在 11 月份洛温撤尔的著作出版以前透露给了调查局在新闻界的朋友。此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埃德加在国会的另一位朋友伯克·希肯卢珀在参议院对这位书评作者进行了攻击。

埃德加的主管宣传的头头路易斯·尼科尔斯在自己家里的钢柜里锁着一些档案，它们透露了一些内幕。尼科尔斯的档案中保存着唐德罗谴责洛温撒尔的草槁。这位国会议员的发言逐段逐句重复了埃德加写在一张普通纸上的攻击之词。

调查风关于洛温撤尔的档案表明，特工人员搜集他的情报已经有将近 30 年的历史了，并且长期窃听了他的电话。尼科尔斯对埃德加说，为搞臭洛温撒尔而使用的其他材料是通过“黑包工作”得来的。“黑包工作”是黑话，意思是非法盗窃。手写的字表明，交给唐德罗宣读的调查局最后定稿是埃德加亲自加工敲定的。

洛温撒尔的书销路并不好，这倒不一定是由于受到了国会的攻击。其实，这种攻击不仅不会减少销路，反而会增加销路。“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使这部书销不出去，”威廉·沙利文在多年以后透露说。“我们甚至到一些书店，要求它们不要贮存此书⋯⋯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钱财。”

埃德加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长信，说洛温撒尔的坏话。杜鲁门置之不理。他只是把此信转给洛温撒尔。总统早已青过此书的手稿。他说，读此书， “得到极大乐趣”。他赞扬作者“为国家作了一件极好的事情”。

这当然是在私下说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否读过此书，他则说没有读过。在公开场合，他不敢流露自己对埃德加的真实看法，更不敢解除他的职务。在全国，埃德加的声望达到新的高度。新一代人是在恐惧中长大的：苏联有了原子弹，朝鲜战争爆发，罗森堡间谍案，以及最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控告。他们很容易相信埃德加的说法：有许多颠覆分子在美国活动。

用当时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的后来说，埃德加的“权势太大，无法驾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