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竭力保住自己的官位

1970 年，一个寒冬凛冽的早晨，埃德加仍然在家里睡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把汽车停在街上，沿着小巷子急速走着，收拾垃圾。不过，他并不是清洁工。他是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工作的记者，名叫查尔斯·埃利奥特。

一个来小时以后，埃德加坐进他的汽车去上班，埃利奥特一直盯着他。整个白天，当他知道埃德加已经离开汽车的时候，他便站在门口擦脚棕垫上，旁边是一个邮筒。他透过前门的玻璃看看里面的埃德加全身铜像。铜像傲然矗立于摆满纪念品的门厅中。接着，他便向左邻右舍问东问西。

1971 年是埃德加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年，《华盛顿邮报》把这一年元旦调查的结果公诸报端。安德森写道，“我们决定对埃德加·胡佛的私生活进行一次联邦调查局式的调查。”实际上，从垃圾里面并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只发现一些手写的菜单，用的是上面印着“局长室”字样的信纸。其中的一个菜单开列着：蟹肉汤、细条实心面、肉元配芦笋、薄荷冰淇淋和草毒。这位伟人还喝威土忌酒、可口可乐、汽水等。

埃德加闻知此事，很生气。他把安德森称作“所有专栏作家中最大的揭丑专家”。清除垃圾的埃利奥特有一天晚上回家发现两个调查局的人在他的门口。他们给他拍照后，就奔向自己的汽车。埃利奥特同房间的一个人是调查局特工人员的儿子，他告诉埃利奥特，这个公寓不再欢迎他居住了。

后来几期《华盛顿邮报》的专栏刊登了一些严重的揭露文章。安德森的文章透露，埃德加在加利福尼亚度假的费用都是由他的百万富翁朋友支付的。他说，埃德加从《欺骗大师》和其他两本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中收到的稿酬超过 25 万美元，而这些书并非出自他的手笔。安德森指出，“这些过失如果是其他政府官员犯的话，就会要求调查局去进行调查。”

这两篇文章使埃德加害怕，而第三篇文章更加使他胆战心惊。安德森写道，“有资格人士对我们说，胡佛曾经到著名的神经科医生拉芬那里去看过病。”安德森非常接近于埃德加最敏感的秘密，因为埃德加多年以前曾就他的同性恋问题到拉芬那里进行过心理治疗。

埃德加惴惴不安。他跟司法部长米切尔谈过安德森，而在那篇关于心理病医生的文章发表后，他跟副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谈过话。他说，“对这些混蛋，我不能放过他们⋯⋯是否控告他们进行诽谤，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克兰丁斯特劝告说，“只要他们对你的名字拼写正确，就别理他们了。”安德森报道说，克莱德身体十分“虚弱”，无法正常工作。这是事实。

那一年，克莱德又得了一次中风。当他的外甥去医院看他时，他都不认得他了，连说话都很困难。然而同一年，埃德加却发给他这位朋友特别奖，表彰他的出色工作。

埃德加自己的工作情况如何呢？德洛赫说，“到我 1970 年离开的时候，

他 9 点钟上班，呆到 11 点 45 分钟，便到‘五月花’饭店吃午饭，1 点钟回

来，呆到 3 点钟便回家了。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日程。”

外地的官员实际上根本无法见到埃德加。尼尔，韦尔奇说，“过去，他每年都要跟各地的特工头头见一次面。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

他不见任何人了。我们得不到任何信息。任何人都见不到他。如果问他像什么人，大概像俄国的沙皇吧。”

现在公众看到的是一个爱争吵的老头儿，动辄责骂他的敌人，包括那些已无法还嘴的人，如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当前司法部长拉姆齐. 克拉克在一本书中批评他“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名誉地位”时，埃德加立即进行反击，骂克拉克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笨蛋”。

在尼克松的白宫，不安情绪在增长。尼克松之所以不敢动埃德加，是担心他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其实，实际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被征询的人中有 51％的人认为埃德加应当退休。

1971 年 2 月，尼克松的讲稿起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向尼克松进言说，埃德加现在已经成为政治包袱，应该尽快把他换掉。

当这封信送到总统那里时，他正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国内，他面临着10 年来最高的失业率。国外，他卷入美国支持的、越南对老挝的入侵，接着又出现了美军在越南美莱的大屠杀。越南战争对尼克松来说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当他为这些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埃德加也接连碰到难办的事情。

在女权主义盛极一时之际，埃德加仍然为能否让秘书穿短裤而犹豫不决。他一年以前曾写道，“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来查明妇女解放运动造成的颠覆影响。”现在，他公然拒绝了两位女青年要求当特工人员的申请。她们控告了他。后来，他又解雇了两位女办事员，因为她们在业余时间帮助和平组织工作。

1971 年 3 月，一些窃贼闯进宾夕法尼亚州梅迪亚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偷

走大约 1000 份文件，其中包括监视学生、激进分子和黑人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至少有一份文件标着“共产国际计划”，这是调查局最机密行动的代号。这些窃贼以“调查联邦调查局公民委员会”自居，他们把文件的复印本分发给记者和政治家。他们从未被抓到，因此，埃德加终止了“共产国际计划”。

国会发出了忿怒的声音。1972 年同尼克松争夺总统宝座的参议员乔治. 麦戈文公开抗议埃德加对待工人员杰克.肖的粗暴做法；杰克。肖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批评联邦调查局而被迫辞职。麦戈文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伟大的国家竟会变成这样一个国度：个人的隐私和个人的自由会由于一个警察官员滥用权力而受到危害，他似乎认为他自己就是法的化身。”

埃德加在幕后重演故技。特工人员极力想从麦戈文的档案里找出点什么东西来诽谤他，然而什么也没有搞到。埃德加愤然称麦戈文为“精神变态的说谎者”。克莱德纠集了 21 名调查局特工人员写信支持埃德加。

在此期间，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发现调查局对环保主义者在乡村举行的集会进行了监视。国会议员亨利.罗伊斯从调查局的一个文件中获悉，特工人员对他在斯沃思莫尔学院读书的女儿进行了调查。他说，“联邦调查局的重要职责是调查犯罪，而不是整千百万无辜的美国人的材料。”

月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发表演说时，指责联邦调查局对国会议员进行窃听并渗入大学进行活动。他说，“联邦调查局采取的手法跟苏联秘密警察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完全一样⋯⋯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司法部长应该要求胡佛先生辞职。”

埃德加通过安装在国会的自动记录机，几分钟之内就知道了博格斯的攻击。他已经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生活》杂志，其封面是他的一张漫画像：一

个满腹牢骚的老人愁眉不展，看起来宛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一尊雕像。下面的说明文字是：“联邦调查局皇帝埃德加.胡佛 47 年的统治。”这篇文章认为，这种统治应该结束了。埃德加知道，《新闻周刊》也准备发表一篇封面文章，它的标题是：《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该有所变化了吧？》

据埃德加的档案记录说，埃德加那天下午表示愿意辞职。他给在比斯坎湾度假的司法部长米切尔打电话，把博格斯讲话的内容告诉了他。埃德加后来写道，“我让司法部长和总统知道，如果我的任职对政府造成麻烦，如果认为我对总统的连任是个负担或障碍的话，我随时愿意辞职。”

米切尔和尼克松政府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记得埃德加曾主动表示愿意辞职的事。他和总统本来都想搞掉埃德加，可是，他们对博格斯的讲话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尼克松说，他认为埃德加“受委屈了”。米切尔要博格斯“立即撤回他的话，并向这个伟大的、忠诚的美国人道歉”。

尼克松和他的官员们别无办法，只好对埃德加委屈求全，因为他现在掌握的情报加强了他对总统的控制。即使在社会舆论广泛要求他辞职的情况下，解除他的职务也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两年以前， 1969 年春天，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一系列新闻报道十分生气，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报道损害了国家安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们认为，这些消息是受到信任的官员泄露的。他们征求埃德加和司法部长的意见，怎样才能最好地查出犯罪分子。这样，调查局就开始了窃听活动，他们瞄准基辛格的 6 个助理、其他 8 位官员和 4 位著名的新闻工作

者。这种窃听持续到 1971 年。

据基辛格说，主张这样做的是埃德加。但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法则不一样。他写道，“埃德加.胡佛总是说调查局以外的官员要求进行监听，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亲自听到胡佛自己向尼克松提出这样的建议。”

埃德加做的是诱使政府陷入危险境地，而他则——用基辛格的话来说—

—“保护自己的两翼”。他确保窃听的行动一定得到司法部长米切尔的书面批准。

被窃听的对象包括这样一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的威廉. 比彻和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这样，就使这种监斫特别具有敏感性。这项工作一点也没有抓到泄露机密的证据，倒是成为一颗可能给总统造成麻烦的定时炸弹。

窃听工作是由尼克松批准的。这就是说，如果此事被揭露，责任将由他承担。这种揭露可能断送他 1972 年连任的可能性。埃德加知道总统是害怕被揭露的，因为尼克松曾下令把窃听的谈话录音摘要用密封信封只送给霍尔德曼。

负责窃听行动的是沙利文，他在调查局的地位仅次于埃德加和克莱德。他也知道保密的重要性。根据埃德加的命令，窃听录音记录的份数保持在最少限度，一份给白宫，一份给埃德加。埃德加对沙利文说，“这是白宫的行动，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所以它们将不列入调查局的档案。”

这项窃听录音记录掌握在埃德加手中，就成为对付尼克松的潜在武器。如果他由于非法窃听而受到责难，他将不会独自承担罪责。他曾经忿怒地给副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打电话，详细谈及此事。克兰丁斯特对这种电话早已听腻了，便让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在旁边听听。他听到埃德加说，“你要明白，如果国会要我去作证，我将不得不把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情况

原原本本全都讲出来。”

对克兰丁斯特来说，这种威胁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对尼克松下令搞的窃听一无所知。知道这件事的马迪安认为，埃德加是在“威胁美国总统”。他把这次电话谈话的内容向白宫作了汇报，两年以后，向水门事件调查人员作了汇报。

埃德加更进一步，于 4 月 10 日亲自给尼克松打电话说，如果国会要他去谈窃听问题，他“将不得不暴露调查局的敏感活动，这将是令人不快的，会造成损失的”。

月份，当埃德加庆祝他任职 47 周年的时候，他说他无意退休。“只要我能够为国效劳，我将继续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岗位上服务。”6 月 12 日，他参加了尼克松女儿特里西娅的婚礼，他作出微笑和挥手的姿态让摄影记者摄影，好像他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很好似的。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次日发生的事情使局面大大变糟。那天上午，

《纽约时报》全国各地的读者高兴地看到揭示越南战争升级的材料。这些材料属于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调查局迅速查明，这是由前政府分析家丹尼尔. 埃尔斯伯格提供的。虽然政府扬言要进行控告，但《纽约时报》对这种威胁置之不理，继续抛出机密文件。这是最严重的泄露事件。它促使尼克松采取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步骤，接近于水门事件的愚蠢做法。对埃德加来说，这导致了他同尼克松和沙利文的致命冲突。

导致这些变化的是在路易斯。马克斯问题上犯的错误。马克斯这位年长的大富翁既是埃尔斯柏格的岳父，也是埃德加的老朋友。而尼克松则认为埃尔斯伯格参与了共产党的阴谋，要求对他进行严密调查，也包括他的岳父。埃德加对此十分生气，由于马克斯是自己的好朋友，他指示特工人员不要讯问他。

埃德加下达这项命令后，也对尼克松作了汇报，尼克松“对马克斯表示道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命令未能执行，因为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布伦南把埃德加的批语“不调查”误读为“可调查”。当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时，已经向马克斯进行了调查。埃德加大怒，立即把布伦南贬职，调往俄亥俄州。这又使布伦南的老朋友和老顶头上司沙利文大为不快。

沙利文不是唯命是从的人，他在一些问题上敢于公开顶撞埃德加。他认为，不应把种族骚乱和学潮归咎于共产党。他已忍无可忍，开始同具有相同观点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同助理司法部长马迪安秘密接触。了解埃德加的马迪安认为他是一个“唠唠叨叨、反复无常、卑鄙讨厌的老东西”。

在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露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中，沙利文向马迪安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埃德加“居心叵测”。马迪安回忆说，“他对我说，胡佛掌握一些来自非正常渠道的文件，即通过窃听搞来的情报；他曾用这些讨料来对付以前历届总统；很可能也用这些东西对尼克松进行讹诈。只要他掌握这些档案，尼克松就不敢动他。”

沙利文指的是埃德加作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他的办公室的尼克松下令对政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进行窃听的录音记录。马迪安提醒总统注意进行讹诈的可能性，尼克松果然极其认真地对待，他命令马迪安立即回白宫进行磋商。埃利希曼关于这次会议的书面笔记反映了当时的紧迫心情。“好⋯⋯立即弄到所有的记录，加以销毁⋯⋯告诉胡佛加以销毁⋯⋯黑格要求调查局（沙利文）销毁所有特殊的材料。”

在华盛顿，沙利文交出两包窃听录音摘要。马迪安把它们放在一个上了锁的储藏室，等待白宫的进一步指示。

在联邦调查局，埃德加和沙利文发生了矛盾。8 月 28 日，在同 22 名同事进行讨论后，沙利文给埃德加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他写道，“我愿意奉告你，跟你持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这些人是想要帮助你，而不是伤害你。⋯⋯这封信可能使你恼火。鉴于你拥有绝对的权力，你可以解雇我⋯⋯或者以某种其他方式给我造成不快。那就听便吧⋯⋯”

埃德加同他会晤时，对他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说教。他说，他为这件事已经作了“大量的祈祷”。接着，他便前言不搭后语地絮叨起来。沙利文劝他退休，他说他不退。相反，倒是沙利文必须退休。埃德加要他先休假，然后申请退休。

埃德加不知道尼克松下令要的窃听录音记录已经交给了马迪安，他命令其他助理们在沙利文回家的时候，去他的办公室寻找这些东西。助理们把每一个档案柜和抽屉都搜遍了，一无所获。当沙利文回来时，他拒绝说出这些东西的下落。他只是简单地说，“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请去跟司法部长谈。”

10 月 1 日，沙利文永远离开了联邦调查局。接替他的职务的马克.费尔特向埃德加汇报说，搜寻窃听记录，毫无结果。埃德加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提拔沙利文，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 他凝思仁立良久。费尔待悄悄离开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