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冷战给埃德加注入活力

1946 年的元旦是埃德加 51 岁生日，这一天，他打开了他在岩溪公园寓所的门，走进来的是长老会牧师埃尔森。接着，两人一起祈祷。这已经成为埃德加每年元旦必做的事。

一周以后，他在纽约冠军俱乐部的礼拜仪式上，跪下来吻了纽约天主教大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手上的蓝宝石戒指，然后对与会的教徒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当 3000 万天主教徒聚会时，全国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而有

组织的共产党人不过 10 万人而已，驱使他们的是狂热的思想。”

其实，这种狂热性来自埃德加以及像斯佩尔曼这样的右翼狂热分子。埃德加曾对高级警官说，美国的共产党人“恶毒地散布不信任，致力于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分裂⋯⋯厚颜无耻地、公开地鼓吹搞垮美国。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敌人。”

对美国长期的反共歇斯底里，埃德加比任何其他人员有更大的责任。杜鲁门总统说得对，“人们过份担心共产主义‘魔鬼’了。我认为，就对付共产主义而论，我们国家是完全安全的。我们思想健康的人要多得多。”但是， 总统的想法被右翼要求采取行动的大合唱所淹没了。

1947 年，为了安抚右翼，杜鲁门下令对联邦政府的所有新雇员进行“忠诚”调查。凡是被怀疑“不忠诚”的雇员将由忠诚委员会进行审查。杜鲁门有意识地把这方面的大部分工作交给文官委员会，而没有交给联邦调查局。对埃德加的冷遇促使他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

埃德加要求国会让他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发表一次演说。他过去从来没这么做过。 1947 年 3 月他这么干，实际上是公然同他服务的政府对立起来。政府也对他没有办法，说明他在美国掌握权力之大。

他对国会议员说，“一些从事非美活动的阴险人们通过玩弄阴谋诡计”传播共产主义。他尖锐地指出，美国的自由派被“诱骗同共产党人携手合作”。埃德加差一点儿没有点自由派总统的名，但实际效果是一样的。杜鲁门

十分生气。他的一位助理说，“总统对联邦调查局非常反感，决心要压一压调查局，害怕出现盖世太保。”然而杜鲁门又是现实主义者。他对克拉克·克利福德说，“埃德加极有可能从保守的国会那里得到他需要的一切。这是危险的。”

埃德加的确得到了他希望的东西——对忠诚调查的完全控制权。他成为反共讨伐的旗手。

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会上，埃德加答复了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些问题。律师布雷德肖·明特纳倾身过去，悄悄对埃德加说，在最近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依靠捏造的诽谤材料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埃德加回答说，“我知道这一切，但是，在执法方面，我看他可能对我们有用。”

10 年以前，当尼克松还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年轻大学生时，他曾经申请当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他的申请本来已经被批准了，但后来又被取消，因为调查局认为他“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现在，尼克松当了国会议员，埃德加对他再没有什么怀疑了。同年，两人相识后，不久便共同致力于搞垮国务院

官员阿尔杰·希斯。这是尼克松在通向白宫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埃德加突然成为 1947 年的英雄。他的像片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他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在告诉国人“如何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大清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好莱坞首当其冲。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电影界展开了进攻。埃德加认为好莱坞有“共产主义潮气”，他从一开始就在幕后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听证会开始几个月前，他对助理们说，“我要在各方面给委员会以帮助。”他在洛杉矶的特工头子理查德·胡德把有关电影界可疑分子的情报交给调查局存档。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组的头头是艾伦·史密斯，他是调查局的老手，同埃德加的关系密切。

听证会的会场是圆形的，一群群叽叽咯咯笑着的女人们围着“友好的” 证人打闹。沃尔特·迪斯尼作证说，他的电影制片厂的共产党人正利用“米老鼠”来宣传共产主义。

埃德加以前的女朋友莉拉·罗杰斯说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话。她认为，克利福德·奥德茨导演的《唯有孤独的心》大可怀疑，因为其中有一个场景， 儿子对妈妈说，“你别在这里工作，榨取比我们更穷的人的钱。”委员会说， 罗杰斯是“美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问题专家之一”。

“不友好的”见证人和反对听证会的人受到辱骂中伤。一批拒绝说出自己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艺术家以藐视国会罪被下狱。当他们出狱时发现自己的职业给毁掉了，因为好莱坞的影业者板为了表示对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支持，已经宣布他们上了“黑名单”。

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好莱坞的进攻一直持续到 1953 年，埃德加暗中扮演了打手的角色。演员斯特林·海登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海登曾经当过一段时期的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到不安，通过自己的律师写信征求埃德加的意见。埃德加建议说，“记录下来吧，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会帮忙的。” 这个演员立即向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写了一份正式的但白书，表示悔过。

对埃德加来说，这是进行新的迫害的机会。他不但没有保护海登，反而把他的悔过书转给了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位演员被叫去作证。他惊慌之中， 供出了许多参加过共产党的朋友和同事。他后来悔恨自己充当了埃德加的工具。

调查局的 100—382196 号档案包含有好莱坞一个次要演员的材料：“6.1

英尺高， 175 英磅重，蓝眼睛，棕色头发”。他的名字叫罗纳德·里根。这位未来的总统当时既当演员，也参加工会活动。他还是艺术、科学和专业公民委员会的理事。调查局认为这个团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里根的兄弟尼尔为调查局监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告诫里根最好辞去理事职务。后来， 里根也当了调查局的工具。

不久之后的一天午夜，他在公用电话亭给他的兄弟打电话，传送关于该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情报。里根当了调查局的机密情报员，代号为 T—10。他给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打电话，要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来他家，他要汇报电影演员工会中“追随共产党路线的小集团”的情况。他讲了有关的男女演员的名字。在埃德加的亲自安排下，他又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秘密作证。

埃德加调查的一些公民，其实既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干非法的事情。埃德加认为，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严重地、不公正地抵毁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他命令恃工人员调查一些著名作家和编辑的背景，查查他们的“颠覆性因素”。特工人员随便挑选了 100 人，发现其中 40 人有问题，便为他们立了档

案。

多年来，埃德加在文学界的扫击目标包括一些最著名的作家。其中一些人的确支持了马克思主义事业。他们被盯梢、监视，他们的信件被拆开检查。达希尔·哈米特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老作家。他逝世以后，调查局进行阻挠，不让他安葬在阿林顿公墓。

有许多其他的著名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并无联系，然而也同样受到调查。关于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作家赛珍珠的档案有 400 页之多。特工人员拆阅她的信件。其实，她只不过是写了一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参加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而已。

我们现今获悉，埃德加也为诺贝尔奖金获得青托马斯·曼、辛克莱·刘易斯等人立了档案。调查局称海明威为“左倾分子”，给他的妻子玛丽也立了档案。作家斯坦贝克因为“描写了美国生活的肮脏贫穷的一面”，使调查局大为不安。

画家、雕刻家也被立了档案。甚至那个从未到过美国的毕加索也在调查局的档案里有名。伟大的科学家也成为调查的对象。发现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医学家乔纳斯·索尔克博士受到怀疑，调查局给白宫写了 4 页的汇报材料， 因为他是美苏医学学会的成员，有一个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他被定为“中间极左派”。

埃德加 1940 年就开始搜集爱因斯坦的材料，因为他出席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和平主义集会，并且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派。战后，当这位物理学家知道他被监视的时候，他深感失望。他在 1947 年说，“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到他逝世的时候，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达数千页之多，其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不忠于美国。

电影演员卓别麟是爱因斯坦的朋友。他出生于英国，过着富裕的两性生活。他是一个乌托邦“国际主义者”，同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使埃德加感到恐惧和忿怒。况且他还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比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名声要大得多。他受到普遍的爱戴。

早在埃德加当局长以前，调查局就认为卓别麟是一个危险分子。官员们不安的是，他那些“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电影可能毒害“人们的心灵”。1942 年，他们更加担心，因为他竟呼吁美国帮助苏联反对纳粹分子。当一位年轻的女演员琼·巴里由于精神错乱而指控卓别麟是她的尚未出生的儿子的父亲时，埃德加终于找到机会来迫害他。卓别麟曾经资助这位女演员在国内旅行。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调查了卓别麟的财务状况，询问了他的朋友、同事和仆人，了解卓别麟是否举行过“女人裸休狂欢晚会”。

血液检测证明，卓别麟不是那个婴儿的父亲，巴里的控告未能成立。但是，埃德加对他的骚扰并未终止。他把关于这位演员的情报送给好莱坞问题专栏作家们，甚至派人到国会图书馆追踪一条消息， 25 年以前，苏联《真理报》称卓别麟是“一位共产党员和人类的朋友”。

调查局花了数千个小时进行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不过，埃德加最终还是把卓别麟赶出美国。在他的建议下，司法部于 1952 年以其性格不受欢迎为理由禁止他进入美国。埃德加还对移民官员说，卓别麟“道德堕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他用的是普通信纸，以免暴露调查局的来源。有关的报告仔细地删去了提及调查局使用窃听器和匿名情报员的地方。

卓别麟在瑞士定居多年以后，埃德加仍然把他的名字保存在“安全索引卡”里，一旦出现全国性紧急情况，这些人是要被逮捕的。 1972 年，当这位演员应邀到洛杉矶接受奥斯卡特别奖时，埃德加进行游说，反对发给他入境签证。卓别麟还是被允许入境，结果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调查局给他立的档案长达 1， 900 页。

1975 年，在埃德加逝世 3 年以后，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下令对调查局 10 个最大的办公室的国内安全档案进行仔细检查，发现调查局的全部活动只有19％是调查颠覆分子的。然而在 1.97 万起这类调查中，只有 4 起发现有罪行， 而且都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间谍或恐怖活动。

1948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在野已经 15 年了，它的领导希望重新入主白宫。一向自诩超越政治的埃德加想法帮助他们击败现任总统，这个办法就是再次在国内煽动起对共产党的恐怖感。这回是揭露在杜鲁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所谓共产党分子。

这个浪潮始于 1948 年 7 月，一个被新闻界称作“金发间谍皇后”的女人出现在非美活动委员会。她就是伊丽莎白·本特利。她已进入中年，体态丰满，以前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她的情人为苏联效劳，颇有些名气，现已逝世。

本特利说，在 1938 年至 1944 年她充当过共产党的信使，把华盛顿高级人士的敏感情报送给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上级。这些高级人士包括罗斯福总统的一位高级助理和杜鲁门政府的两名官员，其中一名是商业部的威廉·雷明顿，另一名是以前的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4 天以后，本特利引起的轰动还没有平息下去，《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又前来作证。他以前也参加过共产党。他的惊人的揭露成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案件。

钱伯斯说，以前曾在国务院工作过的一位著名官员阿尔杰·希斯也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了一个以打入政府部门为目的的支部。希斯否认这一点。但钱伯斯拿出希斯送给他的大批秘密文件。

不管本特利和钱伯斯的说法有多少真实性，反正许多人的生命给毁掉了，4 个人死了。怀特在委员会激烈地为自己辩护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雷明顿以伪证判罪后，在监狱被用木棒打死。被钱伯斯诬告的前国务院官员劳伦斯·达根突然从纽约办公大楼的第 16 层坠楼而死。在希斯案件中被牵连的司法部官员马文·史密斯自杀身死。钱伯斯自己也曾企图自杀。

阿尔杰·希斯以伪证判罪。他说他没有向钱伯斯传递过文件。法官认为他在撒谎。他在监狱服刑三年半，现在已经 80 多岁了，仍表白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1992 年，从共产党解体后的莫斯科传来消息：俄国官方人士支持阿尔杰·希斯的否认。叶利钦总统的顾问、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宣布了他研究苏联档案的结果。他说，指责希斯当过问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杜鲁门总统从来不相信希斯是有罪的。这个案件的目的何在，他心里是有数的。多年以后，杜鲁门说，“他们想把我搞出白宫。共和党在野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竭力想重新执政。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包括政治迫害⋯⋯”

在埃德加担任调查局局长期间，只有 4 个美国共产党人由于间谍罪而被判刑。

1948 年埃德加的当务之急是搞垮杜鲁门，以便巩固他的权力基地。那年春天，他同记者沃尔特·温切尔私下谈到即将来临的大选。他说，他对杜鲁门很恼火，因为这位总统限制了他的权力。他希望别人取代杜鲁门。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最有可能当选，所以埃德加给他当了吹鼓手。调查局搜集杜威的情报已经有 6 年了。在上次竞选运动中，杜威曾经私下说，埃德加的恰当地方是牢房。

后来的消息变好了。据沙利文说， 1948 年埃德加梦想在杜威当总统后他会得到提拔。在预选活动开始后，他秘密地把调查局置于杜威的支配之下。

杜威接受了埃德加的帮助。特工人员收集材料，帮助杜威草 拟他的广播辩论稿。沙利文说，“这些材料要得很急，所以派专机送到纽约的奥尔巴尼。杜威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我们制造一种印象：杜鲁门无视正在出现的共产党威胁。”

埃德加得了严重的肺炎。 1948 年 11 月 2 日大选那一天，他正在迈阿密海滩疗养。克莱德和尼科尔斯把大多数人的看法告诉了他：杜威肯定会获胜。次日，《芝加哥论坛报》登出了大字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料后来的消息恰恰相反，杜鲁门重新入主白宫。

“一种沉重的情绪笼罩了调查局。”沙利文回忆说。埃德加从佛罗里达发回了一封信，愤然指责尼科尔斯把他“推向危险的境地”。

不过， 1949 年 1 月 20 日总统宣誓就职那一天，埃德加仍然是联邦调

查局局长。他邀请 21 岁的女演员雪莉·坦普尔同他一起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观看车队和人群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缓缓行进。埃德加满面笑容地送她一件礼品——自来水笔式的催泪瓦斯枪。

埃德加幸存下来了，但他并不感到自己的地位是稳固的。像往常一样， 不管他的其他担心是什么，对他最大的威胁是他自己的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