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居城效应的多角透视一、多方面的正效应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说：“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何可得也？欲清辇之道，在使民各聚其乡始。”①就是说，农民离土居城，有百害而无一利。顾炎武的认识，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家们的一般观念，即农民“居城的病态观”。这种观念，到了近代，虽然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成为一般人的共识。金轮海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中谈到人口的变动时说：“鸦片战后，资本帝国主义挟其大量余资， 与新式机械，在通商口岸渲染了些资本主义的色彩。⋯⋯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因此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乘机抬头，使中国渲染了很浓的资本主义化的色彩。⋯⋯于是农村中的劳动力，初则剩余的劳动者都拥到都市里去了，继则农村中的青年劳动力，即是生产的中坚份子羡慕着都市的繁荣， 投身工业的比较能够多得些工资，也都向都市中乱涌，向资本家出卖其劳动力，终则以农村衰落，而建筑于农村上的工业，日形没落，⋯⋯因此，从农村拥到都市的劳动者，都成了可怜的失业之群。所以农村劳动力胡乱的拥进都市，一方面，使农村中失却生产的中坚份子——青年劳动力，而另一方面产生了大批的失业之群，这当然是人口变动的变态。”①研究人口问题、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大多持类似看法。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至少是不全面的。它只强调“病态”或“变态”、负效应的一面，而对“常态”、正效应的一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笔者认为，流民进城，有着多方面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端： 第一，流民进城，有着助推城市化进程的一面。所谓城市化，是指城市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日益增加的过程。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道路。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随着闭关锁国的大门的洞开、通商口岸的开辟、近代工业的成长以及交通运输结构的改变，一批近代化城市迅速崛起，与此同时，传统城市逐渐抹去传统色彩而转向近代。城市规模、数量及职能出现了显著变化。首先，城市数目不断增加。据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江苏省》统计，江苏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清末有 7 个，1919 年增至 10 个；

5 万人以上的城市，清末仅 1 个，1919 年增加到 7 个，1932 年更增至 17 个；

2.5 万人以上的城市，清末 9 个，1919 年增加到 16 个，由此可见一斑。其次，城市类型增多，出现了殖民地化城市如长春；农产集散中心城市如石家

① 顾炎武：《日知录》第 12 卷。

① 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 1937 年版，第 342—343 页。

庄、郑州；交通枢纽城市如蚌埠；新式矿山城市如唐山、大同；近代商业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再次，如下表所示，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发展状况①

正如前文在谈到城市的近代化和城市流时所说，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人口的城市化是同步的、互为因果的。人口的城市化对城市化提出要求，如对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政建设的加快等，都是强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可见，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这个过程恰恰是依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进行的。流民进城、居城，对加快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如清末民初，江苏县城人口达 9.7％，江南则达 10.8％，1919 年县城人口达到 19％以上，居全国最高水平，这种局面的出现，照王树槐的话说，正是“走向现代化较快的结果”①。

城市近代化的核心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流民进城，从事工商活动，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面貌的改观。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自不待言， 就连一些小城镇也因此呈现繁荣景象，如上海附近的曹家渡，同治初年仍“地甚荒僻，绝少行人”，光绪年间开办缫丝厂、面粉厂等“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聚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鳞次栉比，烟火万家”。南汇县的万祥镇，“昔本无市”，光绪以后“市面日渐繁盛，⋯⋯有花、米、榨油等工厂，港南有善堂，有学堂，廓然大规模之市镇焉”②。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

列宁在论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指出：“居民的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所掩盖了）、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期中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并且现在还在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形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③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近代中国。如上所述，流民进城，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其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流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些无地少地，或破产的

①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4 年版，第 490 页。

② 转引自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34 页。

③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32 页。

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成为产业预备军。他们随时可能为工商部门所吸收。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流民大量涌入城市，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城市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工人阶级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由小到大，到一战结束时，形成为 260 多万人的阶级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支重要力量，在“五四”运动时以独立的姿态跃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逐步确立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毛泽东曾作过总结，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①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三，城市是流民汇聚之所。由于流民来源地不同，他们杂处一起，必然带来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加上城市文明的影响，使他们的思想、行为等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约束。这是进步的。如列宁所说：“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的旋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②另一方面，回流人口如季节性流民，成为城市文明向农村传播的中介。“移回的人口大致于家乡不利，因他们虽能输入新思想，但同时增加人口密度，因此增加生存竞争的剧烈性”③。这里虽然强调回流人口的不利因素，但没有否认其“输入新思想”的积极作用。流民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正是他们把城市文明输入农村， 给封闭的乡村带来新鲜空气。

第四，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曾充任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周报》记者的日人田中忠夫，在沪设立“田中农村研究所”，研究近代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他指出：“中国古来是宗法制度的社会，一族同居，视为美风；农民虽有定期归乡与家族的离村等事；但尚有阻止离村的微效，近来因为各种生活上的压迫，强大的宗法制度的威力，已被蔑视，家族散居四方，农业劳力组织的基础的大家族制度，已渐渐地弛缓崩溃了。⋯⋯ 城乡的男女比例的破坏，使中国视为早婚多产的理想社会，一变而为独身晚婚、避妊，及堕胎等风气，故现在为中国社会的根干的大家族制度，也渐次地崩坏了。”①农民离村居城对大家族制度的冲击，无疑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大家族制度的渐次崩解，旧的家庭制度随之发生裂变。“随着赚取工资的子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488—1489 页。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27 页。

③ 陈达：《人口问题》，《民国丛书》第 1 编之“十九”，上海书店 1989 年版，第 263—264 页。

① 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社会月刊》第 1 卷第 6 号，第 15 页。

弟们和妇女们在财政上获得自立地位，家庭不再是一个控制个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单位。相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非个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机能而不是地位或特定的亲属关系的机能。在拥挤的贫民窟和血汗工厂中，新的价值观开始形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厂工人的数目开始缓慢地增加”②。群体意识、政治意识逐渐形成。

总之，流民进城，无论进工厂，还是从事城市建筑，或做流动小贩，或从事家庭服务（保姆）等，无疑给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注入活力，对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