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民先治河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经常衰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灾荒频仍，而频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又往往成为农民背井离乡的直接推力，如前文所述，每逢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就会涌起一股流民潮。因此，无论从探求“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角度，还是解决流民问题的角度而言，兴修水利是绝对必要的。这里，我们以淮河的治理为例，看看近代中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

前文曾探讨淮北地区是水旱灾害频仍、深重的地区，尤其是水灾，使得大批近代淮北人流离失所。淮河经常泛滥成灾，黄河不时暴怒狂噬，吞没良田沃壤，给淮北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灾难，淮北人年复一年背井离乡。谁也不否认，水荒是淮北流民的基本促动因素。一首《淮上流民歌》唱道：

淮黄岁岁涨，动以邻为壑。

山清高宝水中央，十户九家叹漂泊。去年水来田始耕，今年水来田未成。终年种田无一粒，万目悬悬水上泣。西家无田散四方，东家有田亦水荒，有田无田皆逃亡。夫担簦，妇携筐，

零丁踯躅来他乡。他乡不比故乡苦，便到他乡谁是主。去年施粥在扬州，但道扬州为乐土。朝亦不得栖，

暮亦不得栖，

黄昏空巷风露凄。富家大屋牢双扉，暂从檐下相为依。无端猛雨深溅泥，男方呻吟女又啼。伥伥满街面如墨，官来议赈心孔亟。朝廷日费百万钱，供尔流民才一食。

君不见安澜之庆诚为多，若要治民先治河！

不尔其奈哀鸿河，横流谁使年年甚。此咎须知水不任，呜呼！

水不任咎竟谁任①？

这首《淮上流民歌》，唱出了淮北流民的流离之苦，唱出了他们漂泊的原因在于水荒，并发出了“若要治民先治河”的呼声。由此可见，要使淮北农民安居乐业，或者说要解决淮北的流民问题，必须“先治河”，这是造成淮北流民的症结所在，“治河”，从解决流民问题的角度说，不失为一种治本之方。那么，近代如何治河的，这是我们所要考察的。

“善为川者决之使导”，这是治水中最常见、有效的方法。因此，“导淮”成为时人的共识。

自淮河为害以来，即有导淮之创议。明朝潘季驯开芒稻、金湾两河，泄湖水入江，是为导淮入江之始。清初泗城陷没，河督靳辅拟由里下河筑堤束淮归海，为乔莱所阻，是为创议导淮入海之始。其后王文通、徐旭旦、李书云诸人，议开泾河闸出射阳口，冯道立又兼主射阳、车逻两路并开，俱属空文。

1855 年，河决铜瓦厢，由大清河入海。黄河夺淮之局告终，导淮之议，

① 张云璈：《淮上流民歌》，载张应昌《清诗铎》上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20 页。

又纷然而起。1864 年，漕运总督吴棠，上疏议挑张福引河，引淮水入运河，通小粮船。1866 年冬，山阳丁显议浚复淮水故道，次年，阜宁裴荫森等，又申复淮之议。江督曾国藩据以入告，有“复渎之大利，不敢必其遽兴，淮、扬之大患，不可不思稍减”等语①，遂设导淮局，从事测量。是年，漕督张之万奏请分年修砌洪泽湖大堤石工，挑张福碎石等河，拟导淮经由吴城七堡入旧黄河，并挑浚杨庄以下旧黄河五千余丈，以通淮路。1870 年，江督马新贻等奏，测量黄河底高于洪湖底，必先浚淤黄，继辟清口，修复堰、圩石工，坚筑运河两堤，再堵三河，拟分别次第筹办。1875 年，江督刘坤一拟挑黄河故道，亲赴杨庄履勘，未及施工。1879 年，淮安绅士殷自芳上《筹运篇》六则，江督沈葆桢檄司道筹议，遂定先修运堤继挑旧黄河之策。1880 年冬，刘坤一派员履勘旧黄河，筹备施工。1883 年，江督左宗棠、漕督杨昌浚奏会勘引淮入海河道情形，议挑云梯关以下北岸旧漫口达响水口，宣泄沂、泗，并议疏浚张福河、天然河及吴城七堡一带，引淮入海。会左宗棠移节浙、闽不果行。1891 年，江督沈秉成、漕督松椿，奏修复山盱林、智、信三坝，以备节制礼河。1906 年，南通张謇议复淮浚河，请于江督端方，在清江浦设立筹议导淮局，派员测量，1911 年，组织江淮水利测量局，实测淮、沂、泗、沭各河，以为导淮施工计划的根据。

总之，整个晚清时期，导淮之筹议，可谓众议沸腾，但并没有很好地实施，“纵有小试，但无裨全局”②。

民国成立以后，导淮运动可以 1927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27 年以前，导淮运动发自士绅；1927 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导淮运动发自政府。

1913 年，设导淮局于北平，次年改导淮局为全国水利局，张謇任总裁，与美国红十字会订立“导淮借款”合同，计美金三千万元，嗣以欧战突起，草约遂废。1919 年，张謇发表《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主张三分入海，七分入江，估费九千万元。同时，全国水利局亦有裁兵导淮之计划。旋有美国工程专家费礼门来华考察，主张以最短之路线，造一深广且直之新河，后亦无所闻。1925 年全国水利局发表《治淮计划》，估工费银二万万元。“综计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政局俶扰，不遑建设，导淮之议，倡诸少数先知先觉，卒以工款无着，有计划而无事功”① 。王培棠也说：“总计八十余年来，导淮建议，何止十数，其中有详细记载暨各种应用图表，而可为科学上研究者，厥为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计划，前江淮水利局计划，前安徽测量水利局计划，美工程师费礼门计划，及全国水利局计划等五种。俱未能见诸实行。故八十年间，苏地大小淮灾，凡六十余次。”②导淮并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

① 转引自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第 159—160 页。

②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第 161 页。

①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第 161 页。

② 《民国江苏省乡土志》上册，第 172 页。

国民政府成立后，锐意建设，对导淮不可谓不重视。1928 年，建设委员会设立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搜罗有关计划图表及建议，成《整理导淮图案报告》一书。次年特设导淮委员会，聘德国顾问，集专门人才，亲历查勘，并搜集已有资料，分途研究，拟具《导淮工程计划》，于 1931 年呈国民政府核准。工程计划分防洪、航运、灌溉三大目标，纲要十七端，分三期完成。导淮途径，江海分疏；入江路线，由洪泽湖出三河口，至金沟镇折入柏家涧，趋东海入高邮湖、唐家湖，再辟新河由南湖达邵伯湖至六闸穿运出归江各引，取道芒稻河、寥家沟至三江营入长江，长 153 公里。入海途径原分三线：第一线由张福河经盐河至套子口入海；第二线由天然河直达套子口入海；第三线由张福河经废黄河至套子口入海。经委员会全体大会议决，采用第三线，长 186 公里，全部工程需款 2 万万元，势难立时兴办，择工程最急而成

效最显著者逐渐推行。到 1937 年，整理入江水道工程以及入海水道初步工程，均告完成。淮河可以说得到初步治理。但全面抗战以后，导淮运动告一段落，而且，由于战争的影响，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十年建设时期国民政府发起的导淮运动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我以为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自淮河成为中国的害河以来规模最大（动员民工 20 余万）的导淮运动，也是十年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但淮河所以为患，有多种原因，非综合治理不易为功。据吴学廉的考察， “综观淮南北受水之患，大约淤塞之河未疏浚，行水之河无堤堰，平原下隰之用无沟埂塘圩，致灾之由不外乎此。近年加以铁路横亘于凤、怀、灵、宿之间，又多一层障碍，皆宜详速考求分别修举改良，对症发药，宣得法则脉络贯通，元气亦可渐复。其治法窥以为有本中之本，有本中之标，有标中之本，有标中之标”。何谓治本中之本？“夫治淮河兼及睢河与洪湖下流是也。⋯⋯浚其底蕴，广其尾闾，寻流讨源，宜合苏皖豫三省之力以治之，正干既通，而特别之旁支犹足为患，则兼治睢河尤视他支河为重要，盖淮北各河，惟睢为患最甚也”。何谓治本中之标？“行水之河悉加堤堰以御水患是也。⋯⋯长淮两岸既多平衍，又无堤防，此外各河亦然，每逢水涨，正河支河皆易漫溢，其堙涸之河又不流通，是以恣肆横侵，骤浸田野，⋯⋯无堤防以障束之也”。何谓治标中之本？“原隰之田皆加沟埂并参以圩塘以兴水利是也。淮上田地，平原下隰，一望无际，皆无通水之沟、分水之埂、储水之塘、障水之圩，淮南尚居少数，淮北则十居八九，⋯⋯故发大水则成大灾，发小水则成小灾”。何谓治标中之标？“新造津浦铁路，横亘于皖北数百里间，往往阻碍水道宜多建设桥梁涵洞以资补救者是也”①。我认为吴学廉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治理淮河，非标本兼治，不易奏功。近代治淮堪称有成绩的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仅仅对“治本中之本”做了一点疏通工作，其他方面几乎无成绩可言，如皖北在十年建设时期，“淮水利未加整理，十年

① 吴学廉：《皖北治水弭灾条议》。

九潦，形同废弃”②。因此，国民政府未能够很好地治理淮河，未能够刨掉“十年九潦”的祸根，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因此而引起的流民问题。

综观鸦片战争以后整个近代中国，淮河的治理成绩綦小，这其中有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也有军事上的原因，笔者对此不拟详加分析，只稍涉几笔即可概见。即如晚清政府，“政局俶扰，不遑建设”，对淮河的治理漠然视之，长于议论，短于实行，以致淮祸愈演愈烈。虽然有所谓“河官”，虽然每年有点滴“岁修经费”，但“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③ 。吏治腐败，诚可谓淮患趋烈的政治因子。此外，整个近代战火连天，“争战不息，使一切都废弛了。不但那淤浅了的支流，日更淤浅；连得运河都有闭塞的危厄了”④。这就难怪淮患不治，流民问题难以解决了。

近代对黄河的治理也不例外。1933 年黄河决口，直到这年，国民政府才组建了一个“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机构。该会委员长李仪祉发表治黄意见说， “为今之计，须先将维持河防，使十年之内，不至为害，一面探讨全河形势，及水文，以为治本计划，盖欲求治，必先求知，期以三年，可得大计”① ，似乎决心根治黄河。然而，还未等准备工作就绪，黄河被人为地炸开了。

近代淮河、黄河为害最炽，其治理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各大小河流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根除河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那么，当灾害发生时，采取有效措施赈灾，或可收到“治标”之效，即不令其流离失所或设法安辑将流民问题造成的压力减低到最小的限度。

近代赈灾措施，不外乎农赈、工赈、蠲缓、安辑、养恤几种。这些措施当然不能谓毫无效果，但弊端丛生，急赈缓办者有之，吃灾卖荒者有之，至若有名无实，杯水车薪更属常见。如 1910 年水灾，据上海华洋义赈会派往安徽调查灾情的传教士罗炳生在其灾情报告中说：“然饥民固有数百万，则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其无济于事也”，“救此数百万无工作之饥民，安能不设法妥为赈济乎？此在中国政府，自当尽力拯救。但今仅拨数万两之赈银，安能救此七千英里之灾区？⋯⋯有许多饿莩之百姓，⋯⋯至今未得过分文。又有人说，曾到过放赈地方，但所得赈钱，即用于来去盘川亦尚不够”。“被灾之人既多，距明年春收尚远，此茫茫六个月中，将此数百万饥民，如何安置使不扰乱乎？且今灾区之居民，均是勤苦耐劳者，今因无食无工必至饿死”。“下列之电报，是柯次兰博士由安徽怀远县发来者，其电略云：此次饥荒，较诸三年前之灾更甚，今灾区由淮河之南，以至南宿州之北；更从亳

②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1927—1936 年》，《安徽省之经济建设》，南京扶轮日报社 1937 年版。

③ 《清代野史》第 5 辑，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82 页。

④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 27 卷第 7 号，第 64 页。

① 金翰宗：《黄河为害及其治法的检讨》，《申报月刊》第 4 卷第 8 号，第 21 页。

州之西，以达于清江浦之东，均受水成灾之地。南宿州是其中点，居民约有三分之二，均无食无衣，且无家可归，状至惨酷！”①再如 1931 年水灾，据

《皖灾周刊》揭露说：“国府向美国购来赈灾的所谓‘美麦’45 万吨，然而到现在还是‘空谷足音’，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还有令人悲愤的是，政府始终麻木不仁，漠视民命，对于这次救灾工作，一点也不紧张，一毫也不注意。救灾积极有效方法尚无所闻⋯⋯。现在灾民是涸辙之鱼，忍死待赈。恐怕‘美麦’没有运到，他们已经都变成饿殍了。”②总之，每次赈灾，总是弊窦丛生，黑幕重重，所谓“实惠及民”，往往有名无实。所以，每遭大水，便会涌起一股流民大潮，终于近代，“荒乱之余，农民离村为极严重之现象”③，未见有所改观，这与政府不重视赈抚，或赈抚不力大有关系。

综上所述，“若要治民先治河”，这是解决流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河患不根除，因此而起的流民问题便无法解决，从这点上说，“治河”不啻为“治本”，至于灾后救济，如果措施得力，行而有效，也能收效于一时，从这点上说，灾后救济是安辑流民的“治标”办法。但在近代，象淮河这条举世闻名的害河，未得到全面地、根本地治理，尽管国民政府在淮河下游做了几项小工程，但对改变淮河多灾面貌，没起到多大作用。至于“治标”，也收效甚微。既然如是，因此而起的流民问题当然不可能得到相应解决。

① 《东方杂志》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转引自《安徽水灾备忘录》，黄山书社 1991 年版，第 14—15 页。

② 《皖灾周刊》第 3 号。

③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 3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