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死

像全世界的报人一样，埃德加也是从安装在他办公室的合众国际社电传机上获悉总统遇刺的消息的。第一条快讯是华盛顿时间下午 1 点 34 分，即行

刺 4 分钟后发来的，当时总统的轿车正急速驶往达拉斯医院。

9 分钟后，合众国际社的电讯说，总统“受了致命的伤”。埃德加拿起了他和司法部长好多个月来都没有使用过的热线电话。罗伯特正在家里吃午饭，电话转到了他那里。总统的弟弟回忆说，“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否则，胡佛是不会给我家里打电话的。”几分钟以后，他挂了电话，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转身走了。埃德加在只有五行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已传递了这个消息。罗伯特回忆说，埃德加当时的声音“还不如他汇报他在霍华德大学（华盛顿的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大学）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时那么激动。 11 月 22 日他跟我的谈话是令人不愉快的。”

埃德加只是发出了一条简短的通知，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在罗伯特继续任职的 9 个月里，两人很少说话。当热线电话又响起时，埃德加没有理会， 等响声停止后，他命令说，“把这该死的东西挪到甘迪小姐的桌上。”

当总统遇刺 40 分钟后，埃德加给罗伯特第二次打电话时，他 仍然只是说“伤势严重”。司法部长有更可靠的消息来源，他打断埃德加的话说，“告诉你一个你可能喜欢听的消息吧：我哥哥死了。”他的话使埃德加一震。

那天晚上，埃德加回家看电视了。次日，他去看赛马。

在总统遇刺身死几个小时以后，埃德加在离开办公室前给林登·约翰逊写了一封讨好他的信。约翰逊曾经打赌说，命运将把他推上总统宝座。不料他竟言中。埃德加的信说：

亲爱的总统先生：

今天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我深感震惊。对国家丧失你的朋友，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我的员工和我重申，我们真诚地愿意以一切可能的方法给你以协助。 这完全是违心之言。埃德加很清楚，约翰逊和肯尼迪兄弟不和，最好也

不过是互相容忍而已。相比之下，约翰逊和埃德加倒是称兄道弟，好得不得了。

约翰逊当总统后打的首批电话，就是打给以前的两位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以及埃德加的。几天以后，约翰逊在白宫表示担心，他自己也可能遭到暗杀。埃德加主动表示把自己的一辆防弹车给他用，约翰逊十分感激。

约翰逊当副总统时，就谈到将来要继续依靠埃德加。现在，他掌权后， 埃德加可能重新走好运。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把达拉斯事件查个水落石出。

由于官方有不同的说法，千百万美国人对暗杀事件的凶手也弄不清了。由首席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委员会认为，总统是被 24 岁的李·哈维·奥斯瓦德杀害的。奥斯瓦德以前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叛逃到苏联，最近回国。暗杀行动是他自己主动干的。然而委员会的 4 个著名成员对此有怀疑。

1978 年，国会的暗杀问题委员会断定，这可能是一个共谋行动。

它认为，奥斯瓦德只是两个枪手之一，这次谋杀很可能是黑手党策划的。

另一些人则认为，鉴于奥斯瓦德跟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

沃伦委员会的情报大部分依靠联邦调查局，否则，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思想混乱了。从一开始，埃德加就竭力保护他自己和联邦调查局，坚持认为奥斯瓦德是唯一的刺客。然而次日，埃德加向新总统汇报时，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不久，奥斯瓦德被杰克·鲁比枪杀，更无法查明这个问题了。在奥斯瓦德被枪杀两个小时后，埃德加对白宫说，“我关切的是，发表一个文告，以便使公众相信，奥斯瓦德就是真正的凶手。”约翰逊总统说，他希望联邦调查局尽快起草一份报告。

肯尼迪总统的两个高级助理肯尼思·奥唐奈和戴维·鲍尔斯认为，枪弹是从总统车队前面的篱笆后面射来的，而不是从奥斯瓦德埋伏的建筑物后面打来。奥唐奈回忆说，“我把我听到的枪声的方向告诉了调查局，但他们说，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证时是按照他们的要求说的。”

作为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本应在这次调查中起关键性作用。但他由于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刺杀事件发生后离职休养了几个星期。据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埃德加命令助理们把暗杀事件的报告“赶在罗伯特·肯尼迪回来之前”从司法部发出去。

在罗伯特休养期间，副部长卡曾巴赫代理了一段时期，他回忆说，埃德加和联邦调查局垄断了一切重要情报。“我什么事情也 不知道，政府里的其他人也不知道。”

沃伦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奥斯瓦德的人名录原件和调查局的打字件不一致，后者删去了调查局特工人员詹姆斯·霍斯蒂的姓名、地址和汽车驾驶执照号码。

霍斯蒂是驻达拉斯的特工人员，他的日常工作是监视奥斯瓦德，因为后者曾经叛国。霍斯蒂作证说，在发生刺杀事件以前，他没有见过奥斯瓦德， 只给他妻子留下一个口信，要他回电话。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调查局要对沃伦委员会隐瞒霍斯蒂同奥斯瓦德的关系呢？

这导致一个重要的发现。奥斯瓦德对他妻子的一个好朋友鲁思·佩因说， 在霍斯蒂访问他家以后，他给调查局达拉斯办事处留了一个便条。刺杀发生后，一个特工人员对佩因的妻子说，没有这回事。然而， 1975 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获悉，这个刺客的确在刺杀事件两周前给调查局办事处的霍斯蒂留了个便条。

据一个接待员说，奥斯瓦德的便条提出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停止对他妻子的骚扰，他就要炸掉调查局的办事处。而霍斯蒂则说，奥斯瓦德并没有以暴力相威胁，只是说“可能采取适当的行动，向有关当局汇报此事”。

这个便条没有列入官方档案，因为据霍斯蒂作证说，达拉斯的特工头头戈登·香克林命令他把它销毁。刺杀事件发生后，这个便条掌握在香克林手里。两天以后，当奥斯瓦德遭到枪杀后，香克林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便条， 对霍斯蒂说，“奥斯瓦德现在已死，不会有审讯了。销毁它吧。”霍斯蒂当着香克林的面把它撕碎，扔进抽水马桶，放水冲了下去。

据传，销毁这个便条的命令是埃德加亲自下达的。两位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和马克·费尔特说，总部官员当时是知道这个便条的。埃德加下令，对沃伦委员会隐瞒此事。

得克萨斯州的司法部长瓦戈纳·卡尔报告了这样一个说法：奥斯瓦德是调查局的秘密特工人员。埃德加断然否认，他对沃伦委员会说，不论是奥斯瓦德，还是鲁比，都没有当过调查局的情报员。然而后来查明，在发生刺杀以前，调查局至少同鲁比进行过 9 次接触。在调查局的档案中甚至还有他的名字，他被列为潜在的犯罪情报员。

奥斯瓦德的遗孀玛丽娜说，她相信她的丈夫“是在为美国政府工作”。新奥尔良的两个证人说，他们看见奥斯瓦德同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一起。

然而，沃伦委员会从来没有对这些说法进行彻底的调查。

有些人认为，埃德加只关心保护自己的名声，从而导致他处处封锁消息。他秘密写信谴责 17 个特工人员和头头，因为在发生刺杀事件以前，他们都曾参与处理奥斯瓦德案件。他说，如果他们做得恰当的话，奥斯瓦德的姓名本来应该上“安全索引”。后来，当沃伦的报告批评调查局不够警惕时，他又惩罚了其中的一些人。他说，“调查局要永远汲取教训。”埃德加对他的特工人员的惩罚，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他自己而已。

暗杀问题委员会 1979 年报告说，联邦调查局对肯尼迪被暗杀的调查是“有严重漏洞的”。委员会自己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人。

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 3 年多以前，奥斯瓦德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定居苏联

的叛逃者。一份以埃德加的名义写的关于他的材料在 1960 年 6 月 30 日警告国务院，“有一个冒名顶替者可能在使用奥斯瓦德的出生证。”

在刺杀事件发生几周内，美国官员发现两个奥斯瓦德出生证和两个奥斯瓦德护照，被两个不同的人使用着。1961 年 1 月，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古巴流亡者商谈购买 10 辆福特牌卡车。其中有一个卡车购买者自称是奥斯瓦德，代表一个名叫“民主古巴之友”的反卡斯特罗组织。当时那个真正的、亲共的奥斯瓦德远在苏联。这个反卡斯特罗组织曾经一度雇佣真奥斯瓦德担任他们的“交通”。1961 年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盖伊·班尼斯特，他曾经为联邦调查局服务 20 年之久，后来由于脑部受伤、神经不正常而中断这种关系，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反共战士。他积极支持中央情报局推翻卡斯特罗的活动。

奥斯瓦德那年夏季曾去新奥尔良，以亲卡斯特罗的面目出现，这正是班尼斯特所反对的。不过，他们之间建立了秘密的工作关系。班尼斯特的同事戴维·费里也跟奥斯瓦德有联系。许多人看到，在发生刺杀事件 3 个月以前， 奥斯瓦德曾同这两人在一起。

刺杀事件发生几小时后，班尼斯特曾同调查人员马丁一起喝酒。班尼斯特指责马丁看他的机密档案，并用手枪砸他的头部。马丁问班尼斯特，“你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杀死我，像你们对待肯尼迪那样？”他们吵了起来。这本来应该成为调查的重要线索，然而调查局马马虎虎问了一些问题，就结束了。

多年以后，国会的暗杀问题委员会表示了这样的疑问：佛罗里达州的桑托斯·特拉菲坎特和新泽西州的卡洛斯·马塞洛这两个黑手党头目可能参与了暗杀行动。

马塞洛，像特拉菲坎特和贾恩卡纳一样，一直是罗伯特·肯尼迪打击的对象。他在 1961 年担任司法部长几周内就把马塞洛作为不受欢迎的异己分子流放到危地马拉。当这个黑社会头子溜回美国时，罗伯特重新作出努力，要把他永远赶出美国。马塞洛使用一个假出生证，以免被流放。费里和班尼斯

特都帮助他进行辩

如果从马塞洛这个线索顺藤摸瓜的话，本来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奥斯瓦德的叔叔达茨·默雷特在马塞洛的赌场工作，这个刺客 1963 年曾跟他在一起。同黑社会有许多联系的杰克·鲁比在行刺三周前曾同马塞洛的助理佩科拉进行接触。在暗杀事件发生后，马塞洛的工作人员曾给奥斯瓦德现金。

所有这些线索，调查局都没有提到。在沃伦的报告和 26 卷证词中也没有出现马塞洛的名字以及特拉菲坎特和贾恩卡纳的名字。

从许多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黑手党的主要头目同这个案子有关系。帮助马塞洛建立起他的犯罪帝国的黑手党巨头科斯特洛在死以前曾说，在刺杀总统的行动中，奥斯瓦德“只是个替罪羊”。

在谋杀总统的前夕，杰克·鲁比曾在达拉斯的一家饭店吃饭，这家饭店的老板是马塞洛的好朋友约瑟夫·坎皮西。他当时曾同鲁比交谈过，鲁比入狱后又去看望过。总统遇刺 4 天后，调查局得到情报说，默奇森和韦布（他是调查局的老手，默奇森是在埃德加的推荐下雇佣他的）都认识鲁比。他们两人否认此事。但鲁比认识默奇森最要好的朋友、石油大王比利·拜厄斯。拜厄斯踉埃德加的关系密切。记录表明，在总统遇刺的那天下午，埃德

加除了给罗伯特和安全头头打过电话外，只给拜厄斯打过电话。

现在老拜厄斯已死，他的儿子在六十年代初还是个大学生。小拜厄斯次年夏天曾在德尔查罗见过埃德加。他在 1988 年回忆说，“那年我在那里呆了一两个星期。我父亲、默奇森、胡佛等人一起吃过饭。胡佛的情绪似乎不对头。他跟约翰逊的关系显然比同肯尼迪的关系要好。他跟罗伯特的关系简直坏透了。有一次，我问到关于总统被刺的事。

“我说，‘你认为那是奥斯瓦德干的吗？’他停下来对我凝视了一阵子， 然后说，‘如果我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告诉你，那对美国将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的整个政治制度就会垮台。’他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不能再多说了。”

总统被刺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罗伯特·肯尼迪对犯罪组织的打击受到影响。在此以前，总统弟弟成功地迫使埃德加追查黑社会。不管埃德加喜欢不喜欢，联邦调查局成为黑手党惧怕的一支力量。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总统被谋杀后，一切大变。司法部助理威廉·亨德利说，“枪弹一击中

约翰·肯尼迪的头，一切就都完了。打击犯罪组织的计划停止了。胡佛重新控制一切。”

总统一死，他的弟弟就成了“跛脚的”司法部长。而埃德加则成为霸主。1964 年 5 月 7 日.正当埃德加暗中阻挠沃伦委员会的工作时，国会却作出了

第 706 号决议，纪念埃德加在联邦调查局工作 40 周年，赞扬这是“在我国历史上为上帝、为国家服务的最出色记录之一”，说埃德加“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对美国的犯罪黑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次日，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了仪式，当着埃德加的面，约翰逊总统宣布第 10682 号总统令：埃德加可以“无限期”任职，不受年龄限制。他赞扬埃德加是一个“谦逊的人⋯⋯令坏人惧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