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逃脱农村的恶效应一、削弱农村生产力

前文曾说，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没能挽救农村经济，反使农村经济进一步衰退，加上天灾人祸，大批农民逃脱农村，这不仅给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对农村经济社会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在流民的年龄构成中，人们可以发现，青壮年——农村主要劳动力—— 农业生产的中坚，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据李景汉的调查，在 1338 位被调查者中，年龄构成如下①：

上表大体反映出近代流民年龄构成的基本面貌。从表中可见，20 岁至 49 岁离村的农民占 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离村人口中，男性占 85％以上，而年龄在 20—40 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②，留在农村的，“不过是老弱无生产力的人们”①。这表明，在

① 资料来源：《申报月刊》第 4 卷第 12 号，第 76 页。

② 陈翰笙：《广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第 55—68 页；刘宣：《二十四村离村人口分析》，《统计月报》第 9 号，第 10—11 页；卜凯：《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金陵大学 1929 年版，第

143 页。

① 康诚勋：《经济恐慌下的河北正定县农村》，《新中华》杂志第 2 卷第 16 期，第 86 页。

流民浪潮中，精壮劳动力是主流。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对于农村不仅减削生产力，而且因此失去优秀人才以为农村改进之基本”②，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巨。如淮北地区，“乡村人口渐减，贫乏之乡村，武力薄弱，不足防杜匪患，农民为保护其身家性命计，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 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③ 。流民主要是农村经济衰退的产物，流民逃脱农村又加剧农村经济的衰退，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中，因精壮劳动力流失造成农工缺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全国。如“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 乡间之农作尤有缺少农工之叹。日前（一九二四年六月间）田间忽得透雨， 地皆湿润，农民等以播种谷稼时机已到，于是咸皆雇觅农工，忙于耕种。不料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④ 。再如河南杞县，“迭遭灾害，无地农民皆就食他方。农工缺乏，概因于此”； 虞城县“近几年来，颇感农工缺乏。因兵燹匪患，水旱虫荒，天灾人祸，继续不已。青年壮丁散至四方，奔走生活”⑤；淮北萧县“年来天灾人祸兵匪交乘，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工多视农村工作苦且不安，又常终岁勤苦，不免冻馁。故多另谋出路，⋯⋯以致农工极感缺乏”①。另一方面，有时我们又可发现农工过剩的情况，这同样是农村经济衰退的反映，如在淮北泗阳县“近三年来感觉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②。农工缺乏，或农工过剩，与农村经济衰退、流民众多互为因果，使农村社会陷于无以自拔的困境。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资金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劳动工具的改善，种子、土壤的改良以及挽救农村经济的衰退，事事需要资金。一般农民， 由于无法力挽农业生产条件的破坏倾向，因此，改善农业生产诸条件，发展农村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富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但由于兵灾匪祸、自然灾害的影响，许多大土地所有者纷纷离土，造成农村金融的枯竭，使得农村经济继续下滑，也驱动更多的农民离村。

按照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大土地所有者属于农民阶层，他们是农村中的资产者。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他们亦随之转型。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居外地主”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如江南

② 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 34 卷第 22、23、24 号合刊，第 98 页。

③ 胡希平：《徐海农村病态的经济观》，《农业周报》第 3 卷第 47 期，第 994 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50 页。

⑤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 1935 年版，第 68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903—904 页。

②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 1935 年版，第 77 页。

昆山“居外地主”占 65.9％，而淮北宿县只占 27.4％③。他们居城、投资近代工商业，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但由于军阀混战、对日战争等多种因素，挟资逃脱农村的地主、富农越来越多，加之随着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的逝去，造成都市资金没有出路、农村金融枯竭的畸形现象。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无法挽回衰退的趋势，精壮劳动力自然也就继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