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所占百分比①

就是说，到别村去做雇农或开垦的流民至少占 28.5％。这个统计说明， “农村流”量略小于“城市流”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①。这就使我们对农村流所占的比重难以作出比较精确的评估。尽管如此，农村流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则无庸置疑。欲令中国农民走出黄土地， 实在是困难万分的。

以淮北流民为例。淮北流民以向南方乡间流动者居多，或长驱直入，渡江南下，或渐渐推进。长江以南、江淮之间，都有淮北流民散布。这种流向， 使人口学“狭乡流向宽乡”的人口移动规律无法解释。但南方自然资源较淮

①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 3 册，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52 页。

北富裕，又使这种流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流民南向，或从此落地生根，或作为“候鸟人口”随季节变化南来北往。凡此，使江淮之间、南方各地乡间以及城市郊区，都有一定比例的客籍人口。

如盱眙县，“光绪十六年⋯⋯土户二万三千三百四十户，男五万九千五百八十三丁，女四万五千四百六十四口；客户七千一百六十四户，男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五丁，女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口”②。这 31008 人，多由淮北迁来，所谓“泗民避水，亦多迁于盱”③即是。

又如光绪六年，移入宜兴之民计 4317 人，其中来自河南者 2268 人、浙

江 647 人、江北 1402 人④。无锡、金坛、六合等县，亦有大量流民迁入⑤。

民国元年至民国 23 年，移入句容者 4680 户，多由淮北地区而来①。

流向城市郊区的也很多，如上海郊区江湾乡，“有相当数量的外乡人， 大多均已落户，其成份较为复杂：有些是苏北、皖北等地逃荒来的农民，他们都开荒或租种若干土地；也有做小贩或有子女去工厂做工的”②。苏州郊区的外籍人口也很多。如苏州市郊共 27549 户，125973 人，其中苏北、浙江等外籍户计 18313 户，占总户数的 66.47％；外籍人口计 78945 人，占总人口的 62.67％③。那些行踪飘忽的流民还未统计在内。

至于农村流的职业构成，要比城市流的职业构成单纯得多。而且，农村流民对职业的选择，也可以在当地即不经过远距离空间运动来实现。这一点，与城市流略有不同。

农村流民对职业的选择，比较普遍的是重新回到土地，但不是占有土地，而是以其劳力，受雇于人，实现与土地的结合。他们被称为佣工、雇工或杂户、浮客、浮食游民，是“没有生根的”农村无产者。这些“没有生根的”人，在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如浙江长兴县，“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 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④；河南“农村中贫困的农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者，一天天增加，也是农村经济极度衰落的一种反映。滑县、封邱、阳武、原武、延津诸县，每年总有大批农民， 成群结队往山西去，多数当雇农，少数租地耕种”⑤；东三省“由中国内部

② 《光绪盱眙县志稿》第 4 卷，《田赋》。

③ 《光绪盱眙县志稿》第 1 卷，《疆域》。

④ 《光绪宜兴荆溪志》第 3 卷，第 3 页。

⑤ 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民国年刊，第 154 页。

① 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4 年版，第 454 页。

② 《上海市郊区江湾乡农村情况调查》，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2 年印行，第 144 页。

③ 《苏州市郊区土地关系的特点》，同上，第 170 页。

④ 《民国长兴县志拾遗》下卷，第 13 页。

⑤ 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第 1 卷第 2 期，第 62 页。

移往东北的居民，大多是一贫如洗的贫农和灾民。他们不但绝无购买或承领荒地的能力，也无抢垦底可能，甚至初到时连独立租地耕种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既不能得到当地政府之经济上的帮助，又不能获得地主底相当的宽待， 因此初到时大多只能当雇农”①。

佣工，有长短工、月日工、季节工等形式。

对南向的淮北流民来说，季节工是比较普遍的。南北收获季节相错，为这种雇佣形式提供了可能。以稻米生产为例。江北各县盛产籼稻，下种早而收获亦早，普遍均在清明、谷雨间下种，立夏、小满间移植，白露、秋分前后收获，其收获期之尤早者，往往在立秋、处暑之间。苏、常、淞沪一带则以种植粳稻为多。粳稻多在立夏后下种，芒种后移植，白露、霜降之间收获， 其尤迟者，乃至立冬左右，方始收获。大江南北，稻谷收获期相差达两月以上。“因此江北一带之劳动阶级，每于收获后，渡江南下，求佣于江南农家， 晚稻收获后，方再北回”②。至于旱季作物，除季节差外，经营每多粗放， 这就连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也要南向求雇于人，期得额外之收益③。

淮北流民南向，从事垦殖的亦复不少。如太平天国失败后，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④。形成淮北农民南向垦荒的高潮。经过垦荒，他们有的变成小土地所有者，有的成为佃农，有些则受雇于地主。以来安为例。该地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耕地大多荒芜。地主、恶霸、官僚等趁机凭其封建势力，将山岗野地掠为己有。如半塔整个山区几乎都是向、田、朱、冯等姓地主的土地。起初半塔仅有少数熟田，后由淮北泗州、宿县、灵璧、睢宁等县受水灾的流民，及山东费县、滕县等地区受旱灾的农民，逃荒至此，受雇于人。地主为扩大剥削收入，凡是避水、旱灾荒来此的农民，都督促他们开垦。这些逃荒的流民，为维持生存，只得为地主垦荒。辛勤的耕作者，而将荒瘠的土地，开垦成为地主的良田①。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加快，江南农民流入城市，雇农由农转工者大有人在，农工缺乏。北方流民的南下，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如无锡“水陆交通，为米、麦、杂粮汇集之所，以故堆栈林立。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 大都改入工厂矣。⋯⋯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工价年计三十元至六

①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97 页。

② 胡焕庸：《江苏省之农产区域》，《地理学报》1934 年创刊号，见胡著《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③ 窦镇山：《宦吴禀牍》第 85 页，《禀武进沙洲被灾查勘办理情形》。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 7 卷，《平贼议》。

① 《来安县殿发乡农村经济调查》，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 年版，第 79 页。

十元不等，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多得矣”②。总之，“生长在江南的儿女们，⋯⋯又年年看见许多江北人来到各县的乡村，开垦荒田或是佣工”③。这种现象，从晚清到民国，可以说从未间断过。

至于未经较远距离的空间移动、从淮北农民分化出来的流民，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主要是为人佣工。佣工形式，不外乎长短工、季节工之类。

对淮北长工及其生活，《东方杂志》有一段记述：“雇农之衣食，非常朴素而简单。伙食虽由雇主供给，然雇主率多啬吝⋯⋯四季衣履，全由雇农自备，以收入极微故，所以皆褴褛不堪，补绽堆积数层，视为常事。无被褥， 冬日则卧于喂牲口之草堆中，俗谓之‘钻草屋’，夏日则只需一条苇席而已。树荫场上，随处尽可安眠，‘打长工，不要提，手中草帽一条席’，其生活简单可想而知”①。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

到了农忙季节，许多“浮游无根”的“失土者”，和其他商品一样，聚集镇中一定处所。他们成群结队，各背包袱一个，戴着一个像龟壳似的“度夹子”，一手持镰，在市场中站着或坐着，等候雇主光顾。如果不是工资抑压太甚，他们便会随雇主而去②。

工资形式，各地有所不同。淮北地区有仅给田地使用权以代工资者如砀山；半给地半给工资者如涟水；类似租佃之雇佣者如定远③。工资水平一般很低，至多只能维持一人的生活，至于养家，实难顾及④。由于收入不敷， 雇工于农隙之际，或驱驴，或推车，输运行旅货物，日所得于短工埒。他如取鱼、伐薪等事，视所在之地而殊焉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