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尔阁

虽然杜尔阁不是计量经济学家，但在我们历史博物馆的这一部位却给他的大名留出一席之地，那是因为人们常常把他和重农学派划在一起，虽然大部附加一些条件。乍看起来，这好像是有足够理由的，因为他的主要著作有许多地方显然是想强调他是忠于重农学派教义的。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些语句：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泉源；农耕者不但生产他自己应得的报酬，而且也提供用以酬劳工匠阶级和其他被雇佣者的收入；农事活动是社会发动机的原动力，而制造商的活动仅在于改变形状；农人支持和养活了所有其他阶级，等等。但是如果再仔细一看，我们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上述语句所安插的地方同论证本身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可以删掉它们而不会影响其余的内容，事实上反而增加了前后的一致性。因此，如果我们坚守本书在解释这类信念的表白时一贯采用的原则，就是说要与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有关为原则，那么我们除了略去这些语句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对此应作何想法呢？首先，如果我们是在研究一篇古代的文献，考证工作中普遍被接受的规则会使我们对这些语句产生怀疑。碰巧在这个特殊场合，这种怀疑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我们知道，在杜邦与杜尔阁之间关于后者手稿的出版问题曾经有过一场不十分友好的讨论，结果究竟如何，我们不大清楚，可是我愿意撇开这一点。与此无关的另一点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杜尔阁的慷慨性格，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等待出版的那个特殊时刻，他会不嫌麻烦地对一个他在科学的经济学的许多问题上持相同看法的集团表示敬意——他也许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例如有关资本理论的问题——在与经济政策直接有关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也完全赞同这个集团，虽然对他们政治哲学的某些地方他是不同意的。这种设想把他放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地位，不像一般人为了标新立导，故意强调和同伙们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们从这些同伙那里获益匪浅。根据这种设想，不应把杜尔阁看成有保留的重农学派。而应列为同情重农学派的非重农主义者。这样说似乎比较符合事实。

我们不怕麻烦地把杜尔阁和重农学派分开，不仅是要用他的形象理所当然地屹立在它自己的柱脚之上，而且是为了要把这个柱脚安放在正当的位置。因为他与另一个集团的联系较之与重农学派的联系更为密切，如果“集团”一词仅代表很松散的关联，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这个集团的中心是一位坚强而有影响的人物，但不是空头理论家，也不是任何“体系” 的代表人——他就是古尔内①。这一事实，作为杜尔阁这个经济学家的背景，

① 特别请参看琼·罗宾逊：《货币理论与产出分析》，载于《经济研究评论》，1933 年 10 月号。

① 雅克·C.M.文森特·德·古尔内（1712—1759）是一位中产阶级商人（‘德·古尔内’这个姓来自一个经商的亲戚遗留给他的一笔地产）；晚年，他买了一个商务监督的职位而成了政府官员。他完全属于那种高傲自负的人，而这种人在英国以外是很少见到的。他对经济学作出的伟大贡献很难归类。这些贡献并不体现在出版物中（虽然他也写过报告，并给英国经济著作的译本作过注）。他的信札与各种演说（有一篇

对我们很有启发。古尔内到过很多地方，对英国的情况很了解。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观点，具有一种道地的英国气味。他的著作中有几部译著，特别是蔡尔德的《新谈话录》。杜尔阁是他个人的朋友，同时杜尔阁也对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感兴趣，其中尤其是休馍与乔赛亚·塔克，这两个人的著作他也翻译过。假如这个明显的推论可以信赖，我们这里就有一个例证足以说明，不仅政治观念，而且科学思想也是可以越过英伦海峡而互相交流的。这种可能存在于蔡尔德、休谟、杜尔阁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特别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在杜尔阁的名字之后加上 A.斯密的名字就更有意思了。②至于他背景的法国部分，最重要的人物要算是坎梯隆。

杜尔阁的辉煌成就，他在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以及他当之无愧地在由他和贝卡里亚、A.斯密组成的三位一体中作为一份子的权利，都是充分的理由足以说明为什么要对这个人和他的事业考察一番。安内·罗伯特·雅克·杜尔阁，劳恩男爵（1727—1781，他同时代的人称他为杜尔阁先生，1750 年前，他以勃鲁古尔神甫知名），出身于一个诺尔曼的家庭。这是一个古老的、如果不是地位很高的贵族；家道如果不算富有，也算是小康。按照社会学上的分类，他的家庭可以用英文的“绅士”和德文的“容克”来形容。他是第三个儿子，受的是教会教育，这种僧侣教育给他聪明与早熟的天才以充分活动的自由。我们在列举他成功的因素时，这一点应受到承认，虽然通常人们没有这样做。作为索邦神学院的一个神父，他满怀宏伟的计划并具有广阔的眼界（在科学和其他方面），在该学院成为很有威望的人物。他写作，参加讨论，经受了他青年时代第二次塑造他性格的深刻影响，那就是“百科全书派”的影响，虽然不久他就摆脱了这种影响。然后他从牧师的生涯转到了公职；在他一生的其余工作岁月中，他一直都在政府任职。所有时代和国家的官僚政治也许都会为他这样的公职人员感到骄傲，因为他不仅是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官僚政治的一件装饰品，而且这种官僚制度也是塑造他这个人的第三次环境影响。在 1761—1774 年担任里摩日州州长时，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热情、智谋与公忠体国的精神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由于这方面的成功， 1774 年他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几个月后又任财政大臣。财政大臣他只当了二十个月，大部分时间为风湿病所苦。下台后，他过着隐退生活一直到他去世。

除了我们经济学家应该为有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同行而感到骄傲外，他

题为《自由放任》的著名演说稿据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也不能适当表达他在我们这门科学历史中的地位。我们深知他对当时最有头脑的一些人物施加影响并在形成经济政策的意见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也一般地知道他拥护什么，例如放宽公共管制的枷锁，提供适度的保护等类似的主张。但我们只能感觉到，或从少数迹象中构想出他对分析工作的建设性的影响。他自命为他的朋友们的导师，他知道如何选择这些朋友！同时像一名好导师那样，他宁愿不表露自己，以便使别人的学说增加一些激发性的启示。他有两项业经证实、值得我们感谢的贡献，那就是他对坎梯隆的著作卓有成效的宣传，以及对杜尔阁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进行的教育。可是在这两项最高的成就外，必然还有比较广泛的中等贡献。从“教师”这个词最崇高的含义来说，这个人虽然就技术意义而言从来没有教过书，但他也许是曾经活着的最伟大的经济学教师之一。因此每一本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给予他的传统地位是完全正当的，不管这样做的直接依据是多么微少。所有论述重农主义的文献都要谈到他。G.舍勒的《文森特·德·古尔内》（1897）仍然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同时参阅杜尔阁著作集中的《文森特·德·古尔内颂词》和 A.昂肯的《准则：自由放任》（1886）。

② 请参阅下面第六章第 6 节。

的上述生涯对经济分析史的主要意义在于说明了为什么社尔阁的科学工作未能产生充分的结果。不过经济思想的传记家与历史家总是以大部分篇幅来叙述他做财政大臣的业绩，并在叙述时传播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与我们这门科学的社会学有关，因此必须简单地提一下。不过在这样做以前，我要否认自己对经济学史可以炫耀的这位不可多得的人物有任何贬低的企图；不消说，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写一部有关伟大的财政部长们的书而不包括杜尔阁在内的。故事中的第一篇可以题命为“行动中的经济学家”。它说的是一个人从科学分析中找到了治国的良方；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急于付诸实施。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杜尔阁自始至终是个伟大的公职人员。他也是以公职人员的眼光来看待国家与社会。所以当他取得了内阁中的职位——这里如果使用“权力”这个名词将会引起误解——他就着手改进财政管理以及濒于绝望的皇室财政状况。他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事实上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成功，这就是他的主要业绩。他还通过皇家教会建立了谷物的国内自由贸易，以及——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唯一另一条措施——废除了手工业行会制度。这些以及其他次要的措施从政治上说并不成功，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策略方面，因此直接引起了强烈的反抗，而对于谷物贸易的反抗则是由于运气不佳——碰上了农业歉收。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杜尔阁实际做到或打算要做的没有一件和任何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学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这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公职人员的份内之事，只要他能认识时代潮流而且以务实的精神去迎合这种潮流。他很不习惯于遵守抽象的原则——当然这更增添了他的声誊——以致有一次他实际采用了保护关税，而在另一个时候又（在化学工业部门）开办过国营企业。重农学派当然为他喝采，为他宣传，但对他的政策没有多大影响，和他出任部长更没有关系，因为 1774 年他们所处的地位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他的下台也不意味着任何他们特有的学说遭到了失败。

另一个故事是从法国大革命的传说引导出来的。既然大部分论述杜尔阁的人都同情革命，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受情感驱使，必然要选择少数在革命前旧政权时代供职的官员，把他们吹捧成“在专制的黑暗中为光明而战斗的英雄”。杜尔阁就是革命者自己首创的这种传统的主要受惠者。这些人甚至有时正式称杜尔阁为“好公民”；而有些作者还加上一句，说杜尔阁是由于民意而被提升为大臣，又由一个策划阴谋的宫廷的紧急命令而被革职。事实上杜尔阁之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是由于一位十分善意的君主要在他的官吏中物色一位最佳人选来担任这项工作。假如有什么其他势力的影响，那就是莫拉帕大臣的影响。杜尔阁上任后，无疑就怀着最值得称赞的动机，开始大量依赖皇室的特权来做工作。这时，当一位部长受到了君主的支持，就很容易起草极好的敕令，而迫使拒绝接受敕令的国会通过和施行。既然政府的政策要在活着的人民和团体中间推行，因而困难在于使那些敕令为人们所接受。路易十六一开始给予全力支持。他虽有很多好的品质，麻烦正在于他不是一个暴君而且很不愿意使用强制手段。虽然杜尔阁也是宫廷和其他阴谋要对付的目标——对宫廷来说，主要是由于他的紧缩政策——但农村无产阶级和手工业行会的普遍抵制后来却成了整个局势中的主要因素；当时甚至发生了地方性的叛乱，被杜尔阁用高压手段加以镇压。说杜尔阁是被国王提升为大臣又被人民所推翻，那也不真实，不过要比相反的说法更接近于事实。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关系，是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位自古

以来最伟大的经济科学家之一的个性。上面提出的解释使国王变成比通常的形象更好的一个人，但是这里有关重要的只是它也没有使杜尔阁变得更坏。它仅仅使他变为另一种不同的人物。我们看到这位卓越的公职人员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和（也许是）好的顾问，但不是一个领袖或者策略家。我们也看到他的诚实和坚定（这与其他解释者所见略同），同时（这也许没有给这些解释者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还有对国王的忠诚。曾经有人提出一个学究气味的问题说，如果他继续在位，他是否会阻止大革命的发生？回答要看我们讲的革命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指君主的推翻与过度的流血，那么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过这与其说是由于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许会实行改革，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乐于动用军队来实行镇压。无论如何，没有一顶自由的帽子是适合杜尔阁戴的。

他的主要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是 1766 年为了帮助两个中国学生而写的，发表于《每日记事》（1769—1770，英译本，1898。上面已经说过，由于杜邦在编辑方面的干预，可能是为了重农学派正统的利益，出版时曾遇到一些阻力）。对这本书作有益补充的一些其他出版物，最重要的是《古尔内颂词》，给西塞神甫论纸币的一封信（这是他第一篇有关经济的出版材料，1749），对于圣佩拉维（1767）与格拉斯林（1767）论间接税的文章的《评述》，以及一篇论货币贷款的文章（1769）。他对百科全书的贡献包括撰写“存在”、“膨胀性”、“语源学”之类的条目，以及对伯克利哲学的批判——还有其他许多文章——也很有意思，说明了他的知识领域是多么广阔。杜尔阁的文集先由杜邦·德内穆尔（1808—11）、后由 G.舍尔

（1913—23）两次加以编纂，后者就是现在采用的版本。里昂·萨伊的《杜尔阁》已由 M.B.安德森（1888）译成英文。同时可参阅艾尔弗雷德·内马克的《杜尔阁⋯⋯》（1885）；S.法伊博根的《斯密与杜尔阁》（1892）； w.w.斯蒂温斯的《杜尔阁生平及著作》（1895）；特别是 G.舍尔的《杜尔阁》

（1909）。

如果我们现在试把杜尔阁的科学品格与贝卡里亚、A.斯密的加以比较，他们重要的相似之处首先很今人吃惊。这三个人都很渊博：都站在商业与政治舞台之外；都专心致志地尽力于本职工作。社尔阁无疑是三人中最有才华的；虽然他的才华有些浅薄，但不是在经济学方面，而是表现在外围的知识领域。从科学成就来说，主要不同的地方是 A.斯密在非科学性的工作上很少花费精力，贝卡里亚则用得很多，而杜尔阁从 1761 年起几乎花费了全部精力。在居住于里摩日的十三年中，杜尔阁极少闲暇；在他（接近于）两年的部长任内，实际上没有闲暇。他创造性的工作肯定是在 18 岁至 34 岁之间完成的。这就把需要解释的都解释了。这倒不是关于有关的三种著作的价值的互相比较，而是关于它们能不能算是完成的作品在程度上的差别。

以杜尔阁这个人的才干，他是不会写出任何没有重大意义的东西的。不过只有研究杜尔阁的专家才需要除去《考察》而外还去涉猎他的其余著作。除了一个例外情况，我们的研究将以此书为限。这本薄薄的著作显然是在极其匆促的情况下写成，从未彻底修改。如果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正文、注释、附录全部删去，只保留每页旁边的提要——并不是全部提要都要保留——那么杜尔阁这本书看起来就很像《经济学原理》了。事实上它比一本巨著非常详细的、带有分析性的目录多不了什么，不过这本巨著并不存在而已。然而，就像这个样子，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

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高一筹。为了形成这种看法，并不需要把杜尔阁实际上没有说过的任何东西算在他头上，也不需要把他说过而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含义归功于他。他事实上做到了他该做的一切。说他这本书没有完成或仅是一副骨架，我并不是意味着需要作一些难以确定的推断，或者加以慷慨大方的、添枝加叶的解释来完成它。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它所缺少的，任何合格的经济学家都可以补足而不需要从他自己的知识宝库中取出什么东西添上去（批评意见除外）。当然，没有人仅仅为了《国富论》的理论骨架而佩服《国富论》。它之所以有它的地位，是由于它成熟的智慧、丰富的实例和有力的政策主张。对于这位大学者的这部巨著，还要说的是：它是恒心，小心和严以律己的产物——而我们很难说，即使杜尔阁有一切的闲暇时间，他是否会搞出像《国富论》这样的巨著。还有，从这两本著作所取得的大不相同的成就，确实可以得出一条教训：至少在经济学方面，智力上的成就是不够的；有始有终这一点很重要；精细的雕琢、具体的应用、实例的说明也同样起作用；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距离那种用不消一页纸的短丈就能像物理学上那样形成国际思想的日子，也还远得很呢！杜尔阁的著作总算命运还打，那是由于他一生在另一个方面的显赫地位。即使如此，它也从来没有结出它本来很容易结的果实。

既然把他那本提要加以总结的最好方法是照抄一遍，同时由于它最重要的地方将在下面各章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提出几点一般性的评论而不搞什么“读者指南”。大致说来，这部论著的前三分之一——即前三十一节①——提供了理论基础，包括坎梯隆一魁奈的阶级结构图式，并对各阶级在生产与分配中的关系作了分析，这种分析带有重农主义色彩。有些基本命题，例如说竞争总是把工资降到生存最低水平，是他一直坚持的。第三十二节至五十节包括物物交换、价格与货币理论，写得无懈可击，而除去没有把边际原理以确定的形式明白表述外，和庞巴维克理论的距离是不远的。论著的其余部分主要致力于资本理论，时间居于十九世纪大部分著作之前，还有利息、储蓄与投资、以及资本价值等课题。在个别论点上的独创性既难肯定，也难否定；由于杜尔阁不注明出处，所以更是如此——对他这样一本粗略的论著，那也是无可指责的。但对于一切基本事实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想象，加上卓越的阐述方式，其所达到的程度显然足以使整部著作成为一个创造性的贡献，即使个别论点没有一个是杜尔阁独有的。而且，在所有论述“价值”与“分配” 的、后来在十九世纪后期变得如此行时的著作中，他的著作是第一本，其中实际上找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错误。如果我们说分析性的经济学花了一个世纪才走完了它的发展历程，而如果杜尔阁的论著发表后碰上一个反应灵敏的经济学专业能对它的内容加以正确的理解和吸收，只消二十年就行了，那也不算是过甚其词。实际情况是，甚至 J.B.萨伊——杜尔阁与瓦尔拉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不知道怎样去充分利用它。

① [看来很明显，舍尔的《文集》版本各节编号与《每日记事》中的原文略有不同，在后者中有一节或更多节被删去了。见第六章第 7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