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算术

我们曾一再有机会看到，对于所有类型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顾问行政官，调查事实是主要的工作，它吸引了大部分可供使用的人力，并较之当时所谓的“理论”取得了更令人满意的进步。这在一开始就是如此，只要举出博特罗与奥尔蒂斯这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可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讲授经济学的方式，特别是在德国的大学里，其特点是对那些与公共行政有关的事实作纯粹描述性的介绍。有一位名叫赫尔曼·康林的德国教授（1606—1681）通常被认为是首先这样讲授经济学的人。另外一位采取同样方式的教授戈特弗里德·阿亨瓦尔（1719—1772）则引进了“统计”（statistics）这个名词。这些“统计”主要不是提供数字，而是非数字的事实，因而在这些教授们手中并没有什么工具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统计方法。但是提供这种情报资料的目的。与我们利用更精细的方法处理数字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十分相同的。直到 1838 年，皇家统计学会——这是它现在的名称——所采用的统计学的定义，仍然是在于“社会情况与发展前途的表述”，正好概括了康林与阿亨瓦尔的工作。②但是——对于学术界是多么不幸！——真正有意义的进展并没有从这里开始。

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威廉·配第爵士所领导和鼓动的一个英国小团体。① 他所称的政治算术，以及他个人对它所作贡献的性质，由他最有才能的追随者之一达文南特以无比公正的态度陈述如下（见《论政治算术的功用》，全集第一卷，第 128 页。）：“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无疑是很古老的⋯⋯[但是配第] 首先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并且理出了一些规则和方法。”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方法”——当然也不是他发明的，但他似乎曾有助于使它们进入自觉的领域——并不是要以事实的收集来代替推理。配第并没有被“让事实自己来说明问题”这句口号所误。配第总的说来是一位理论家；不过他属于这么一

② 既然统计有时指各种事实的罗列，有时又指各种方法，无怪乎不同的工作人员从他们不同的立场提出许多不同的定义。以后我们还要着重提到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曾指出不同的定义多达 180 条。请参阅 G. 罗约的《统计学定义的演变》，巴拿马地理历史研究院出版物第 44 种（1939）。

① 配第（1623—1687）是个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是年科医生、外科医生、数学家、理论工程师、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商人——他是那种精力充沛、几乎任何事都能做成功，甚至能转败为胜的人。虽然他因为多才多艺而有所失，但他在经济学史上仍不失为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说到他的身后盛名，除去他的成就外，运气也帮了他的忙。马克思认定配第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使他除了在 1857 年受到罗雪尔发起的资产阶级对他的赞扬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者的喝采。因此那些没有其他课题可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许多对配第的启示真谛一无所知的人，也都跟在后面吹捧他，其中德国人更甚于英国人。我建议细读一下 E.菲茨莫里斯勋爵所写的《传记》（1895）。配第著作中对我们最为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5 年写成，1691 年出版）；《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2）；

《政治算术》（1676 年写成，1690 年出版）；《货币略论》（1682 年著）；《略政治算术论文集》（1671—1687 年著）；所有这些部由 C.M.赫尔的《威廉·配第爵士经济文集》（1899）收集在一起重新出版。这个版本还包括了著名的《对死亡人员清单的自然与政治观察》，最初由约翰·格劳特出版（1662 年）。这是一本可以看成现代人口统计学起源的著作，其中配第究竟有多大贡献，是长时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不管怎样，格劳特不应因此而被称为统计学的“创始人”。兰斯多恩侯爵编篡的《配第文稿》（1927）与《配第与索思韦尔通讯集，1676—1687》（1928）的出版对 E.菲茨莫里斯勋爵的《传记》有所补充。

种理论家：对他们来说，科学实际上就是测量；他们创造出处理数据的分析工具，而从心里鄙视其他任何工具；他们概括出来的规律是数字与推理的联合产物，决不允许把数字与推理分开。这种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与牛顿从事研究的方法——的关系是如此明显，以致必须强调指出，配第从未显示出要向自然科学惜鉴甚或牵强附会藉以强化自己论点的倾向。他仅是指出：“与其用比较级、最高级的形容饲和凭藉智力的争辩⋯⋯不如用数字、重量、度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样明显的是，他深知他这套方法论的纲领尚有疑难未决的地方。他已充分准备应战，并且展开也许是关于“方法”的第一场辩论。但是没有人攻击他。有几个人追随他。很多人赞扬他。而绝大多数人则很快就丢在脑后。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井没有忘记“政治算术”这个名词；他们甚至记得配第在各种实际问题上的观点，以及他的若干理论——正是那些在纯粹的口号中隐含的理论。而那个鼓舞人心的启示，那个富有启发性的纲领，在亚当·斯密宣称他对政治算术没有多大信心（见《国富论》第四编第五章）并且选择了和他口味如此相投的安全老路时，就全部断送在这位苏格兰教授笨拙的手里了，结果是二百五十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可说是一无所知。

不过配第给人口统计因而间接地给一般统计工作带来的推动力并没有丧失。这方面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功绩现在通常都归之于格劳特（请看第 317 页注①）。

下一章我们将谈到那一时期有关人口增长（或减少！）问题的争论。在1801 年人口普查以前，关于人口的变化至少在英国还只是一种猜测。不过人口变化问题只是格劳特或配第利用得自教区记录簿的“死亡统计表”而力图解决的许多问题之一。存活率的计算及其在保险上的应用，预防注射对寿命的影响，婴儿出生的性别比例，配偶平均维持时间的长短与夫妻年龄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从一个广泛研究领域中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这种研究在以后几百年中将沿着格劳特的著作所勾划出的路线而不断发展。称他为“死亡统计表的哥伦布”并没有充分显示他贡献的特征；也许更应该归功于他的是他对纷繁的现象所显示的一种方法论上的领悟，这些现象中的个别成份虽然难于捉摸，但其总体大致是可以用“法则”来加以描述的。以后的进展只要提一下几个主要的阶段就够了。首先精确探讨存活机会问题的是 E.哈利（《人类死亡率的估计》， 1693）。J.P.聚斯米尔希（《人口变化的神圣规律》， 1740）可以说是发展了他的英国前辈的成就并加以系统化、使人口统计确立起来的一个人。作为统计方法基础的概率论，是由雅克·伯诺里（1654—1705；

《预测技术》，1713）创立的，后来又为他的侄儿们尼古拉（1687—1759）及丹尼尔·伯诺里（1700—1782）所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现代经济学不仅与统计资料而且也与统计方法有密切关系，我们却不能沿着这一路线继续加以探索。不过这里没有谈到的，读者大部分可以从 H·L·韦斯特加德的《对统计学历史的贡献》（1932）这部杰出著作中一一找到。

另外一个对经济学本身更为重要的成就，也说明了经济学家们令人惊奇的愚钝（刚才我们还为之慨叹），那就是格雷戈里·金（1648—1712）的“小

麦需求规律”。①它是指偏离一假设的正常值的现象，意思是说，如果收获量比正常值减少一成、二成、三成、四成或五成，价格就会上升到我们所说的“趋势价值”之上——不过，金假设这个趋势价值是固定的，至少把许多年算在一起是如此——超过的比例是 10 分之 3、8、16、28、或 45。由此可以很容易地求出一个方程式，把隐含的需求规律表示出来。②值得注意的是：金虽然没有试图进一步仔细研究，显然他对这个问题是完全了解的；他能研究离开常态的误差，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着。更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尽管“金氏法则”逐渐为一般人所知，但经济学家既没有对它作任何改进——虽然只需沿着确定不移地勾划好的线索继续前进就行了——也没有以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其他商品，一直到 1914 年 H.L.穆尔（见下面第四编第五、七两章）才把现代的统计需求曲线像雪崩一样地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整整推迟了二百多年。但是让我们也不要忘记其他地方所做的计量经济工作，例如意大利的维里·卡利等人。

现在回到配第。他所有的或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在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国家实际问题的推动下写成的——赋税问题、货币问题、特别是旨在压倒荷兰人的国际贸易政策等问题，他思想的卓越品质表现在他所有的评论与建议中，但是井没有什么非常突出、非常有创造性以及与众不同的见解：它们代表当时最优秀的英国经济学家中流行的或即将流行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出奇的是：配第的推理是从多多少少已经清晰感觉到的一套原理或理论框架出发；他同时代的人有的也那样做了，他的理论框架并不比他们的表达得更为清晰有力。不过他也有些他自己独有的东两，足以显示出他的思考能力和理论才能。刚才已经说过，他从统计调查中并结合这些调查锤炼出一些概念，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在某几点上比同时代的人要走得远些。他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公正地说——是最有名的例子，在第六章中还要提到这个概念。还有一个例子是他对国民收入的研究：他没有在定义上多费气力，但他意识到国民收入在分析上的重要性，而且试图把它算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国民收入分析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虽然整个看来似乎还应追溯到魁奈（见下面第 3 节）。第三个例子是：每个人都知道一句听得令人作呕的老生常谈：“劳动是财富之父⋯⋯就像土地是财富之母一样。”这说明他为后代的理论家确立了两个“原始的生产要素”。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合逻辑地把这个母亲去掉，而宜称资本（“国家的财富、存货或储备”）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使人想起了詹姆士·穆勒对李嘉图体系所作的冒失的修改。①但是可以不厌其烦地再说一句：这些建议如果没有以后进一步的发展而

① 见《对 1696 年英国状况的自然观察、政治观察与结论》（第七节）。这是一本数量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极明白他说明了政治算术主张什么。但作者并没有把它出版。达文南特把这本书部分地揉合于他的文章《使一个民族在国际贸易中可能获利的方法》（1699），但是全书没有向外公开。直到 1804 年乔治·查默斯才将它出版，并附以著者的小传。前五节巧妙地从当时壁炉税的统计数字中推出了居民人口数、年龄分布、婚姻状况、械市与乡村的死亡卒以及与此类似的一些事项。第八至第十三节讨论财政事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第六、七两节最重要。除了有名的需求表外，这两节还包括其他值得注意的贡献，例如对 1688 年国家岁入与岁出的估计，对内类消费量的估计、对英国与其他国家矗银数量的估计。

② G.U.尤鲁已经把这个方程式算出来了：y＝—2.33x＋0.05x2—0.00167x3（见《谷的的生产与价格：评格雷

戈里·金法则》，载于《皇家统计学会杂志》，l915 年，第 296 页及相继各页）。

① 参看后面第三编第六章。

使之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其本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真正有点价值的是他对土地与劳力之间的“自然乎价”的研究，也就是他认为可以生产“一个成年人一天口粮”（附带若干修正）的一块土地等于这个人一天的劳动，从而将土地与劳动的价值联系了起来。坎梯隆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比这要彻底得多的研究。假如生产与消费的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所有条件严格保持不变，那么这个程序也许可以把这位经济哲学家的点金石交到我们手里——将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动的现有数量化成一个同质的“生产力”数量，用一个数字来表示，其单位可以作为土地一劳动价值的一种标准，不过，这个有趣的尝试和所有类似的尝试一样，最后证明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当然，这并不是对价值现象的解释，更不是一种劳动价值论——只可以说是一种土地价值论。至于分工问题，我们发现，亚当·斯密要说的，这里全都有了，其中包括分工对市场大小的依存关系问题。他只是粗略地谈到定价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见相反，他没有工资理论（除非我们愿意把下面的命题尊称为工资理论：劳动者的所得“应该”永远不高于他们最低的生存水平，因为如果多挣一倍，他们的工作就会少干一半！）他也没有剩余价值或地租剥削的理论（除非我们愿意把下面微不足道的命题也尊称为这种理论：如果劳动者要求得到全部产品，就下会有剩余；地租是支付生产成本后的剩余；随着需求增加，谷物必须从远处购买，地租也就上涨）。①不过，至少在一个构想得不太成熟的特殊例子里，配第对于产业之间报酬趋于均等的趋势倒有所理解。②虽然要使这个定理站得住，就必须谈到边际，而配第却没有谈到，不过在这里他实际上对于解释企业活动机制作出了贡献。

最后，假如能够说配第有利息理论的话，他的利息论应该追溯到经院哲学派那里去。直接的影响也不是十分不可能的，因为他曾在康尼的那稣会神学院受过一段教育。一方面他有所谓外汇是“地区利息”的说法，虽然没有说得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他会同意说利息是“时间的交易”——经院哲学派虽然没有接受，却是沿着这条思路想过的。另一方面配第有一个明白的陈述，大意是说利息是“在协商同意的一段时间内，无论你有什么需要，都要忍住不使用你自己的钱”的一种补偿。这简直就是晚近的经院哲学派的学说，特别是考虑到他曾经反对支付利息，如果贷款人有权随时收回债款的话。他对于利息与地租之间的关系——这里他显然没有能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贡献，也就是说他未能按现行利率对土地净报酬进行折现以求出土地的价值——所产生的各种各样但并不总是恰当的想法，也使人联想到经院哲学派的论证；

① 见《赋税论》第五章。这个区位地租的”发现”，热心的捧场者很容易认为具有报酬递减的意思，最后形成李嘉目的”全部”理论。不过，这样认识就未免违背历史了。

② 这个说法作为原始的分析方法实例，倒很有意思。简言之，假如以同样数量的劳动，一个人生产谷物而另一人生产白银，然后在作过某些通常的扣减以后（他还要扣掉生产者必需的消费，或者假设白银生产者除了生产白银外，还自己供应必需的消费资料），这两个人一般都会剩下一些谷物或白银。于是配第就认为，这两种净报酬的价值必然相等：而且既然白银是一种货币金属，这种相等关系就会决定谷物的货币价格，因而也决定谷物“地租”的货币价值。作为一种有益的练习，读者应该准确地弄清为什么这种论证不够充分，特别是为什么说它没有对地租作出任何解释。这种论证有时使人把劳动价值论归功于配第——用谷物与白银所包含的劳动小时来比较两者的价值。我们对这种事的意见，要看我们对这一比较标准的偶然使用到底打算怎样衡量。配第的“劳动为财富之父，土地为财富之母”的口号说明他的思路指的不是这个方向。

虽然对任何一位分析家来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闯入他的头脑，是不必从外界影响去寻找原因的。