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体素质与文化选择

行乞江湖，作为对生存方式所作的选择即文化选择，除上述空间变量外，还有时间变量，这从宋代“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到明清以来的“穷山恶水地瘠民贫”，已可窥见大概，在此不赘。这里着重考察主体自身素质的变量。如果我们稍稍留意，就会发现淮北和苏南、皖南形成反差极大的两个世界。在苏南、皖南，我们极少看到有以逃荒为业者，更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这当然有许多原因，如相对于淮北而言，其生态环境比较稳定， 灾荒较少，人无冻馁之虞等，但主体自身素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它往往成为文化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主体自身素质不外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其中主体质量与文化选择的关系最为直接，在此不能不加以探讨。

主体质量，除文化素质以外，精神风貌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要对淮北人的质量作出鉴定，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比较的区域范围，限定在苏皖淮北与江南之间。

江南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密布，交通运输便利；人烟稠密， 都市发达，工商业繁荣，长期以来就是全国经济重心。文化教育发达程度， 至少在封建时代，是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的。江南既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也是文化进步的地区之一。

梁启超曾著《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①，以清代 461 位学者作为研究的对象，寻出他们在地理上的分布。依梁氏研究所得，在这一个时代里， 学者最多的地方，首推江苏（121 人），次为浙江（90 人），再次是河北（42 人）、安徽（41 人）、广东、湖南、河南⋯⋯苏皖排名在前，两省合计 162 人，占学者总数的 35.13％。学者是文化上的重要元素，是文教发达程度的

①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 1929 年版，第 62 页。

① 载《清华学报》第 1 卷第 2 期。

重要标志。

但是，具体到江南、淮北区域，地理分布的南北差异性，立刻显示出来。这里仍以学者分布情况加以说明。

萧一山《清代通史》附有“清代学者著作表”。该表共列 970 人，江苏

籍学者 316 人，占 32.58％。在这 316 人中，江南占全省四分之三。江南之中又以苏州府最盛（111 人），其次为常州府（66 人）、扬州府（47 人）。而淮北海州倒数第一（1 人）、徐州倒数第二（3 人）。安徽情况大略相同。在“清代学者著述表”中，籍隶皖省者共 85 人，其中江南徽州府就占了 40 人，而淮北凤阳、颍州、泗州三府州，竟无一人。

再以科举人才而论。根据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所列“江苏省的进士百分比”统计，科举人才，以江南居多，占 70％，其中又以常州府居多，次为苏州府，占 22％。两者合计，即达 45％。而淮北徐海两府合计，仅占到 1％①。清代安徽进士共 1189 名，江南亦超乎其前，而淮北同样瞠乎其后②。如淮北蒙城，“民气强悍，重武轻文，在前清时代百年间无得科第者”③。这种情况，在淮北是极普遍的现象。

人才分布的不平衡性，是与教育发达程度一致的，无论私塾，抑或官学、社学、书院、义学，其发达程度，江南、淮北均不能相提并论。仅以书院数目而论，江南居多，江北次之，淮北又次之。这种情况，与人才分布、各地人文盛衰相契合。

就一般情况而言，人文盛衰，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即是。但人文盛衰，换句话说人的素质的优劣，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其如安徽之所以落后，人的整体素质较差就是重要原因。正如《皖政辑要》所云：“本省物产丰饶，不亚江浙，言工艺独瞠乎其后，推原厥故，实由创办无人，改良无术，整顿无方，而贫瘠遂为东南诸省冠。”④ 当然，如上所述，由于南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主体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大关系，不拟在此展开。

主体自身素质的高下，在应付生存环境的挑战面前，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能力差，这个能力差往往导致主体的文化选择在形式或内容上的差异性。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所著《各种族之特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一书里，将中国恋家的、守旧的、动作迟钝的北方人和积极的、前进的、性好冒险的南方人作出比较，把北方人如斯精神面貌，诿过于数千年来所发生的饥荒磨折的结果①。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他着

①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4 年版，第 51 页。

② 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91 年版，第 642 页。

③ 《民国蒙城县政书》壬编《风土调查》。

④ 《皖政辑要·学科》。

① 马罗立：《饥荒的中国》（中译本），民智书局 1929 年版，第 107 页。

重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社会现象，解释种族特性，而没有将主体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考虑进去。

就一般情形而论，主体素质高，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也较强。他们有较高的智慧，思辨力强，能够对周围环境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与判断，能够选择较优的生存方式。江南徽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万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而居。因人口膨胀， 徽地所产食料，远不能满足徽地所居人口的需要。“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远服贾，今日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②。正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徽商崛起，并在明清时代执商界之牛耳。

淮北人则不同。他们缺乏的正是这种可贵的创始精神，在环境的挑战面前，他们显得消极、畏缩、软弱无力。据《皖北治水弭灾条议》说：“询访土风，农民习为广种薄收之说，布种以后，即仰赖天时，坐俟收获，全不加以人功，故发大水则成大灾，发小水则成小灾。”③不思进取，惮于图始， 正是淮北人素质较差的表现。冯桂芬说“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④，这个比较大致如实。

如果说淮北人“惰”由于自然灾害的“磨折”，那么江南人也同样遭受“天”的“磨折”，但却能很快恢复元气。20 世纪初一位曾到过淮北的美国观察家，作过这样的比较：

（江南）尽管有可怕的涝灾，但人们由于有频年丰收的支撑， 灾情一过便虎气生生全力以付挽回损失、重建家园，很快恢复元气；但皖北、苏北则不然，连年歉收好像上帝所为，于是人们吃掉耕畜，吃光种籽，卖掉土地，用尽钱财，于是在乞讨和行窃之间进行选择，而且选择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可偷抢的东西不多，强有力者始能为。①

这个比较有一定的道理。江南人的“虎气生生”与淮北人的“一蹶不振” 恰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窥见，精神风貌作为主体素质的一个表现形式， 与生存方式的选择即文化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关系。

主体素质较高，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强，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比较容易实现自身的转型。江南城市化的发展，他们是推波助澜者。江南农民转为工人，实现向上流动者所在多有，而淮北流民要么加入乞丐大军，要么以打工者的面目去干江南人不愿为之的工作。

当然，淮北素质较高之人亦在在有之，绅士即是。但他们在文化选择中

②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85 年版，第 7 页。

③ 吴学廉：《皖北治水弭灾条议》，第 10 页。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

①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in North China，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47.

所扮演的角色是出人意料的。据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其首领辄衣帛食粟，携有官印之护照，所至必照例求赈。且每至一邑，必乞官钤印于上，以为下站求赈之地。若辈率以秋冬至，春则归农。盖其乡人，辄为无赖生监诱以甘言，使从己行，以壮声援。求赈所得，多数肥己，余人所获，不及百之什一也。”②何嗣焜《存悔斋文稿》亦有类似记载。可见这些文化素质较高之人，有的不是引导农民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而是“诱以甘言”，组织丐帮，自为首领，使“行乞江湖为业”的生存方式凝固化。

淮北人所以选择“行乞江湖为业”的生存方式，正如上述，由于主体素质较差，影响了他们对谋生之道的优化选择。无怪乎吴铤在《因时论》中说： “民皆游手坐视，无以为生。此生之者未得其道也。”①

应该说，淮北还是有许多谋生途径的。

淮北是杂粮产区，这是他们的优势。据《涡阳县志》的记载，该县有用以磨面的小麦，用以榨油的芝麻、花生，靛蓝可作染料，桑可养蚕，水果可制糖，而所有这些潜力都忽视了。该县仅有的一项便是原料豆顺着涡河大量外运②。凤阳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地年产黄豆 6 千石，输出 4 千石；绿豆年

产 6 千石，输出 1 千石；豌豆年产 4 千石，输出 2 千石；豇豆年产 2 千石，

输出 5 百石；高粱年产 8 千石，输出 1 千石③。这本是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 但因缺乏人才，“新学无所发明”，只好让肥水外流。

总之，淮北人整体素质相对较差，成为淮北社会经济发展、走向近代的牵制力，同时，也由于素质差，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差，决定了他们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也是低层次的。曾官安徽知县多年的查揆在《论安徽吏治》中对淮北人和江南人的谋生之道作过这样一个比较，说：“语云⋯⋯‘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江浙无田业者⋯⋯皆有所务，自工商百艺各量其器质年力以赴之，虽有游民，不足为害。独淮泗之间，物产瘠少，贩易不通，逐末之利，罕知其术，于是不工商而贩妇女、鬻盐硝，不百艺而开场聚博徒，甚乃习教鸠集为不轨。在彼则沃土而不皆不材，在此则瘠土而不皆向义。”①行乞江湖，毫无疑问也是淮北人选择的手段之一。当然，行乞江湖不能代表整个淮北人的生存方式。就生存方式而言，它还包括衣、食、住、行的习惯或方式等许多方面。行乞江湖只能被视为他们生存方式的外延。

② 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总第 5486 页。

① 转引自陈序经：《南北文化观》，《岭南学报》第 3 卷第 3 期，第 24 页。

② 《民国涡阳县志》。

③ 李絜非：《凤阳风土志》，《学风》第 6 卷第 4 期，第 10 页。

① 查揆：《筼谷诗文钞》第 9 卷，《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