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间流向的几股巨流

在近代中国，流民的潮流自始至终未曾枯竭，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滚滚洪流。由于流向的可选择性，也因此形成许多“蓄水池”、“泄洪口”。

关于流民的空间流向，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如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何清涟的《人口：中国的悬剑》等著作，都有专章论述移民（自然包括“自发性移民”即流民在内）的流向问题。因此，笔者对此无须详加考察。这里，仅对空间流向的几股洪流，鸟瞰大端。

1. 趋边。向边疆地区扩散，是近代中国流民空间流向的一股巨流。这主要是人口压力流动律造成的。由于内地人口膨胀而边疆地区人口稀疏， 内地抛向社会的流民除在内地寻找谋生手段之外，就是采取离心运动，大规模地向地旷人稀的边区分流，形成近代中国流民空间流向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湖北长阳县“自去岁（光绪九年）水灾后，编氓向各处逃荒。嗣传得陕西某县大疫，地旷人稀，于是长阳县民争往开垦，⋯⋯甚有将田地屋宇变卖， 作为路费”① 。在内蒙古地区，“中国内地的移民，犹若水之就下，他们避开不利的牧厂，流向比较自由的环境和容易获得土地的邻近蒙旗地带”② 。光绪末年，新疆地区“土户客籍，生齿日众，边疆安谧，岁事屡丰。关内汉回携眷来新疆就食，⋯⋯络绎不绝”③。此外，广西、云南、贵州、西藏、宁夏、甘肃等地，也都有大量流民汇聚。

在趋边的流向中，闯关东着实为引人瞩目的焦点。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北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东北土地之广大，人口之稀少，物产之丰富，早已是举世闻名的事实。

日本人称之为东亚的宝库，欧美人则称它为亚洲的新大陆，世界各帝国主义者都曾垂涎于东北。正是因为关东资源丰富，地旷人稀，才成为流民潮趋向的“蓄水池”。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事，自清代以后，逐渐汇合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洪流。尽管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严令，厉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流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多

① 《申报》光绪十年三月十九日。

② 安斋库治：《清末绥远的开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847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922 页。

方闯关。道光以后，前禁渐弛，“游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④。

闯关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流民为最。山东是“地少人稠”的省份，天灾人祸频仍，流民众多，晚清时期，“走关东”浪潮即蔚成大观。当时的关东地区，特别是奉天、锦州二府，人烟稀疏，颇多荒芜之地，稍加开垦，即成膏腴良田。因此，整个晚清时期，山东农民携眷负耒泛辽海而到二府垦荒者，不绝如缕。特别在光绪初年，山东亢旱，收成无望，人们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纷纷出关觅食。据载： “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①到了民国时期， 特别是 1922—1931 年 10 年间，更形成山东流民走关东的狂潮。这除天灾人祸因素之外，近代交通的兴起，也是强有力的刺激。据《胶澳志》记载：“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戴，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 而移出之超过于归还，年辄五、六万人不等，近数年以政令之烦，军匪之扰， 移出之数倍于往昔；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②又据

《东方杂志》的记载：“山东人口每年减少二百余万；胶济铁路之调查，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③。总之，仅民国时期， 山东流入东北的流民即达 1836 万人，其规模之大，“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④。正是他们，为东三省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出洋。指沿海一带农民，漂洋过海，易地谋生，海路因此成了中国流民潮的巨大泄洪口。

还在鸦片战争前，海路外流的农民日见其多，特别是清前期，生齿过繁， 人口压力沉重，沿海居民被迫下海，屡见不鲜。尽管清王朝闭关锁国，厉行海禁，“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岛等，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

①，但偷渡之事时有所闻。鸦片战争后，解除了海禁，遂涌起前所未有的出

洋大潮。

在出洋潮中，下南洋（东南亚）始终是主要流向；出洋的流民中，福建、广东人始终居于绝对多数，这是因为自然环境及人文因素所致。如李长傅所

④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 4 卷，《贡赋》。

① 《申报》光绪二年八月念四日。

② 《民国胶澳志》第 3 卷，第 130 页。

③ 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16 号，第 134—135 页。

④ 《海关十年报告，1922—31）第 1 卷，第 254 页，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38—639 页。

① 《大清律例》第 225 条。

言：“一、广东、福建与南洋一海相隔，往返颇便。如自福建至吕宋岛，不过三百数十海里，利用季候风之力，三日可达，其便利可知。二、中国人因家族观念及儒教思想，不愿弃其祖宗坟墓而远客他乡。闽、广因开化迟，此种思想浸淫未深，且民性慓悍，海盗横行。对于乡土观念甚薄，故人民富于远游之心。三、闽、广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故视海洋为坦途。如唐、宋、元、明出征南海，多以为征集军队之根据地，人民因熟练水师，其习于海外生活，自视为当然。”②但是，经济的驱动因素还是至关重要的。下表是中国太平洋学会 1935 年对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和分析。

出洋原因分析③

可见“经济压迫”是基本的驱动力。此外，南洋谋生较易，以及殖民主义者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甚至用吸引人的条件加以招诱，这对沿海一带无以谋生的农民不能不产生强大的吸附力。如广东“生齿过繁，久有人满之患。三十年以来，谋生海外者，其数既（即）逾百万。其始多不肖奸民， 脱逃转徙，以外国糊口较易，稍稍艰衣缩食，便能捆载而归；后遂有正经商人，携本觅利者。如璋稽考每年归客之数，比之出门者，居十之三四，则知得利不为少矣。而小民赖此一途，柔弱者不至于饿莩，暴戾者不至为盗贼， 岂非天之留此尾闾以惠粤民哉”①。再如福建，“漳泉两府，地稀人稠，居民贫困者多无以为谋生之术，幸海禁大开，于是相率出洋谋食者近至四百万人之多，皆散见于南洋各埠，几乎无处不有华人足迹，极一时之盛”②。

综观中国近代史，尽管出洋浪潮潮起潮落，但出洋人数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历年出洋人数累计为③：

②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第 6 页。

① 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941 页。

② 《大公报》1902 年 6 月 25 日。

③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10、323、326 页。

在这千余万人中，“大部分华工都是以自由的身份出国的”①。所谓“自由的身份”，也就是我们所指的出洋流民。至于被拐骗的“猪仔”、“契约华工”，不属于本书考察的范围。但不论是“猪仔”、“契约华工”，还是以“自由身份”出洋的流民，无论他们流入何地，他们所洒下的汗水，他们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公认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氏，谓马来半岛之有今日，皆华侨所造成。前沙劳越王不律亦云，微华侨吾人将一无能为。由此可见华侨在世界近代史上之地位矣”②。

流民的空间流向，改变着近代中国人口分布的大势，使东西两部分人口分布的悬殊差距有所缩小。但空间流向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我们接下来考察他们的职业流向。

① 陈碧笙：《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见吴泽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 页。

②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