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流民现象和流民问题

近代流民现象的发生，本来应该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常态。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得常态的流民现象被扭曲，以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种社会病态。

按照“临界最小作用”理论，“农业方面的生产率必须充分提高以使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为整个经济提供食品和原料，从而使农业工人得以解放；同时，工业部门也得到充分发展，为那些解放了的农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①。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②。而近代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伴随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村经济陷入困境，生产要素萎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流民现象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农民正常分化转移的重要障碍因素。当然，正如《中国农民的分化与流动》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分化流动的关系应有正确的理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初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是两个过程同时发生， 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造成的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农村小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又都同时造成大工业对劳动力的要求，而由于工业和农业经济收入差别的存在，吸引农业劳动力源源流入城市。这样，农村相对广阔的土地为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创造了条件，农村人口外流，农村劳动力缺乏，又造成了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欧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终与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提高相伴随。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分化转移是个渐进的过程，既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一下子提得很高，造成农民一次完成转移的情况，也没有一次完全转移，然后再返回来从容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这要充分考虑到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困难性和社会经济的复杂性。既然如此，我们再来审视工业部门的情况。

我国近代工业化可以 1919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工业发展虽

然步履维艰，但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特别是 1914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在这期间，民族工业新设厂矿共 379 个，总投资额为 8580 万元；平均每年设厂矿 63 个，投资 1430 万

元①。然而就是在这个黄金时代，中国产业工人也只有 261.5 万人②，可谓少

① 雷尼斯·费：《革新、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美国经济评论》第 53 卷，第 283 页，转引自郭婉容等

《台湾的经济之路》（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85 页。

① 王建初、孙茂生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

得可怜。一战后，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高压，民族工业一蹶不振，产业工人随时有失业的可能，对成千上百万的流民更是难以吸收。正如周谷城先生所说：“中国的社会问题，最难解决者，几乎就是农村剩余人口无法安插。”

①加上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加入流民大军，于是，流民现象

逐渐发生病变，成为困扰近代中国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② 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 1 卷第 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2 页。

① 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齐鲁书社 1988 年版，第 4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