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向非正规军队

“若辈附和，非必欲作贼也，徒以无业荡游，贼招之则为乱民，官用之则为义勇，此皆可良可贼，视能食之者则从之耳”①。大量流民流向非正规的农民起义军，同样是为了谋食。这里以捻党、捻军为例，看看捻众是如何谋生的。当然，这应当从广义的“当兵”去理解。

捻党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捻之为寇，盖始于山东。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盖始于康熙时”②。这里把捻党发源地说成山东，是错误的。捻党源于淮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确切地说，皖北才真正是捻党的故乡，“河南之归、陈、南、汝、光；江苏之徐；山东之兖、沂、曹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颍、泗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③。至于说“游民相聚”而为捻，那是说对了的。如文献资料所载，“楚川教匪滋扰，在处招募乡勇；其时颍、汝岁歉，应募者众。数年，教匪底定，撤勇归籍。若辈久历戎行，桀骜性成，剽掠性成；既归，不屑生业，唯事博饮，地方无赖又从而附和之，日则市场恣横，夜则乡村行窃。⋯⋯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日，此一捻也，彼一捻也，⋯⋯捻子之称，盖由此起”④。这些散兵游勇，正是捻党最初的组织者。这些“游民”以外，参加捻党的还有灾民、饥民、衙役、捕役、盗贼、小偷、手工业工人、农民等① 。如果我们说捻党是流民组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853 年捻党转向捻军，大批流民投军，“盖缘皖北各属，频年被匪蹂躏，⋯⋯老弱转死沟壑，良善亦近徙他乡，所遗皆凶悍不逞之徒。既无家可归，亦有田难种。欲缓须臾之死，不从逆匪抢掠，别无生途。所以张（乐行），龚（德树）、孙（葵心）、刘（天福）各逆首一呼，响应则动数万，势若燎原”②。由此可见，流民乃是捻军的主要兵源。尽管他们中有的被“裹胁”，有的“别无生途”不得已而从军，但志愿入捻者也不在少数。马杏逸在《捻逆述略》中说：“人之入捻，非迫胁之，自乐入也。捻之出掠而归，货财车挽担负，牲畜逐群而驱，半入捻首，半为众分，有掌捻者职其事。分必均。牲畜烹之，恣意大啖。族邻垂涎已久，更出则执械以从。焚也，掠也，啖肥甘也，淫妇女也，既归分货财也，虽良懦亦奋而相助，尚复有善类乎！果属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10 页。

② 王闿运：《湘军志》第 14 卷，《平捻篇》。

③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首卷，《序言》。

④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09 页。

① 江地：《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1—27 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第 53 卷，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恒福折。

良善，迁避之不待终日也。”③这段记载可能有不实之处，但“自乐入”捻，在当时还是比较普遍的。这一点，与淮北“好斗乐祸”、以从戎为荣的特殊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

“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④。捻党、捻军是流民的聚合体，他们扯旗造反，主要为的是“聚众谋食”，至于政治目的，倒在其次。所以文献资料有“捻匪自初起以迄于亡，均以抄掠为生”的记载⑤。张乐行本人也说：“我才与龚瞎子、王冠三、苏添福、韩朗子各竖旗帜，大家抢掳为生。”⑥

捻众谋生的手段很多，惯用的有：

吃大户。这是捻众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之一，无论捻党，还是捻军时期，都广泛采用。

捻众“吃大户”的情况，史料多有记载。他们所到之处，“每逢殷实人家，随时散帖，勒取钱文，谓之定钉”①；“每要约百姓人家具备酒食，蜂拥而至，饮啖狼藉，食毕，放炮三声而去”②；“或入集及经过之处，先遣数骑传呼派饭若干棹，如止百余人，必令派百棹或七八十棹，伪为众多以吓诈之”③。捻军歌谣也唱道：“一牛一驴广种田，光蛋子子跟我玩。瓦屋楼台少我债，专向大户去要钱。”④可见捻众“吃大户”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捻众又被称为“白撞手”⑤，即白白地“吃大户”的意思。

“吃大户”能否视为农民阶级意识的表现，我是表示怀疑的。柳堂曾谓： “（捻）非生而贼者也，饥寒所迫也。迫于饥寒则入贼，不迫于饥寒则出贼矣。”他的结论是捻军“大半饥民聚而谋食耳”⑥ 。流民聚而谋食，他们所采用的原始方式就是“吃大户”，也只有“吃大户”，才可求得一饱，其他实难顾及。

掳人勒赎。这种方式是捻众惯用手法，较之“吃大户”有过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史籍中随处可见。我们不妨多摘引几段，以见其实。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无论男妇大小强拉入群，给钱放还，否则拷打吊饿，无毒不施。”①

③ 见《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11 页。

④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8 页。

⑤ 刘声木：《异辞录》第 1 卷，第 48 页。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第 1 卷，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鲍继培折。

②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第 24 卷，《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

③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第 32 卷。

④ 王奎璧等：《捻军革命活动史实采访实录》，《史学工作通讯》1957 年第 2 期，第 61 页。

⑤ 见吴荣光：《石云山人文集·奏议》第 4 卷；《清仁宗圣训》第 99 卷，第 30 页。

⑥ 柳堂：《蒙难追笔》，《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51、354 页。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第 1 卷，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鲍继培折。

《江河南发匪志记》：“被掠之人，凡不至于亡命者，则以钱到，粮到，鸦片烟到，皆可赎之。”②

《能静居日记》：“获民之富者，持至其家所处围（圩）子边，勒贡马匹、粮食、鸦片以为赎，不应则脔割之。”③

《郏县志》：“所遇既得财物，复执富人子弟或家长，使以银赎。多者千余两，少亦数百两。”④

《滑县志》：“（同治年间）烽火连天，彻夜不断，村人有被虏获者，缚至寨下，苛索马匹、烟土，令其回赎。”⑤

《沧县志》：“边马三五成群，掳来人夫至圩下示威，并携其戚友，恫吓勒赎。”⑥

《续荥阳县志》：“（同治五年）十一月复由郑（州）入荥，抢掠无所得，虏人勒令以银及烟土、马匹、食物回赎，不满其意即杀之。”⑦

《南师平捻纪略》：“贼避兵图掠，或掳人待赎，意似不在战。”⑧

笔者不厌烦琐，列举多条史料，无非想说明，“掳人勒赎”正是捻众惯用的谋生手段。“夫缚人攫金，盗贼之行也”。以往的捻军史研究，总不敢正视、承认这一事实，原因正在于此。

“打捎”。捻军外出打粮，谓之“打捎”，也有谓之“出掠”者，是捻军“因粮于敌”，支持战争的基本手段。

捻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这就决定捻众“打捎”与流民南下逃荒一样，具有季节性的特点。所谓“每秋获农暇，捻酋招集乡里无赖，部署为兵，谓之装旗；所至，先以游骑四出放火，谓之边马。劫掠行旅，攻村堡城邑，归分其赀，岁以为常”① ；所谓“计近二年来，每年春仲秋季两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将及湖北之襄阳、汉阳、德安等府，又扰于陕西、山东、山西等省”②；所谓“（捻军）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③ 云云，无不说明了这一特点。由此我想到，这与秋获农暇南下的流民，是否有某种共通之处呢？也即“打捎”是否也是家庭收入的一个来源？据文献资

② 《江河南发匪志记》（抄本）。

③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④ 《同治郏县志》第 10 卷，《纪捻匪事》。

⑤ 《民国滑县志》第 28 卷，《捻匪北犯纪略》。

⑥ 《民国沧县志·文编》下。

⑦ 《民国续荥阳县志》第 12 卷，《兵燹》。

⑧ 陈锦：《南师平捻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1 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417 页。

①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11 卷，《剿捻》上。

② 王之春：《椒生随笔》第 3 卷，《论捻》。

③ 《山东军兴纪略》第 2 卷，《皖匪》。

料说，“结捻多系无赖穷黎⋯⋯聚则为匪，散则为民⋯⋯捻首虽多，并无众所推服者，往往勾结聚集，勒索得赃即各星散”④ ，而且“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⑤ 。可见这一推想是可以得到证实的。淮北有“本境之贼不行窃本境”的规矩⑥，同时由于战争，捻众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因此不能不出境“打捎”。“春秋岁收后，民间稍有盖藏”，捻众每此时“四出剽掠，习成惯技”⑦。当然，不论季节的出掠活动也是常见的，“掳掠已盈，即拥众运回；瓜分既尽，仍复散出”①；“所掠之物⋯⋯不二十日荡废尽矣。废尽再抢，然不曰‘抢’，曰‘出门’”②。一般来说，“出门”规模是比较小的。总之，在捻军军事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次出征，这些出征，与其说是军事行动，倒不如说“出掠”更贴切。军事行动服从于“出掠”，错过许多战机③，竟至“走而不守贼无民，掠而不储贼无地”的境地④。

武力要挟。“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⑤ ，这是捻军的军事战略。这种军事战略，完全符合捻军“出掠”的逻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捻军绝不攻城，在捻军史上，被捻军攻下的城池也有几十个，但一般是纵掠几日而去。还有一种情况，即捻军佯为攻城，实则炫耀武力，以此相要挟，达到不战而得货财的目的。如“（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捻匪围（滕）县城，⋯⋯时城中米薪俱匮，居人拆几案床椟以为食。贼将去，声言得赂即解。邑人户书周景善、土著张安福，缒城往说之，贼酋方住车路口王姓家，行成归，铸膺铤贰千两馈之乃去”⑥。再如“（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一日逼（胶县）城下，城之三门次第掩屯。十二日，知州殷嘉树、副将春祺、都司宋得喜、把总左万清偕团练长傅汝功、高含章及富绅等，与贼议和，赂银一万二千两，烟土一千二百包，⋯⋯十六日贼去。二十七日卯刻复至，直入关厢杀掳，较前尤甚。二十九日，贼遣邑诸生薛尔培至城下索和，又与银一千三百两，杂民间妇女首饰充足之。九月十六日，贼始拔队西行，城围解”

①。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捻军攻城，实际上是以武力相要挟，提出苛刻条

件，达到目的即罢，达不到目的，或不能令其满意，势不能不攻而下之。1856

④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第 1 卷。

⑤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第 4 卷。

⑥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19 页。

⑦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第 70 卷，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李鸿藻折。

① 尹耕云：《豫军纪略》第 6 卷，《皖匪》。

②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51—352 页。

③ 参见拙作《从雉河集会盟到霍邱会师——捻军战争形态转换述论》，《安徽师大学报》1993 年第 1 期。

④ 陈锦：《南师平捻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1 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420 页。

⑤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57 页。

⑥ 《光绪续滕县志》第 1 卷，《通纪》。

① 《民国增修胶志》第 33 卷，《兵事》。

年捻军进攻永城就是例子②。可见捻军战争的局限性是相当大的。“贼亦不甚攻（圩寨），惟实无食则必破围（圩）以取粮”③。这与攻城情形没有什么区别。一般是围而佯攻，“逼寨索粮”④，达不到目的即破之。所以，“贼至无所掠，则大呼圩民饷钱米，违且攻寨，民亦略输贼，冀免祸”⑤。总之， “不占城邑，不赍资粮，饱掠狂奔，数日千里”，是“捻之长技”⑥。

捻众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主要是上述几个方面。从中人们可以得出捻众“好利逐末”⑦、“只贪卤获，绝无远略”⑧的结论。但这并不是说捻军没有政治色彩，捻军领袖如张乐行等，就有逐鹿中原之志，但“不幸的，他们除了劫掠外，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解决他们的饥困”⑨，跳不出“聚众谋食”的圈子，“以图王霸之业”⑩的宏大政治目的只好付诸东流。

参加捻军的群众，主要是流民，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觉悟、阶级意识。他们从军的目的无非是求得生存，所谓“贼数虽多，然俱散漫，专意到处搜抢粮米，直是饥民聚而求食”①即是。捻军歌谣唱道：跟着张老乐，有得吃来有得喝；跟着龚瞎子，吃的鸡鸭子；跟着江老台，包谷揣满怀；跟着韩老万，穿着绫罗缎② 。可见，“当兵吃粮”是他们参加捻军的驱动力，是流民的一种职业流向。

此外，流而为匪，同样是近代中国流民的重要谋生途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流民与近代中国社会”一章中专节详论，在此不赘。

② 《光绪永城县志》第 26 卷，《朱来青传》。

③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④ 王先谦：《东华续录》同治四年五月，国瑞折。

⑤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11 卷，《剿捻上》。

⑥ 《捻军》资料第 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0 页。

⑦ 《民国涡阳县志》第 15 卷，《兵事》。

⑧ 《捻军》资料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94 页。

⑨ 陈华：《捻乱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五十二，台湾大学 1979 年版，第 128 页。

⑩ 《张乐行檄文》，《光明日报》1962 年 10 月 10 日。

① 郑瑛■：《瑛兰坡藏名人尺牍》第 13 册，《周尔墉书》。

② 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编：《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附录《捻军民歌》第 101 页。按：张老乐即捻军盟主张乐行；龚瞎子即白旗旗主龚德树；江老台即旗主江台陵；韩老万即蓝旗旗主韩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