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别开谋生之途——贩私盐一、恼人的私枭

除上述职业流向外，凡能够创造生存机会的职业，流民都会去追寻，即便是越轨犯禁，也无所畏惧。于是，在流民中出现了种种越轨现象，像贩私盐、贩烟土（鸦片），甚至贩卖妇女儿童等。其中贩私盐，可以说是流民的重要谋生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私枭成为历代恼人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一直延续到了近代。

食盐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者甚巨，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历代的盐政中可以看到各代统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但是，近代并没有解决前代遗留下来的私枭问题。如湖北“淮盐滞销之由，固由川私充斥”①；浙江“夫余岱出盐处，每斤不过二三文，私贩售之内地，亦不过八九文，而官盐每斤在三十文左右。官盐则须完课纳耗，即使可减其价，总须二十余文，与私盐相悬太甚，民间谁肯舍贱而食贵？此减价之不能敌私也。至缉捕私盐，有海巡，有内巡，可谓周密矣。然洋面甚广，海口甚多，又有太湖以为之薮，固已捕不胜捕，防不胜防，况且数百号之船，数千名之勇， 经费不赀，恐难持久，此设巡之不足缉私也”②；江西“至淮盐认销，近日始行。盖以江西全省大半为淮盐引地，而边境之地每为浙私粤私所侵入。故淮盐督销道员某定为认销章程，大致强民购买。夫食盐本有定制，规复引地， 要非不可，而操之过蹙，不察民之所便以行之，则其偾事必矣。乐平邻近广信府，浙私每由广信入境，色洁而价廉，其民行用已久，今一旦强其以高价购重浊之淮盐，则其不愿已甚，所以滋事之徒遂并盐局而毁之也”③。又据恽代英说：“我在江西九江的时候，亲眼看见挑私盐卖的，每斤价值仅五十文，到九江的市面去买公盐，每斤价值要一百四五十文。”④ 可见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够杜绝私枭的再生，尽管晚清政府把缉私作为第一要务，尽管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私盐治罪法》、《缉私条例》、《私盐充公充赏暨处置办法》等律例，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盐法不良造成的。

近代盐政体制，基本上因袭前代，将全国划分为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等 11 个盐区。其行盐之法：主以官督商销，辅以官运商销、商运商销等；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运商（主行盐）；商人购盐，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限单、皮票，持单购于盐场；人们只能食所在盐区的食盐。这种行引之法，看起来有条不紊，

① 曾国藩：《复陈淮南盐价难增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 30 卷，第 19 页。

② 秦缃业：《虹桥老屋遗集》上，《上浙抚陈公书》。

③ 《再论江西乐平之乱事》，《阁抄汇编》第 33 卷，第 20—21 页。

④ 转引自彭公达：《农民的敌人及敌人的基础》，《中国农民》1926 年第 3 期，第 8 页。

实则弊端丛生：条块分割，形成许多官商结合的封建割据性商业集团；食盐购销中的捐派、“报效”、“官受商贿”及其他弊窦，造成盐价不断上涨， 增加人民负担，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各区盐价不一，盐价低的地区势必向盐价高的地区浸灌，“邻私”现象严重，私枭肆行。这一点在两淮盐区表现得特别突出。

两淮盐场地处江苏省东部海滨，介于长江口至苏鲁交界区 500 多平方公里的海岸线上。两淮盐场是淮南、淮北两场的统称。淮南盐场多出煎盐，从南通至盐城一带，土质含盐量高，用草木灰铺盖碱土上，吸附盐分，用水过滤晒卤，再用锅煎煮成盐，即煎盐。淮北盐场多出海盐，从灌河两岸接连云港的云台山，筑堤建滩，引海水灌入滩中，利用日光风力轮番蒸发制卤，结晶成盐，即海盐。煎盐质低本高，故淮盐以海盐为大宗。

“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以两淮为最”。两淮盐场自汉代吴王濞开始， 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盐场之一。1527 年两淮巡盐御史戴金上奏说：“今两淮运司额课，甲于天下，财富半于江南”①。足见两淮盐场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

淮盐行销区域极广，有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南昌、九江、南康、建昌、赣州、南安、临江、抚州、吉安、袁州、瑞州、饶州、武昌、黄州、汉阳、岳州、荆州、常德、长沙、衡州、德安、辰州、承天、郧阳、襄阳、宝庆、南阳、汝州以及滁州、和州、靖州、陈州等 41 府州。民国时期，实际供应区域达 13 省。正是这一著名的两淮盐区，弊亦最甚。1830 年“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1851 年则“鹾务全废”。造成淮北盐政失控的因素，一曰“天下盐课两淮最多，困亦最甚”； 一曰“成本积渐成多⋯⋯藉官行私过甚”；一曰“商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重息”① 。但更为重要的是淮北私枭众多，指不胜屈，而这又是盐法不良造成的。下面以淮北地区为例，考察一下盐枭活动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