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活条件压迫生产条件
张之洞曾在光绪末年上呈一个《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②中国农民固然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农民的贫困化使之难以改善生产经营条件,而生产经营条件的恶化,使农民更加贫困⋯⋯,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对淮北农村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劳动工具之陈旧和缺乏都是令人吃惊的。
晚清时期,有一位官僚行经皖北凤台,时“值小旱,见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诘之曰:‘何不戽?’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数亩不愈于尽萎乎?’曰:‘无其具。’曰:‘何不为?’曰:‘重劳且恐所得不足偿费。’”③ 这段史料颇耐人寻味。这是晚清时期淮北农村的一个缩影。在淮北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下,“重劳”、“不足偿费”,农民都不愿增加投入以求生产条件的改善,以致弄到“无其具”的地步。透过这段史料,我们又可以看到,在人和自然的争强中,自然占了优势,收成的丰歉, 听命于天,农民成了自然的奴隶。“值小旱”如此,值大旱则只好沦为流民了。
进入民国以后,生产经营条件一如往昔,农民不但缺乏耕畜,一般农具的简陋和残缺,同样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用农具还是千百年传下来的古老农具,如犁田仍然用极简陋的旧式农具;在缺乏耕畜的地方,甚至用锄头翻土。播种、插秧、施肥、除草等类工作,几乎全用手和足来代替农具,收割也只用一把镰刀。而且就连这些简陋农具,多数农家还是无力购置。徐州省立民众教育馆曾对铜山(八里屯)、萧县(长安村)两地调查,使我们得知下列情形①:
①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 27 卷第 6 号,第 79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第 32 卷,第 39 页。
③ 《光绪凤台县志》第 4 卷。
① 资料来源: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5 页。
铜 山 |
萧 县 |
---|---|
有大车的农家 11 % |
26 % |
无大车的农家 89 % |
74 % |
有犁耙的农家 21 % |
35 % |
无犁耙的农家 79 % |
65 % |
当然,有大车的人家全是地主富农,而无犁耙的人家几乎全是贫苦农民。根据同一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农具分配和耕地分配间的相互关系。
平均每户所有土地 |
平均每户使用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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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 |
萧县 |
徐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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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车的农家 |
16.57 亩 |
35.1 亩 |
40.14 亩 |
无大车的农家 |
3.76 亩 |
8.1 亩 |
9.19 亩 |
有犁耙的农家 |
11.72 亩 |
32.7 亩 |
28.65 亩 |
无犁耙的农家 |
3.41 亩 |
4.9 亩 |
8.27 亩 |
此外,雷伯恩、潘鸿声《安徽宿县 60 农家农具役畜所有权及成本之研究》①,郑统九《凋敝的豫东农村》②等,提供了类似上述情形的调查材料。生产经营条件的恶化,实际上反映出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在一般情况
下,这种生产条件或许能维持“吃不饱,饿不死”的低生活水平,但一旦遇到摊派、天灾人祸等出乎意外的开支,致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发生影响,他们在极端贫困、挪借无门情形下最可能做的,就是继续压缩他们的生产条件, 如变卖耕牛,吃掉种子,抵押转卖犁耙等器具。据《时报》报道:“近来该处(淮北)难民向南逃荒,⋯⋯在扬州城外栖宿者有四万五千余名之多。⋯⋯ 其家用什具及一切由具耕牛,无一不贱卖于人以济饥饿之苦。”③经济学谓此种现象为“生活条件压迫生产条件”法则。这条法则,在淮北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发生极广泛的作用。
生产条件的恶化,其后果正如冯紫岗、刘端生的调查报告所说:“农民一般的贫穷,无力购买肥料及各种优良的农具,因之经营不佳;富力较强的人又多半出租田亩于佃户,自己不去经营,一年复一年地使土地瘠薄化,终至产量减少。”④这对农民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影响,加上淮北家庭副业不发达,这样农村经济也就无可奈何地趋于衰退。
① 《经济统计》第 7 期。
② 《农村经济》第 1 卷第 10 期。
③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880 页。
总之,近代淮北农民就是在:贫困化——恶化生产条件——更加贫困化⋯⋯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生活着,流民在这个循环中不断孕育、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