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流民现象发生的文化学考察一、一种文化现象

流民现象无疑是一种社会现象。在西方文化社会学者的视野里，几乎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文化现象②。如此，把流民现象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在产生流民的合力中有没有文化的因素起作用，倒是一个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的问题。我以为，文化因素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否具有普遍性则未必。在一些地区，特别是生存环境比较稳定的地区，文化因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比较明显，以至于我们探讨流民产生的原因时不能也不应该小视文化因素，如在山东有些地方，流民“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几与凤阳游民同，到处流亡，以四海为家”③，无怪逃荒流民诗咏道：

有田胡不耕，有宅胡弗居， 甘心弃颜面，踉跄走尘途。如何齐鲁风，仿佛凤与庐。其始由凶岁，其渐逮丰年， 岂不乐故土，习惯成自然。①

流民现象“浸以成俗”、“习惯成自然”，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方面，凤阳府属淮北地区最具有典型意义，我们仅以此为案例，进行具体剖析。

提到淮北流民，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凤阳花鼓。其实，淮北流民与凤阳花鼓之间开始并无必然联系。凤阳花鼓是戏曲文化的一种，与我们所说的文化现象也不是一回事。不过，为了下文研究的需要，我们还是从凤阳花鼓谈起。

远在明朝中叶，凤阳花鼓就在我国江浙一带流传。明末画家顾见龙看过凤阳花鼓后，曾作《花鼓子》一图。到了清代，凤阳花鼓更加盛行。

清初，戏曲艺人将凤阳花鼓发展为独立的“二小戏”，名之《花鼓》， 收入乾隆年间编纂的戏曲剧本选集《缀白裘》中，以后，凤阳花鼓在徽调、昆曲、京剧、湘剧、楚剧、秦腔、绍剧、傀儡戏、沪剧、蒲州梆子、云南花灯、黄梅戏等各类剧中以不同形式广泛流行开来。

我们考察凤阳花鼓的历史轨迹，旨在说明凤阳花鼓是一种地方戏曲，开始与淮北流民并无必然联系。但淮北流民为“壮家室流离之苦”，便与凤阳花鼓结下了不解之缘。凤阳花鼓的传播、繁荣与流民不无关系。但流民和凤

② 参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 页。

③ 《乾隆沂州府志》第 4 卷，《风俗》。

① 陈登泰：《逃荒民》，见张应昌《清诗铎》下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63 页。

阳花鼓的结合，使凤阳花鼓衍生出与戏曲文化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可称为“乞食文化”，一种流动着的文化。流民流浪到哪里，这种文化随着流传到哪里，从而实现文化自身的传播、扩散，丰富文化自身的内涵。但以凤阳花鼓作为表现形式的“乞食文化”还不是流民现象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化本质，至多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

作者所以把淮北流民现象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归根到底不是因为凤阳花鼓的弥散，而是基于以下种种现象的考虑。

据《清稗类钞》的记载：

江、浙接壤处所，每入冬，辄有凤阳流民行乞于市，岁以为常。揣其乞食之由，则以明太祖念濠州（即凤阳府）为发祥之地，乱后，人少地荒，徙江南富民十四万以实之，私归者有重罪。富民欲回乡省墓，无策，男女扮作乞人，潜归祭扫，冬去春回。其后沿以为例，届期不得不出，遂以行乞江湖为业矣。①

就是说，行乞江湖已成为一种“沿以为例”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经形成， 便具有了文化的传承性特征，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驱动力，使之“不得不出”。

朱元璋迁徙豪富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凤阳“编民”的逃亡也是周知的事实，但因所引为稗史资料，或以为不足为据。实际上这方面的材料还有很多， 何嗣焜曾说：“此辈秋收之后，年年南下，习以为常”②，《申报》所载“散之四方以求食，春间方归，以事田畴，谓之逃荒。此其相沿之积习也”③ ， 都可以证明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说淮北流民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还在于这种现象已成为一种民风。《皇清奏议》记载说：“凤、颍民风乐于转徙，在丰稔之年，秋收事毕， 二麦已种，即挈眷外出，至春熟方归；歉岁尤不能无。”①《清稗类钞》也记载了淮北地区类似的情况②。另据《凤台县志》的记载：“民性不恋土， 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③可见这种风习弥漫于淮北大部分地区。

淮北流民冬去春回，无论丰歉，习以为常。光绪三年，皖北丰收，而照例到扬州“逃荒”者不减往年，对此每有莫明其由、感到不可理解者，丰稔之年，何以“仍复络绎而至维扬也！”④其所以感到不可思议，就在于没有

① 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总第 5475 页。

② 何嗣焜：《存悔斋文稿》第 3 卷，《致江苏刘景提刑书》。

③ 《申报》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① 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06 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总第 5486 页。

③ 《光绪凤台县志》第 4 卷。

④ 《申报》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八。

看到这已是淮北民风、民性，是一种文化现象的缘故。

如果说凤阳花鼓是一种文化符号，“凤阳婆”同样是一种文化符号。在江南地方，人们看到女丐，无论其是否来自凤阳，一律称为“凤阳婆”⑤ 。在他们的心目中，“凤阳婆”已不再是凤阳女丐的专称，而仅仅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是把淮北流民现象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旁证。

综合上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淮北流民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淮北流民行乞江湖，与这种文化因素促动有关。

任何一种文化，随着星移斗转发生变异外，还有传承性的一面。在本世纪的 80 年代，在淮北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万元户村——马家村。这个村子里， 家家都是万元户，家家都靠行乞致富。马家村很早就有行乞的传统，据说当过乞丐的朱元璋就是从这儿走出来的。在这里，谁也不认为行乞不光彩，在他们看来，务农是副业，外出行乞才是正业。当马家村所属的镇委书记劝他们“转换观念”时，回答是：

“那咋行？呆在家里会活活闷死。”马家村人一副不乞讨，毋宁死的神情。

“是不是乞讨比干活来钱快？”书记问。“不全是。惯了。” “改不过来？”书记步步深入。 “可以，到困进棺材那天就改了。”①

由此可见，行乞的“习惯”、“沿以为例”这种文化传统，直到今天， 还能够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并且还在发挥它的驱动作用② 。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应该对这种经年不改的文化传统，追究“何以至此”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