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客相煎的轰动事件——湖田案钩沉

土客冲突的第二种类型，是因田产纠纷而起，这在土客杂居的地区显得相当普遍。如广西土客之间“霸占而失业者亦不禀官查追，辄敢寻衅私斗， 甚至持挺开枪，逞凶仇杀”①；1843—1856 年，“许多客家村庄（包括若干姓氏）为扩大耕地，跟一个秦姓家族的广东人进行了一场长期而颇为顺利的械斗”②；浙江“自发逆肆扰以来，⋯⋯人民离散，田野荒芜，⋯⋯于是创立招垦之法，广收异乡人，⋯⋯原欲待客民安居日久，尽成土著，⋯⋯不谓所招之人，伦类不齐，土著之势不敌客户，以致械斗抢劫之案，层见叠出”

③。可见这种类型的土客冲突的普遍性。这里，以“湖田案”为例，以见这

类土客冲突之一斑。

湖田案，亦称“湖团案”，是淮北铜山、沛县土著与山东曹州流民因湖田纠纷而起的冲突事件，曾轰动一时。因曹州属广义的淮北地区所辖范围， 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等均与淮北大略相同，而且，也不是因为土客杂居而引起“异习生猜”，不属文化相异引起的冲突。

湖田滨于微山、昭阳两湖西岸，南迄铜山，北跨鱼台，绵延二百余里， 宽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多为铜山、沛县属境。

1851 年，对铜山、沛县农民来说是一场劫难，就在这一年，黄河决于丰工下游，铜山、沛县等属正当其冲，于是两湖漫溢，合微山、昭阳之湖地， 铜山、沛县、鱼台之民田，汇为巨浸，一片汪洋。铜山、沛县农民不得不踏上黄泥路，流离迁徙，渡江南下，以为从此“故乡永成泽国，不复顾恋矣”

①。

四年后，也即 1855 年，黄河再度决口，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此，黄河有了自己的入海口。黄河改道北移，对铜山、沛县农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对曹州府属的农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黄河在兰仪决口，曹属首当其冲。田庐漂没，居民奔散。其郓城、嘉祥、钜野等县

④ 《光绪广德州志》第 51 卷，第 9 页。

①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公牍》第 1 卷，《禁止霸占田土纠众械斗示》。

② 转引自《太平天国史译丛》第 2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30 页。

③ 《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

①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5 页。

的难民，蜂拥而至徐州府属。其时，铜山、沛县之巨浸，已半涸为淤地，于是他们相率寄居于此，垦荒为田，结棚为居，持器械以自卫，立团长以自雄

②。徐州道王梦龄以其形迹可疑，下了逐客之令。继而来者日众，无可奈何。

又经沛县禀请，以其实系被灾穷黎，拟查明所占沛地，押令退还，其湖边无主荒地，暂令耕种纳租。河督庚长“亦以居民亡而地无主也，且虞游民之无生计也，遂许招垦缴价轮租以裕饷，谓之团民”③。

1857 年，河督庚长派人丈量南起铜山荣家沟，北至鱼台界，东至湖边， 西至丰县界，计湖荒地两千余顷，分上中下三则，设立湖田局，招垦缴价④。又于土客交错之地，通筑长堤，名曰“大边”，“以清东民与土民之界限”

⑤。其时，地方多故，特别是在太平军北伐的影响下，淮北各地“乡集土匪

蜂起”⑥，捻军遍地开花。为了剿灭“发捻”，清廷号召团练乡勇，保卫桑梓，各地“例得治练事”①，垦种湖田之民，遂得创立各团。其在铜山、沛县之团有八，曰唐团、北王团、北赵团、南王团、南赵团、于团、睢团、侯团（后改称刁团），均以首事者之姓为名，如唐团首事者为唐守忠，故名。“湖团”之名由此而来。

湖淤之地既肥沃，又屡值岁丰，渐以富饶。东省客民原以为可以安居乐业了，但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原先逃难在外的铜山、沛县流民，纷纷还乡，当看到昔日巨浸变为良田，且为山东客民之产，心怀不平，遂起争讼。居民谓客民霸占有主之田，客民则谓全系湖荒之地，相持累岁，屡酿巨案， 竟致弄到无法收拾的局面。

土客初起争讼之时，也许并不难解决。

按照清政府的惯例，所有无主荒地，不论是原来的生荒，或者过去曾经开垦因灾荒、内战或其他原因而废弃的土地，都被认为是公产，归国家所有。但是这种土地可以通过占有及开垦的简单方式，变为私人财产。新移来的人可以向县衙门申请荒地（除非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宣称打算回来并从事开垦），申请人经过相当时期后，可得到一张有效的地权凭证。这种荒地的原业主，即使能够提出最有效的地契，要想令开垦者迁徙而收回土地是很困难的。

新涨出的冲积地土地也属于官产。按农业地区的一般惯例，当土地的一端被冲走而在另一端复涨出来时，受到损失的业主可要求从新涨地中补偿他所流失的土地；否则由官吏处置。如果那里的土地很值钱，官吏还可以根据

② 《民国沛县志》第 16 卷，《湖田纪事始末》；《领垦湖田缴价章程》。

③ 《同治徐州府志》第 12 卷，《铜沛湖田纪事始末》。

④ 《民国沛县志》第 16 卷，《湖田纪事始末》；《领垦湖田缴价章程》。

⑤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

⑥ 《光绪寿州志》第 11 卷，《兵事》。

① 张瑞墀：《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本末》。

户部章程，把这种新涨土地卖给出价最高的人。靠近河岸的土地所有者，当然无权把在他自己土地近旁新涨土地据为己有。他至少要等新涨地丈量之后，才能把它填写在他的地契之内，并负担新增地的田赋。同样，被冲走土地的业主，也可以申请查勘，相应地减少他的田赋①。

根据上述清政府的一贯做法，根据笔者所能见到的资料，似能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山东客民所开垦的基本上是新涨出的湖淤地，这是合法的； 第二，客民垦荒，得到政府的允诺，而且按《领垦湖田缴价章程》的规定缴价领垦，得“据为永业”②；第三，客民的确霸占有一定数量的有主之田， 这就为争端留下祸根。如果将这部分客民资遣回籍，收回有主之田，问题要容易解决得多。但恰恰在这点上，官府未能尽到责任，“长官议定所占沛地， 押令退还者，又仅托诸空言，并未施诸实事”。于是“沛民之有产者既恨其霸占，即无产者亦咸抱公愤。而团民恃其人众，置之不理，反或欺侮土著， 日寻斗争，遂有不能两立之势”③。1859 年，侯团抢劫铜山之郑家集，经徐州道派兵拿办，并将该团民驱逐出境，另行遴董招垦，辗转更置，是为刁团。1862 年，又有山东客民在唐团边外占种沛地，设立新团，屡与沛民械斗争控。土客冲突日趋扩大化、复杂化。到了这个时候，官府仍未有得力可行的举措， 终于导致 1864 年的流血事件。这年 7 月，新团以两人被杀，遂攻破刘庄寨， 连毙数十命，民情汹汹。漕运总督吴棠饬派徐州镇道带兵剿办，平毁新团， 擒斩至千人之多，并将团地退出，“谓可抒沛民之愤，而折其心矣”④。但事情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

土客构讼，已成不可解之仇。沛人贡生张其浦、张士举、文生王献华等与刘庄事主刘际昌先后赴京，以新团一案，唐守忠主盟指使，情同叛逆，请将各旧团一概剿办各情，在都察院呈控。京城哗然。钦奉谕旨，交吴棠密速查办，不久经吴棠以唐守忠来团最早，其名特著，核诸所控各词，毫无实据， 且与原呈不符，不过欲将新旧各团一概驱逐而夺其成熟之田等语，奏复在案。而沛人纷纷构讼，仍复不休。田产纠纷，逐渐演化为政治性事件。清廷焦灼不安，只得让曾国藩亲自出马了。

1865 年 5 月，作为清廷王牌的僧格林沁蒙古马队被捻军聚歼于曹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殁于阵。朝廷震悼，急令湘军最高首脑、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指挥攻捻战争，并处理湖田争讼一案。

曾国藩到徐州之后，铜山、沛县绅民即赴控各团，呈词累数十纸。曾国

①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第 23 卷，第 74—76 页，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10—211 页。

②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5、106 页。

③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6 页。

④ 《捻军》资料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5、106 页。

藩“以案情重大，实兆兵端，未敢遽为剖断”①。实际上曾国藩对此并无定见，这从他所上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臣博采舆论，昔年铜、沛被害之家， 被水而田产尽失，水退而田复被占，其怀恨兴讼自出于情不得已。近则构讼之人并非失业之户，不过一二刁生劣监，设局敛钱，终岁恋讼。不特团民苦之，即土民亦以按户派钱为苦。而主讼者多方构煽，既以张客压主激成众怒， 又以夺还大利歆动众心。官长或为持平之论，讼者辄目为受贿。各团岂无安分之民？讼者概指为通贼。初至有领地之价，后来有输地之租，而讼者不问案牍之原委，必欲尽逐此数万人而后快。此又新团既剿以后，沛民健讼不顾其安之情形也。”②对铜山、沛县绅民构讼，颇不以为然。可是在另一折中， 又说：“湖团一事，与剿捻大有关系。臣拟将通捻之团酌量惩办，其余数万人全数资遣回籍。现经两次派员前往山东郓城、钜野等处，察看该团民原籍尚足安插否？如可，则遣之东归。在沛县可免占产之讼，在徐州亦无招捻之窝。臣再将资遣事宜，专疏奏办。而臣之赴豫，则须稍迟。如其不可安插， 臣亦不勉强驱遣。在徐、沛不无后患，而臣之赴豫可以稍速。”①即有将数万东省客民资遣回籍之意。两份奏折对照，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未寻到解决湖田一案的适当办法。如果全数资遣，可能会激而生变，于攻捻大局不利，实际上已牵制曾国藩不能迅速赴豫督剿，何堪再由事态扩大！如果对铜山、沛县之民的控告置若罔闻，又可能使土客冲突继续升级，同样有关剿捻大局。这使曾国藩举棋不定，左右为难。

但曾国藩毕竟是老于世故、颇富政治经验的经世派领袖，他从“通捻” 这一点上受到了启发，终于寻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曾国藩在奏折中称：“（同治四年）九月，捻众东窜，远近探禀，均称湖团勾贼。讯据生擒贼供，亦称南王团有人函约贼来。百口一词，虽反复研究，未得主名，而平时该团窝匪抢劫，积案累累，情实可信。又刁团平日窝匪，与南王团相等。⋯⋯除王、刁两团外，其余六团或凭圩御贼，或圩破被害，遭贼焚掠杀掠，其情状历历在目，其为并未通贼亦属确有可据。”②湖团有没有“通贼”，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把握，即所列举的事实，也是不充分的。但他把焦点集中于“通贼” 嫌疑最大的王、刁两团而不及其余，也许这正是他高明之处。

那么，湖团有无“通贼”情事？根据《铜沛湖田纪事始末》、《济宁直隶州续志》、《豫军纪略》等资料记载，湖团“通贼”确有可据，而且可能不止于王、刁两团，铜山、沛县是捻军出入熟路，即土著亦不能谓与捻军毫无瓜葛。但曾国藩为不使事态扩大，权衡利弊，决定采取折衷办法来解决湖田一案，做到既能服铜沛之人心，又不尽逐湖田客民。于是，将对付捻军的

①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

①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

“分别良莠”之策搬了出来：“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其有契串各据产业为团所占急求清还者，是土民之良者也；无契串产业，但知敛钱构讼，激众怒以兴祸端者，是土民之莠者也。其平日自安耕种，如唐团之拒贼殉节，受害极惨者，是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团之勾贼，刁团之容贼，是客民之莠者也。”①良莠既分，曾国藩立即通行晓谕，饬令王、刁两团，勒限同治五年（1866 年）正月十五日以前逐回山东本籍，派刘松山带兵前往弹压。在曾国藩看来，“湖团之事，若全不示之以威，断不足服铜、沛之（人）心”②，故将王、刁两团驱逐。这也可见曾国藩用心良苦。

王、刁两团被逐后，如何处理善后事宜也是烦难之事，一旦处置失宜， 同样会留下后患。这一点，曾国藩是颇为谨慎的。经再三思考，酌定善后事宜三条：酌给钱文，以恤已逐之团；设立官长以安留住之团；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③。在这个善后事宜三条中，曾国藩既要为“骂贼”而死的客民（唐守忠等）树碑立传，又对激众构讼的土著文生（王献华）褫革衣衿；既认定王、刁两团“通贼”，却拿一个在逃者（王长振）尽法处治；驱逐王、刁两团，不外乎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应该说，曾国藩尽量做到了不偏不倚。他在左右为难中寻到这种折衷的办法，在当时不啻为策之上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办法得到清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上谕中说：“湖团争利寻仇，积衅已久。此次曾国藩秉公查办，将王、刁两团全数逐回山东，并酌定善后事宜三条，以期各安生业，永息争端，所办甚属妥速。已明降谕旨，均照所请办理。”①几及十年的湖田纠纷案，总算划上了句号。

综上所述，这起震动全国，长达近十年之久的土客冲突事件，基本上是由湖田纠纷引起的，它代表了土客冲突的一种类型。像这类因田产争执而引发的土客冲突，在近代中国各地时有发生，只是规模大小而已。

①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 13 卷，《复李宫保》。

③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

①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第 30 卷，《湖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