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性心理的反常

埃德加对女人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但他并不躲避女人，有时，他还故意让人们看见他跟女人在一起，以驱散他搞同性恋的流言。他想证明。他能够同异性保持关系，然而，在这方面并无所成。他在感情上受到的创伤太大了，无法跟任何人（包括克莱德）建立永恒的关系。

埃德加和克莱德相识时，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两人都热爱自己的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年迈了。他们除了爱自己的母亲，也把爱分给了自己的情人。克菜德甚至给埃德加的母亲赠送情人节卡片。

1939 年，当克莱德爱上了纽约的一个女人，开始考虑结婚时，埃德加百般加以阻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同女人来往了。

在他母亲逝世几周以后，人们看见他同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吃饭。她就是莱拉·罗杰斯，结过两次婚，比埃德加大 4 岁。她很厉害，是海军陆战队征召的第一批女兵，负责编辑《海军陆战队》月刊。在政治上，她是极右派。她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一个电影脚本里宣场“共同分享，就是民主”，这是危险的共产党宣传。她是维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不久，盛传罗杰斯和埃德加打算结婚。罗杰斯送了他许多礼品：刻有他的名字的戒指和纯金烟盒。她认为他们只是密切的朋友关系，还没有发展为爱情。她记得埃德加的母亲说过，他是一个孤独者。

但埃德加则对他的好朋友说，他们谈恋爱是认真的。她使他神魂颠倒。他要娶她。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理查德·奥尔巴克参与此事。他们在佛罗里达的会见是由他安排的。这种关系持续到 1955 年，有一天，他带给她一个消息： 总统要他次日上午赶回华盛顿。她说，“这可不行。我要回洛杉矶了。”她转身，泪流满面地离开了房间。奥尔巴克送她上了飞机。他再也没有看到她。从此，埃德加便疏远了她，罗杰斯来信，他也不予答复。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还有两个女人闯入埃德加的生活。第一个是电影剧本作家弗朗西丝·马里恩，她得过奥斯卡奖。她比埃德加大 7 岁， 先后多次结婚，埃德加狂热地追求她，但是，她由于自己的孩子们而不想跟他结婚。

另一个女人也许是最重要的，她就是女演员多萝西·拉穆尔。她是《走向新加坡之路》和《走向香港之路》这两部影片中的女主角。早在 1931 年她

就认识了埃德加，当时她 20 岁，是白鹤俱乐部的歌星。在她跟她的第一个丈夫离婚，而埃德加也失去母亲以后，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

拉穆尔在她的自传中只说埃德加是她的“终生朋友”。但她 70 来岁的时候私下谈到跟他有着“更深的感情”。一提到埃德加的名字，她就容光焕发。但她知道，他们俩结婚是不行的，因为两人的事业心太重。

1942 年，拉穆尔跟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尔·霍华德结婚。埃德加成为他们家的常客。她仍然偶尔同埃德加在哈维饭店吃饭。当拉穆尔的剧本需要资助时，埃德加帮助她同得克萨斯的亿万富翁进行联系。

有一次，他为拉穆尔举行了一次晚会。她唱的全是关于月亮的歌曲。埃

德加让调查局展览处在他花园里的树上安装了一盏球形电灯，看起来像月亮一样。

现年已经 78 岁的拉穆尔除了自传里的那些内容外，不肯讲更多的关于埃德加的事情。然而，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

埃德加的性磨难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个人的生活。如同今天一样， 当时搞同性恋是会毁掉一个公职人员的政治生命的。埃德加深知其危险，因此作出过份的反应。他对别的搞同性恋的人往往心狠手毒，结果导致一个著名政治家的垮台。

1943 年秋季，罗斯福总统宣布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辞职。 47 岁的韦尔斯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总统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妻子生病， 需要照顾。而真实的原因是他有一桩同性恋丑闻。埃德加起了煽风点火的主要作用。

3 年以前，韦尔斯同其他阁员一起乘火车夜间旅行时，用钱买通一些黑人乘务员在他的隔间里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总统保护了他几个月，最后还是决定让他辞职。

埃德加关于这件事的档案说，他是根据总统的要求，公正无私地调查此事的。

然而据现在已经退休的一个调查局官员说，埃德加同韦尔斯的死敌威廉·布利特串通一气来搞垮韦尔斯。火车上的事件是调查局的一个圈套，去韦尔斯隔问的一些乘务员是被收买了的。

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埃德加还诬蔑其他一些名人（包括艾德莱·史蒂文森、马丁·路德·金、尼克松总统的三个助理）是同性恋者。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韦尔斯事件发生在高级政府官员中盛传埃德加搞同性恋的时候。这些传说使埃德加十分恼火。他指示各地的特工人员查明谣言的来龙去脉，对散布谣言的人要进行盘查，迫其公开认错。

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跟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埃德加发表公开声明，他要彻查“政府部门里性变态行为”。他指示特工人员打入维护同性恋者权利的团体，收集成员名单，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录音录像。这种监视活动进行了 23 年之久，尽管调查局早就得出结论：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是“颠覆性活动”。

埃德加和克莱德终生都努力保持一种男子汉大丈夫假象。埃德加在公开场合谴责色情的东西，不断要求严惩“淫秽读物贩子”。 1960 年，一个特工人员，由于拥有一本《花花公子》杂志而受到当众批评。调查局的官员说， “局长认为读这类杂志的人是道德蜕化分子。”

然而，埃德加自己不仅读《花花公子》杂志，而且看黄色电影。在调查局的搜查行动中查获的淫秽材料，必须马上送到埃德加的办公室。有一次， 特工人员偷录了黑人活动分子安吉拉·戴维斯跟她的情人性交的丑恶情节， 但没有送给埃德加，他大发脾气。

埃德加私下醉心于性，而表面上则俨然是全国的英雄人物。这种心理上的矛盾终于使他不得不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他就诊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拉芬博士。拉芬逝世以前，把他掌握的许多名人（包括埃德加在内）的病历放在自己家的火炉子里烧掉了。

1946 年埃德加就诊于拉芬时，他在三十年代那种辉煌的形象早已失去了

光泽。他的私生活，讳莫如深，实际上转入地下。华盛顿市谢弗氏花店的年轻职工威廉·斯图茨讲的一些情况，可见一斑。

他说，“每天早上有一辆高级轿车停在外面。司机通常是黑人，他进来挑一束我们空运来的石竹花。在一般情况下，他把花拿到汽车里开走。可是有一天，他示意我到汽车跟前，汽车的玻璃窗打开了，后座上的一个男人问我是否有专用线；如果有，他将用它订货。哦，原来是胡佛先生。我的老板给我一条专线来接受他的订货。

“专线的电话铃一响，我赶忙拿起话筒，通常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胡佛先生每天上午都订购石竹花，但是到 12 点钟才要。他抱怨说，到那时，花已经不新鲜了。他往往另要一种花送给朋友。他喜欢带绿色和棕色斑点的兰花。送这种花，显得大方，有男子汉的气度。它放在特制锻铁底座的小玻璃瓶子里，售价 2.5 美元。”

斯图茨回忆说，埃德加每月买花的钱大约为 250 美元。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些花是送给谁的。”有时，埃德加让斯图茨执行一些神秘的任务。“人家用信封交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兰花送到指定地点，第二天上午汽车开来时，我把钥匙交还回去。有一段时间，交给我的钥匙是沃德曼·帕克饭店的房间的。那里的布置很阔气，白色的家具配着反差很大的地毯。有一束花放在纸袋里，纸袋封了口。我不知道那是送给女士的，还是送给男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