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处决匪犯职业统计

上述统计，基本上反映了全国的概况。从以上 6 个地区的统计中可以看

出，无业流民身份的土匪，在各地处决匪犯中都占居多数。这 6 个地区的处

决匪犯，共计有 1186 人，其中流民就有 894 人，占总数的 70％以上。在某些档案材料中，有些地区某个时期处决的匪犯，其职业竟全是流民。如山东曹州地区 1918 年 5—6 月处决匪犯 53 人；沂州地区 1914 年 5 月处决匪犯 53

人；兖州地区 1914 年 9—11 月处决匪犯 79 人；1915 年 1—5 月处决匪犯 100 人。他们的职业全是“无业、游荡度日”①。这说明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严重失衡，正如毛泽东曾分析的那样：“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②

落草为寇，是千百万流民无以谋生不得已而作出的痛苦选择。徐珂记《两粤盗风之炽》时说：“两粤盗风之炽，甲于通国。⋯⋯粤人贫富之不均，甚于他省，富者极富，而贫者极贫。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所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且必无幸免之理， 而为盗则非特目前不死，且可以侥幸不死。既若此，是亦何乐而不为盗也。粤人为盗者之心理盖如此。”③其实流民流而为盗匪者，类多如斯。一方面是生活无着，一方面是生存欲望，他们无以谋生，只好到罪恶的世界里去讨生活。这种情况，在灾荒年间，更是显而易见。即如 1876 年陕西旱灾，“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八字”④。再如 1883 年湖北大水灾，“桀骜者，流为土匪，随处抢劫”①。民国年间，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到山东作灾情调查时，问一土匪关于著名匪区曹州的情况，土匪说：“曹州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人当土匪都是因为连年灾荒。”②每逢天灾人祸，流民队伍壮大，土匪队伍也壮大。土匪队伍的萎缩或膨胀与流民队伍的消长是切合的。总之，不管从哪方面说，流民都是盗匪的经常的可靠的来源。他们许多是土匪的直接受害者，对土匪恨之入骨，但他们不得已也“入草为寇”，去当土匪为害社会，这颇具有讽刺意味。

当然，土匪也是可以分类的，不同类型的土匪，其为害程度、对社会造成混乱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下面以淮北地区为例，对此作一番具体分析。

① 陆军部档（1011），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 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640 页。

③ 徐珂：《清稗类钞·盗贼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总第 5337 页。

④ 《申报》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① 《申报》光绪十年正月十七日。

② 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9—9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