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乞丐职业化

四出求乞的农民，本来属于流民的范畴，但以行乞为职业，实为流民的一种职业流向。

职业乞丐，行踪不定，城市、乡村、名山大川、寺院庙堂、旅游胜地⋯⋯ 到处都有他们的踪迹。在杭州西湖，自灵隐至天门山，周数十里，两山相夹， 峦岫重裹，称天竺山。山分为三，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其林壑之美， 实聚于下天竺。而寺宇宏丽，则以上天竺为最。上天竺两旁，商店、旅馆鳞次栉比，营业者皆释氏弟子。春时香市甚盛，乡民扶老携幼，进香顶礼，以祝丰年，有不远千里而来者，俗呼为香客。“以是乞丐亦多，且率为绍兴人， 尽室来杭，居于山之旁近，晨出夜归，盖以乞为业也”①。尽管他们随处可见，但城市无疑是他们的会聚之所。他们在城市大量沉积下来，形成一个由地痞恶棍、赌徒、娼妓等组成的次生社会群。像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三镇等，都是这类次生社会群的丛集之地。

由于通过正当途径谋生的机会太少，造成丐业的畸形发达，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职业”极细的职业乞丐群。丐群“有可得而言者，而以持棒挈钵、蹒跚躃■于市巷者为最多，沿路膝行磕头者次之，大声疾呼者又次之。此外则各守其习，不能任意变更”②。乞丐的种类主要有：（1）专门于别人家有庆吊活动时前往乞讨者。特别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① 何嗣焜：《存悔斋文稿》第 3 卷，《致江苏刘景提刑书》。

① 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总第 5472 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总第 5472 页。

“商店、人家之有庆吊事也，乞丐例有赏封可得”。这类乞丐，“不论庆吊之为何事，皆有所获，其数视门户之大小以定多寡”。迎婚、出殡“所用夫役，亦皆由丐承充，得佣资焉”。（2）专走江湖之丐。这类乞丐，岁或一二至，“至则索钱于丐头，亦有自乞于商店、人家者”。（3）挟技之丐。他们一般游行江湖，不专在一地。这类乞丐，身怀技艺，或唱曲，或道情， 或舞蛇，或杂耍云，即卖艺谋生。（4）劳力之丐。他们或为苦力作助手， 或帮人曳车上桥，或于车站、码头替人运送行李，以获取酬资。（5）残疾之丐。身体残疾之人，如瞽者、跛者、烂腿者，行乞街头，博得行人怜悯与施舍。“更有手足合一，皆在其头之旁，旋转于地，盖采生折割之凶徒所为， 迫使行乞以获利者”。（6）诡托之丐。这类乞丐，或诡言避灾而来，或诡言投亲不遇流落他乡，或诡言父母病卧榻上，或诡言自身有疾，或诡言家有死尸待殓，等等，以此来骗取钱财。（7）强索之丐。乞钱不与，“则出刀自割，或额或颊以流血吓人者”，皆属焉。（8）卖物之丐，虽为小贩，但“丐头得约束之，故亦可呼之曰丐”①。透过乞丐种类的划分，可见近代中国丐业之发达。由于就业门路太狭窄，加上天灾人祸频仍，乞丐职业化也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病态反映。

乞丐之游食四方，造成大批不受政府管制的流动人口。这是统治者颇感为难的问题。在有关文献资料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收容”、“资遣回籍”、“驱逐出境”等记载。令乞丐流民“归耕”，是统治者一贯的政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流民出境向例在禁止之列。这些在某些地区能够收效一时，但在另一些地区，如淮北，却受到“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的抵制。民国初年蒙城县“刘志有案”就是例证。此案曾引起不小的风波，震动一时。对该事件，此处不拟追根究底，详其始末，仅从蒙城县知事颁布的《严禁出境逃荒文》即可窥见梗概：“案奉巡抚使饬开据铜陵县详报，查得县境西门外蒙城难民领首刘志有、刘望龙带领男妇三百余口实在只六十余口，并验明蒙城县知事所给护照资遣出境，详报查考等情，据此录批饬即遵照办理，毋任流离等因。⋯⋯本知事到蒙两载，上届被灾各村既分设粥厂，复挑河以工代赈，无不力筹安抚，并未发给难民出境护照，且难民出境，迭奉大宪通饬严行禁止在案。本年收成中稔，该刘志有等胆敢邀领男妇六十余口假三百余人之多，私造护照，诓骗妇孺远行赚食，实属可恨。自示之后，如再有此项情事，该领首回归时定即提案惩办不贷，并望各圩长于村内遇有此等贫民出境，务即设法截留，以免失所，其各遵照毋违，切切特示。”

①刘志有案如何结案，并无下文，这张布告，也不啻为一纸具文。一种文化

传统一旦形成，不是一纸文书所能扭转的。刘志有等胆敢私造护照，组织丐帮，违禁运行赚食，正可见这种文化传统的强固性。至于未经允准，私逃出

① 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总第 5472—5473 页。

① 《民国蒙城县政书》乙编，《吏治》。

境者，地方官吏更是难以纠查，传统的保甲之法亦无可奈何，“派甲总之术又穷”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