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流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城市工商业的充分发展

一、重工派的理想

在“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之争中，“重工派”的理论颇引人注目。重工派以吴景超、陈序经、袁聘之等人为代表。其理论要点，可引袁聘之阐发的四大理由如下：

1. 中国因民族工业不发展，生产落后，以致在对外战争发生之际，不仅军器战具如飞机、大炮、坦克车、瓦斯等，须取给于外人，就连普通军需用品，也不能自给，以此御敌，虽军队众多，军纪严明，军气旺盛，亦难致胜。因此，要战胜强敌，求得民族的解放，必须发展民族工业，增加生产，以谋战时经济之自给。

2. 中国国民经济因停留于商业资本与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低级经济机构，故隶属于帝国主义者，直接或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支配，而不能独立自主。例如现时各帝国主义者一施倾销政策，我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即行破产， 一施货币政策，我国的金融即行紊乱，只就美国收买白银一项而言，其危害我国国民经济之巨，表现于事实者，则为入超增多，工厂倒闭，商业凋零， 农村破产，白银外流，资本枯竭，金融紊乱，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日趋于覆亡之途，故欲解救中国国民经济之危亡，使脱离帝国主义的羁勒而独立，非发展民族工业使国民经济机构高级化不可。

3. 中国近年来工商业之所以日趋凋零，一般大众之所以日趋贫困化，现金之所以日趋外流，金融之所以日趋紊乱，实由于国际贸易年年大量入超所致。而国际贸易之所以年年大量入超，中国民族工业不发展，生产落后，帝国主义商品源源侵入是主要原因。因此，要振兴工商业，提高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平，杜绝现金外流，稳定金融秩序，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杜绝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以改变入超的局面。

4. 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日趋破产，实由于农业生产率下降，收入减少， 农民失业所致。而生产率下降，收入减少，农民失业，又基因于农产品的销路狭滞。农产品销路之所以狭滞，更基因于民族工业不发达，以及原料需求量不能增多。因此，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增加原料的需要量，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吸收农村中的失业人口，实为解救中国农村经济的良药①。

重工派的理论根据，上述可见一斑。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即“农村复兴运动”中，提出中国该不该走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我以为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应该是洋务运动以前讨论的问题。但重工派认为，“提倡

① 袁聘之：《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重农重工问题之探讨》，《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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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能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解决社会问题”②，这一点，大概是重农派无论如何也难以驳倒的。

近代中国因农村经济衰退、农民逃脱农村而造成了流民问题。如前文所述，既然农村本身无法解决流民问题，寄希望于城市理所当然为时论所关注。重工派的重要代表吴景超在其《中国移民之趋势》一文及《都市社会学》的著作中，反复强调“都市集中”的时代意义。他说，中国今日人口之大病， 病在大多数人民，皆集中耕种之一业。“因为大多数的人民，皆集于耕种之一业，所以中国人的农场，小得可怜，据孟禄博士的调查：中国北部，平均每农场只有二十六亩；南部农场，平均只有九亩半。这样小的农场，无论耕者如何劳苦，一年之收获，总是有限的。一家人想靠十亩田来提高生活程度， 是做不到的事。农夫想靠十亩田收获的盈余，去送子女入大学，也是一个梦想。为今之计，只有劝那只有十亩田的农夫，把那小得可怜的农场卖去，然后搬至城中去工作。那留在乡下不动的人，便可把别人的田买下，扩充他的农场。这是自然的趋势，工业发达后，中国的农民自然会这样办的”。那么， 要让农民搬到城中去工作，包括流民的出路问题，必然要求发展工商业，这一点，吴景超特别强调了。他接着说：“我们如想此种状况速现，莫如提高中国的工业，以及与工业有关的矿业、商业、交通业，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方法。⋯⋯所以中国如能在十八省中发达实业，过剩人口问题，不难解决。都市膨胀，便是实业发达的象征。欧美的往事，可以为鉴。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集中都市，不必大惊小怪。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可欢迎而不必畏惧的。”①

但吴景起他们的重工理论，只能是一种理想，在近代中国的现实面前， 这种理想无可奈何地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