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一、离村率：一个量化分析

进入近代，流民问题“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②。这种严重化的态势，在史籍中是有迹可寻的。还在咸同之季，就有人惊呼，“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此皆游民耗■于农者也”③。流民问题的严重性，还引起外国旅行家的注意，据 1904 年 4 月 8 日《北华捷报》的报道：“旅行中最令人注意的事，为步行到北方去寻找工作的大批苦力。其中很多是往满洲去的。我们当中最老的一位旅行家，在这条大路上来往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步行流徙。本报记者曾耐心的数过两次，其结果如下：三十五分钟之内走过了二百七十人； 又二十分钟内走过了二百一十人。这两个数目是在不同的两天分别数的，可以作为每天旅行人数的一个合理的平均数。”①又据 1935 年对 1001 个县的

调查，农民流离逃亡者至少有 2000 万以上，以致“户鲜盖藏，途有饿莩， 年富力强者，多铤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 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②，引起社会的不安定。

流民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在农民离村人数的急剧增加。下表是据1933 年调查的离村农家数及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之百分比③：

② 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 4 卷第 12 号，第 72 页。

③ 《皇朝经世文续编》第 34 卷。

① 《北华捷报》1904 年 4 月 8 日。

② 上海《大晚报》1935 年 6 月 28 日。

③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 4 卷第 7 期，第 173 页。

续表

这份统计资料当然很不全面，其精确度如何，有多少代表性，也是令人置疑的，但在缺乏有关统计资料的情况下，这份统计表还是能够说明流民问

题相当严重这一点。我们不妨再作些具体考察。先看苏、皖淮北地区：

据《凤台县志》记载：“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 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① 这是晚清时期的情况，如果在平时，离村率达 30—40％，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只是笼统的说法，用离村率表达， 显然偏高了。

民国时期，Malone 和 Tayler 于 1921 年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如下②：

仅就表列各地方来看，平均离村人口率为 2.92％，淮北宿县高出这个平均值。

再就村别来检查，如下③：

由此可见，平均每村离村人口，淮北较江南为高。尽管这个平均离村人口率与前列 1933 年苏皖离村情况的调查不能相比，但亦可感觉到离村率增长的动态。

再看山东省。据 1921 年的调查，沾化县的离村率为 8.7％，但 10 年以后，据南开大学王药雨教授的调查，山东离村率最低的为西部的夏津和恩县，约 10％左右，最高为南部费县、莒县，达 60％左右。农民背井离乡， “在急激地增加”①。

① 《光绪凤台县志》第 4 卷。明清时期凤台为凤阳府所辖，地跨淮河南北，因可纳入淮北地区的区域范围。

②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36 页。

③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37 页。

① 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 号，第 52 页。

最后看河北省。

定县历年外出谋生人数② 1924 — 1934 1931=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历年外出谋生人数有增有减，但总的趋势是惊人的剧增。众所周知，定县是“平教会”“复兴农村”的模范实验县，流民问题尚且如此严重，其他各县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流民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离村率不可能作出全面反映（特别是晚清时期还缺乏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尽管如此，近代中国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从离村率仍可以窥见一斑。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每逢灾乱之年，众多农民流离失所，这时，离村率的涨幅与灾乱的严重程度是成正比的。如捻军起义期间，淮北农民“非死即徙，十去七八”①；1920 年闹灾荒，濉溪张庄逃荒外出的占全村总户数的 77

％②。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离村率因此经常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在近代中国，离村率是判断流民问题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尺，就总体而言，确系如此。但离村情况复杂，如有求学、做官、投亲访友等等，不过这在离村率中所占比重微不足道，不足以妨碍我们使用离村率这一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