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尼克松和埃德加

埃德加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但他的所作所为好像他可以使时钟不走似的。1968 年，他 73 岁了，那个粗壮的身躯仿佛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医生说他很健康。助理们把这个消息告诉新闻界。关于克莱德，他们则很少提及。

虽然克莱德比埃德加小 5 岁，但他已动过心脏手术，得过一次中风。他的视力很弱，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看信件，有时完全不能上班。埃德加不能容忍他的朋友在公众的眼里显得很衰弱。当克莱德在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摔倒时，埃德加不让随从人员搀扶他。他说，“别管他，让他自己站起来吧。”克莱德到 70 岁时，就自动“退休”了，但是，只退休一天，便被埃德加

重新聘用。克莱德继续得到工作“出色”的评语。虽然他视力不好，但仍领到了工作手枪。调查局的宣传说，埃德加和他的这位得力干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一如既往令人敬畏。

不过，骨干们日益产生怀疑。洛杉矶的一批特工人员给司法部长写信说， “局长老朽昏庸，权迷心窍，妄自尊大。”有两个以前曾在调查局搞过特工工作的人竟然敢于写书批评他。埃德加发现，昔日的压制办法已经不灵了。他发现，甚至保守的报纸现在也刊登文章嘲笑他说，他当局长究竟还能当多长时间。

历史把埃德加抛在后面。过去，他总是知道如何随机应变，保持调查局的良好形象。现在，他未能认识到，作为他的群众基础的美国中产阶级已经发生变化。舆论是支持民权的；调查局本来可以利用这一点，显示出自己执法的作用。然而，埃德加则大骂共产党对黑人运动的影响，大骂马丁·路德·金的“谎言”。当千百万美国人反对越南战争的时候，埃德加却派特工人员渗入抗议团体，破坏游行队伍。他再也不能操纵舆论了。

当埃德加的衰落和垮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仿佛有某种历史的磁石把他们俩吸引到一起似的。自从埃德加第一次对尼克松投以赞许的目光以来，已经过去了 21 年。他和他的富有的石油大王们

培养尼克松从政，使他在 1952 年当上副总统。在 1960 年的大选把尼克松推下政治舞台以前，人们多次看见他同埃德加肩并肩地坐着，一起观看赛马和棒球赛。

甚至在尼克松下野以后，埃德加仍然是他家的座上客。当水门事件把他拉下马后，尼克松说，“胡佛是我的好朋友。”

1968 年，当尼克松竞选总统进入高潮时，他保证在他当政时留用埃德加。埃德加向他透露有关情报，以打击民主党反对派。他不想作为尼克松的竞选伙伴，争夺副总统宝座，而只希望乘坐共和党这只经得起风浪的大船过几天安全的日子。

他知道民主党现在的主要角逐者休伯特·汉弗莱仍然很有可能获胜。所以，当汉弗莱的人要求埃德加像几年以前为约翰逊效劳那样提供“同样的服务”时，他并没有反对。不过，这回没有电子监听，因为当埃德加要求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批准时，他被断然拒绝。

埃德加担心，如果汉弗莱当选为总统，他的官位难保。在白宫，心情郁闷的约翰逊又为他个人的安全担心。他对一位助理说，“自从我当权执政后， 我一直照顾他。现在我要离职了，我希望他关照我⋯⋯”

11 月份，当尼克松得胜时，埃德加给约翰逊写了最后一封讨好他的信。在他写出此信两天后，他就在纽约的皮埃尔饭店会见了尼克松，对尼克松说， 约翰逊在竞选运动期间非法利用了联邦调查局。尼克松回忆说，“胡佛对我说，我的飞机的座仓在过去两周中被安装了窃听器。他分别告诉了米切尔（内定为司法部长）和我⋯⋯是约翰逊下令这么做的。”

但调查局的档案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尼克松被窃听了，只是对他的竞选伙伴斯皮罗·阿格纽的电话记录进行了检查，因为约翰逊认为共和党在破坏越南和谈。尼克松的助理霍尔德曼证实，埃德加不仅说进行了窃听，而且他还在其他方面利用了尼克松的恐惧心理。

这位局长警告尼克松说，“当你进入白宫的时候，不要通过总机打电话。有些你不知道的小人会偷听你的电话。”埃德加说，美国陆军通讯队负责的总统电话线是不安全的，“总统应该知道，如果他在这条线路上通话，他很可能被监听。”

霍尔德曼回忆说，“我们常常看到胡佛带着一个小皮包来白宫，里面装着各种情报、惊人的东西。他的眼睛望着天空，不作出肯定的结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联邦调查局对总统十分有用。”

埃德加希望自己万事如意，重新恢复共和党上届政府期间他享有的那种权力和特权，在那届政府中尼克松担任副总统。霍尔德曼亲眼看到埃德加和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会见时的情景。他认为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尼克松说，“埃德加，你是少数可以随时同我直接接触的人之一。”

然而当时也在场的尼克松的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则认为他的上司是“故意在表面上做做样子”。尼克松怀疑埃德加的能力，正在秘密地考虑把他解职。甚至当他向埃德加封官许愿的时候，他就在同别的人接触，来取代埃德加。

在棕榈滩的一次会晤上，尼克松向戈德华特派的一个保守分子、前调查局特工人员皮特·皮彻斯提及局长职务。皮彻斯反应很谨慎。他说，“胡佛还没有说他要退休。”尼克松说，“不，他对我说，他将在他生日的那一天退休。”皮彻斯说，“是啊，但问题是，哪一个生日？”尼克松转换了话题。

为什么尼克松没有搞下去呢？皮彻斯说，“他害怕。每一位总统都怕胡佛。约翰逊总统是这样，甚至肯尼迪总统也是这样。他们全都怕他。尼克松也不例外。他说，‘我得巧妙圆滑地对付胡佛。’”

约翰逊总统对一位朋友说，调查局关于尼克松的档案很厚。他同白领犯罪分子的联系以及可疑的商业交易可能使档案增加得更多。不过，有一份材料也许使人意想不到，那就是尼克松同一个女人——一个异国女郎的关系。故事发生在 1958 年，当时尼克松 45 岁，已经结婚，并担任副总统；他

认识了 20 来岁的香港导游小姐刘梅丽。尼克松在野时，他到香港做生意，又

同她相逢，从 1964 年到 1966 年，他们每年都见面。那时她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间当服多员。两人还一起照了像。

据刘梅丽自己说，她和她的一个女朋友在饭店的套间访问了尼克松和他的旅伴——一个有争议的商人贝比·雷博佐。她和尼克松都否认发生过性关系。刘梅丽说，有一次尼克松来香港，她生病住院，尼克松送了她一束鲜花

和一瓶她喜欢的香水。

一个曾在香港工作的特工人员回忆说，尼克松同刘梅丽的关系曾引起安全问题。现在担任安全顾问的丹·格罗夫说，“有一天上午，我在美国其他单位的一个接头人对我说，他的一个提供消息的人说刘梅丽去见尼克松了。他认为，我应当注意这一点，因为人们怀疑，她是中国的间谍，她认识许多美国海军军官。他说，他知道尼克松作了一个绝密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这使他同刘梅丽的接触具有危险性。”

格罗夫那天中饭时间去希尔顿饭店同刘梅丽进行了交谈。他回忆说，“我的同事对她说，‘昨晚你同一个大人物在一起，是不是？’她说，‘是的， 你怎么知道的？’他又问，‘同你们在一起的有什么人？’她回答说，‘他的朋友贝比·雷博佐。’刘梅丽和她的一个女朋友同他们在一起呆了一天一夜。

“这并不属于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但我决定向上级汇报此事，了解一下她是否有访问美国的记录。经查证，她的确访问过美国一两次。她的背景并没有调查过。这表明，她有间谍之嫌。我向英国特工处作了调查，他们说，‘她在我们这里已经记录在案。’她之所以引起他们注意，是因为她可能是中国间谍。她的活动主要是瞄准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所以他们没有继续盯下去。我把这些情况向调查局助理局长沙利文作了汇报。他回答说， ‘尼克松的私生活，调查局不感兴趣⋯⋯’”

据刘梅丽的律师说，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证实，她同尼克松的接触引起美方警惕，尼克松在香港的活动受到监视，通过他的卧室窗户用红外照相机对他进行了拍照。格罗夫说，这种监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请英国情报部门帮助进行的。

格罗夫回忆说，“尼克松当选为总统后，有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在办公室看到一张报纸上刊登了刘梅丽同尼克松的合影。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是在总统就职典礼的舞会上拍摄的。她是怎么到那里的呢？⋯⋯我给调查局局长本人写了一封信，但他没有回信。”

这并不能证明尼克松和刘梅丽睡过觉。调查局也从来没有在香港调查过此事。不过，未经核实的性材料始终是埃德加手中的王牌。据沙利文说，埃德加看到关于刘梅丽的情报时十分高兴，他在尼克松当选为总统以前曾给他看过这份报告。

尼克松访问香港时的旅伴雷博佐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大亨。他是尼克松的心腹。他干了许多值得怀疑的商业交易，还把他资助的竞选资金装进尼克松的私囊。埃德加对迈阿密的特工头头肯尼思·惠特克说，要特别注意监视雷博佐。

埃德加和尼克松之间关于他的香港之行和刘梅丽的关系究竟有什么交易，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尼克松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他同刘梅丽的关系无瑕可指，但由于涉及到安全问题，也会对他造成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危害。而这方面的档案掌握在埃德加手里。

1968 年圣诞节以前，尼克松和埃德加在皮埃尔饭店会晤几周以后，他就

宣布重新任命埃德加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他还把他的年薪增加到 4.25 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尼克松就职典礼的游行活动是在戒备空前森严的条件下进行的。埃德加的特工人员使用种种手法阻挠反对越南战争的人的抗议示威。

宾夕法尼亚大街两侧办公室的窗户都奉命关闭了，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埃德加和克莱德像以前一样，站在总部办公室的阳台上观看了另一个政权的诞生。

尼克松对他的两位主要助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没有谈过刘梅丽的问题，也没有提及他害怕埃德加的其他因素。他只是指示埃利希曼要成为埃德加的“好朋友和在白宫的亲信”。

埃利希曼的第一个使命是使埃德加放心，他所关注的联邦调查局新的宏伟总部大楼的建设是没有问题的。自从国会同意联邦调查局建设新大楼以来，已经过去 8 年了。新大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最高处 11 层。埃德加正在催促规划单位早日破土动工。

埃德加担心，新大楼的开放式连拱廊可能为酗酒者、同性恋者和妓女大开方便之门。但他又想，那一排排圆柱将可以预防刺客的潜入。在公开场合， 他表示，大楼不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其实，那正是他所希望的。

埃利希曼对埃德加说，大楼的兴建工作将加速进行。接着，局长便对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埃利希曼回忆说，“他是在对我做动员工作，告诉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共产主义、肯尼迪家族、黑豹党⋯⋯他谈到黑人运动时，充满仇恨。”

这位助理后来对尼克松抱怨说，“我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总统说， “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尼克松特别为埃德加开脱。尼克松到全国警官学院，接受了成为联邦调查局荣誉特工人员证书。他为此奋斗了 30 年之久。他带着埃德加和多病的克莱德到戴维营过周末。

埃德加善于玩弄拉拢人的把戏，给人以小恩小惠，使对方觉得离不开他。当尼克松选择富有的律师、但显然不够条件的约翰·米切尔担任司法部长时， 埃德加要求总统不必由联邦调查局进行严格的审查了。他同米切尔的关系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真挚、通情达理的人，⋯⋯我最为尊敬的一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由于在水门事件中说谎、共谋阻挠法律的执行而被判刑 19 个月。

早期，尼克松几乎每个月都请埃德加到白宫去。总统回忆说，“吃早餐的时候，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情报。我往往觉得，在这个政府里跟我站在一起的只有埃德加·胡佛⋯⋯他把他掌握的东西给了我⋯⋯那都是些小东西。”

在尼克松当总统期间，调查局把向白宫提供各种丑闻情报制度化了。尼克松的官员对此不感兴趣。亨利·基辛格和亚历山大·黑格公开嘲笑关于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的冗长累赘的报告。埃利希曼说，“我所看到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质量是很差的，都是些道听途说、主观猜测。我把质量特别差的东西退给了胡佛。重新修改后，往往也并无多大改进。”

在白宫，霍尔德曼阅读了特工人员在监视外国人时顺便收集到的关于美国政治家的情报。他认为，埃德加是“故意想引起总统的好奇心”。霍尔德曼不安的是，埃德加试图通过总统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了解椭圆形办公室的情况。伍兹后来由于销毁了水门事件的一盘录音带而变得无人不晓。她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一直为尼克松工作。埃德加跟她的关系很好。在霍尔德曼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把这种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他同埃德加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

埃德加意识到这种变化是尼克松的顾问们造成的，他便以其特有的方式

予以回击。他利用伍兹小姐传递了一个惊人的信息：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德怀特·蔡平都是同性恋者。

原来这些情报是为调查局效劳的一个酒吧间服务员提供的，说他们参加了水门大厦举行的同性恋者晚会，有时间、地点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都是捏造的。这是埃德加的一个手法，旨在给他们造成威胁，使他们就范。

这只是这场戏的开始。仲夏，埃德加围绕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许多奇怪的言论，引起人们的不满。前司法部长拉姆奇·克拉克以及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都要求他辞职。据说总统也在想办法搞掉他。

尼克松否认了这个传说。使助理们惊讶的是，他竟去埃德加的家里同局长共进晚餐。这样的荣幸连阁员们也不曾得到。他让摄影师们拍摄了他在门口向埃德加道晚安的亲切景象。然而埃利希曼说，“总统那天晚上似乎有点心事。他在礼仪许可的范围内很早就离开了。”

在 7 月份各方发出要求埃德加辞职的呼声后，埃德加悄悄地访问了尼克松，谈到他新收到他的特工人员送上来的一份报告。总统的中国女友刘梅丽即将获得在美国永久居留权。她的保证人之一是威廉·奥尔曼，即同尼克松一起访问香港的一个商人。另一个保证人是雷蒙德·沃伦，他是尼克松时代的一个移民官员，他住在尼克松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

尼克松一直否认他曾利用他的影响，帮助刘梅丽获得在美国居留权。但据沙利文说，调查局的情报表明，刘梅丽获得“优先照顾”。她被允许进入美国，住在惠蒂尔，据说抵美后又同尼克松见过面。

多年以后，当有人问到关于她去过白宫的消息时，刘梅丽非常不安。她大声说，“关于我和尼克松先生，我不想说任何话。你们是不是想要搞死我？”

1970 年元旦，埃德加满 72 岁时，尼克松打电话祝他生日愉快。他让新闻界知道此事。他又说，不打算让埃德加退休。几个月以后，又出现关于埃德加要退休的新闻报道，埃德加生气地写道，“我不打算退休。”

现在，华盛顿出现一个新的笑话：正在作出计划，使埃德加自动连任—

—在 2000 年。

埃德加用所谓同性恋的谰言来诽谤总统的助理们。现在，他们倒要看看埃德加在 1969 年的所作所为了。警察局得到的情报说，埃德加跟克莱德一起

去加利福尼亚度假时，沉溺于跟 10 来岁的男孩子搞性交。

这件事是查尔斯·克雷布斯讲的。他是六十年代末一群打得火热的洛杉矶同性恋者中的一个。克雷布斯的一个朋友是小拜厄斯。小拜厄斯的父亲是石油大王，同埃德加要好。埃德加由于认识小拜厄斯，便通过他把几个 10 来岁的男孩子带到住地。

拜厄斯在洛杉矶的寓所一度成为同性恋者的乐园。大家都知道埃德加和克莱德是同性恋者。克雷布斯回忆说，“我从拜厄斯那里得到这样的印象：胡佛和克莱德年轻的时候，彼此发生过性关系。但后来年纪大了，彼此只是作为伴侣。据我所知，在胡佛的要求下，有三次把几个男孩子送到他那里。 “有两回，我跟着他们到拉霍亚，在一个名叫卢迪的酒吧间约会。胡佛

和克莱德坐着高级轿车来到这里。然后，用两辆车，一辆是胡佛的车，另一辆是让两个男孩子坐的，把他们送到山上水库那里。两个孩子下车，钻进胡佛的车，在那里干他们的事。”

克雷布斯回想起此事，十分忿怒。他说，“原来胡佛自己就是个同性恋者。但他对别人搞同性恋，是深恶痛绝的。谁搞同性恋，他就给谁立档案，

派特工人员跟踪盯梢，进行调查。然而到头来，他自己也在于这种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